三、“大国情结”与中国对印战略
通过分析“大国情结”对印度对外关系和整体战略的影响，可以看到“大国地位”是印度极力追求的目标和悉心维护的核心利益，在其外交领域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理解“大国情结”在印度外交领域的特别地位，有助于中国制定更为合理有效的对印战略。如果把本文开头提到的“力图促成印度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或至少避免使其成为中国崛起的阻碍”作为中国对印外交的目标，从印度的“大国情结”出发就能找到许多有益的线索。
促使印度扩大与中国合作，减少对华敌视的关键在于“投其所好”，使其政治精英相信中国并非印度崛起路上的障碍，中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非不可化解、中印友好更有利于争取和维护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布什执政时期对印政策的先例表明，如果只是对印度一味施以优惠，而不是从印度的“大国情结”出发具体分析，政治资本投资有可能血本无归。因此，这种“投其所好”战略的核心在于确定印度“好”什么，印度的“好”由哪些因素构成，在这些因素中哪些是中国可以低成本加以利用的。
经济崛起改善了印度的外部环境，也赋予其在世界秩序中的新角色，这促使印度在2001年把“经济实力”纳入“国家安全范畴”，自此经济成了印度谋求大国地位的重要方面。2003年美国高盛公司的《与BＲICS共同梦想——通往2050年之路》标志着印度以新兴经济大国的身份跻身“金砖”五国行列，而更拔高了经济实力在印度“大国情结”中的权重。2012年初，印度战略界有识之士发布了《不结盟2.0版本》，这份被认为“极可能代表未来印度政府立场”的战略建议书也破天荒的提出“印度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能否让数以几百万记的平民摆脱贫困”，而这一标准也是“检验政策的‘石蕊试纸’。”
这种对于经济目标的重视表明印度的“大国心态”已从原先单纯追逐国家地位和国际影响转变为更加务实的追求综合国力的提升，不再只关注军备、政治，而已开始重视国内发展，并视其为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740亿美元（2011）。但是，对此很多印度专家又表示了担心，认为中国的经济基数不仅比印度大，而且增长速度和增长稳定性均超过印度，因此如果印度和中国进行经济接触无异于“以己之短，攻敌之长”。而且，中国可以把经济增长的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进而威胁印度安全。
为了淡化这种对于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疑虑，中国对印政策可以在互利互惠为原则下，通过扩大经贸合作，努力帮助印度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使两国发展速度不至于拉开太大距离。比如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由于投资下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印度2013年的经济增长可能降至十年来新低。这就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经济外交的重点可以关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目前，印度已经同意邀请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印度铁路、电力、通讯等关键领域的建设。而且，截至2011年，中国对印投资只有1.8亿美元，印方到中国的投资仅4000多万美元，充分说明在投资领域，中印双方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合作。中印贸易方面需要解决的主要是印方逆差大的问题，对此中国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印方开放市场和提供保护，放宽印度IT及相关服务、制药和软件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限制。此外，中国还可以投其所好，利用二十国集团（G20）和金砖国家（BＲICS）等可以彰显印度“大国身份”的多边框架，与印度开展诸如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立发展中国家开发银行、加大货币互换和信贷的合作。总而言之，印度经济下行给中国对印外交提供了一个机遇期，而在这个机遇期内，如果中国能大处着眼于投印度“大国情结”之所好，小处着手于中印经贸合作之推进，可以使印度的政治精英确信，中印友好是其崛起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诚然，中印综合国力的差距、中印边界问题以及中国在其他南亚国家中的影响力都使印度在安全方面感到压力重重，而且这些因素在短期内也不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深化中印经贸合作并不能使印度放弃强化与美国的安全互动。但是，由于印度的“大国情结”，其必定与美国保持“安全距离”，并不会走的太近：虽然印度有可能和美国保持一定强度的合作，但只要中印不爆发正面冲突，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其成为美国全面盟友的机率就不高，而成为美国对华战略“马前卒”的可能性更小。从这个角度看，“大国情结”可以成为中国制定对印战略的一个重要视角，抓住这个关键着力点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论
“大国情结”是对一国谋求世界大国地位，渴望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抱负的归纳。这种现象并非印度独有，但是在印度却对其对外关系和整体战略发挥着非同寻常的影响。这种“大国情结”的特殊性在于它倒置“途径”和“结果”，使印度把“实现大国地位”当作目标，而把具体国家利益置于从属地位。诸多实例表明决定印度政策取向的标准往往是“是否有益于国家地位和国际影响”，而非“是否有益于具体国家利益”。因此，即使某项举措不利于印度提升综合国力和国家利益，但只要被印度政府认定有助于其提升国家地位和国际影响，这些政策就可能被采信。许多看似曲折离奇的现象，比如冷战后印度战略观的两次转型，以及中印、印美关系近年来的变化，都能透过印度“大国情结”视角，从中找出比较合理的动因和解释。
基于“大国情结”在印度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性质，中国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制定对印战略。进入21世纪以后，印度越来越重视经济实力对于其国际地位的影响，而经济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对印度进行经济帮扶，投其所好地协助印度提升“大国地位”，有针对性的缓解中印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淡化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加强中印经贸联系，增强两国在崛起过程中的相互依赖性，可以促成印度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避免其成为中国崛起的阻碍。
注释:
[1]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实力地位》，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总第2期），17－18页。阎学通教授对“多强”中的6国采取了“强/弱”等级分类法，综合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进行实力地位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3个方面均处于强档的只有中国，故而推出中国实力结构比其他六国更为平均，综合实力要大于其他六个国家。
[2]杨值珍：《印度制造中印关系不和谐音原因探析》，《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第39页。
[3]尚劝余：《21世纪的中印关系：机遇与挑战》，《面向南亚》，2003年第4期。
[4]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57页。在书中，尼赫鲁明确指出：“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可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5]孙士海：《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6]杨值珍：《印度制造中印关系不和谐音原因探析》，《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第34页。
[7]李莉：《冷战后印度的安全观及对华政策》，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4期（总第12期），第9页。
[8]H. Kapur：India's Foreign Policy 1947－1992，New Delhi1994，p.10； .
[9]MontekSinghAhluwalia，“FirstＲajKrishnaMemorialLecture，1995：EconomicＲeformsfortheNineties，”lectureatdepartmentofEconomics，UniversityofＲajasthan，Jaipur，Ｒajasthan.India.http：//planningcom-mission.gov.in/aboutus/speech/spemsa/msa033.pdf.“印度发展率（Hindurateofgrowth）”是由经济学家拉吉·克历斯那（ＲajKrishna）提出的概念，形容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所经历的“令人失望的”极低增长速度。
[10]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实力地位》，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总第2期），23页。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