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往基于家庭网和社交网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没有影响。这些结论的得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农民工个人网的范围界定不准，且对内生性问题解决不够。本文采用22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针对中国农民工频繁返乡的特点，证实同村打工网的规模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具有正向因果关系。为解决影响因果判断的内生偏误问题，本文采取赫克曼二阶段法和工具变量方法组合使用的多重模型识别策略，把村庄遭受的自然灾害强度作为工具变量。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网；内生性；因果关系
*作者：陈云松牛津大学社会学系，纳菲尔德学院，E －mail：yunsong2000＠gmail.com
感谢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SteveMorgan 教授、牛津大学社会学系Peter Hedstrm教授、Nan Dirkde Graaf教授、Colin Mills 教授、牛津大学统计学系Tom Snijders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吴晓刚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梁玉成副教授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Mark Williams 博士的批评和建议。文责自负。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现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农民工人口已达2.3亿。
从以往的国际人口流动和移民研究看，社会网对移民或流动人口在目的地的社会结果（求职、收入和地位获得等）有很大影响，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非常丰富（Borjas，1992）。在中国研究领域，有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文献，探讨了社会网对农民外出打工决策（Hare＆Zhao，2000；Mallee，2000；Meng，2000；Zhao，1999；Zhang ，2001；Zhao，2003；Bao ，etal.，2007）和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章元等，2008，2009；刘林平、张春泥，2007）。
近年来有关农民工工资的实证研究成果并不多，无论是计量经济学文献还是社会学的定量研究，似乎也都说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等嵌入性资源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没有影响。例如，刘林平、张春泥（2007）通过对珠三角地区的研究发现，请客送礼和参加工会等社会网络动员并不能给农民工带来更高的收入。章元等（2008；2009）分别用10省和22省的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的家庭网、亲友网和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家庭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收入几乎没有作用。不过，就此得出社会网对于农民工收入并无回报的结论为时尚早。
特别是从社会学视角，无论是基于请客送礼的关系网，还是基于家庭的血亲网，都只是以农民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网络的有限子集。要进一步检验影响农民工收入的社会网络效应是否存在，就应尝试把社会网的分析单位放置到更为具体和更能有效传播工作信息的层面进行重新检视。针对中国农民工返乡频繁的特点，本文所提出的核心假设是：流出地村庄的外出打工人口——“同村打工网”，对本村的外出打工者在城市的工资收入有正向因果影响。
估算社会网对于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绝非易事，这是因为，在反事实因果框架之下，内生性问题一直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做出因果判断的主要障碍（陈云松、范晓光，2010）。具体到本研究，打工决策过程所导致的样本选择、打工网和收入之间的双向因果、其他遗漏变量以及测量误差等问题，都会引发严重的内生性偏误。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分析的研究现状看，社会学定量分析普遍缺乏对内生性问题的关注，而在同样研究主题的计量经济学文献中，这些问题也没有得到相对圆满的解决。
为验证农民工收入和社会网之间究竟有无因果效应，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回归分析中的内生性偏误，本文基于22省的农户调查数据，采取将赫克曼二阶段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相结合的多重模型识别策略。
其中，自然灾害强度被作为工具变量来识别收入模型。从数据分析方法的角度，这是社会网和社会资本研究领域内第一次采用多重模型识别的尝试。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以证实，村庄外出打工人数对于农民工在城市所获工资具有正向的因果影响。
一、假设的缘起：中国式打工
农民外出打工潮从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中国的人口流动结构，宏观层面上的相关研究文献汗牛充栋，这里不再赘述（参见王美艳，2005）。
本文力图指出，由于城乡收入的巨大差异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中国农民在外出打工决策和流动结构方面上呈现出诸多独特之处。恰恰是这些“中国式打工”的特征，引出了本文的核心假设：“同村打工网”对农民工在目的地的工资收入有正向显著影响。同时，这些“中国式打工”的特征，还对定量分析的模型设置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一）作为自选择过程的打工决策
人口流动的主要决定因素有两个，一是外部拉动，二是内部推动。
不管是外出打工还是国际移民，来源地和目的地之间的巨大收入差异，是外部拉动的最主要力量（Todaro，1969；Harris＆Todaro，1970；Robinson＆Tomes，1982）。而来自农民内部的推动因素之一是家庭剩余劳动力。赵耀辉（Zhao，1999；2002）和陈钊等（Chen，etal.，2008）认为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决定外出打工的重要因素。此外，大量文献表明，健康状况、年龄和性别等一系列人口学特征以及家庭和村庄属性（例如耕地短缺情况、农业税收执行情况、与大城市的距离等），都是推动农民外出打工的因素（Zhao，2002；Cai ，1996；Hare，1999）。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异，农民外出打工很可能是一个选择性行为：具有城市劳动力市场优势（男性、年轻和能力强等）的农民会更倾向于外出打工。这种选择性，既可以源自可以观察到的年龄和性别等，也可能来自一些无法直接观测的因素（例如性格和能力）。因此，在模型设置时，必须要考虑到面对的样本本身（即农民工群体）是一个经过双向筛选后的群体。这个群体是否随机和均质，尚存在很大疑问。
但如果定量研究以农民工为对象，就必须要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
（二）作为熟人网的村庄
以往的国际和国内移民研究都表明，流动人口主要是通过熟人和亲属网络来寻找到合适的工作（Granovetter ，1974；Montgomery，1992；Bian，1997）。
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研究认为，嵌入性资源能够对就业和个人劳动力市场结果起到促进作用（Lin ，2001）。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农民工的社会网主要是基于老乡关系和血缘关系。农民工和城市社区的联系很少，也很少获得城市的制度性的支持，因此，在找工作时只好求助于基于同乡和亲属关系的网络（Solinger，1999；Zhao，2003；Rozelle ，etal.，1997）。另有研究发现，70％的农民工是通过同村的老乡和亲属找到工作的（Meng，2000）。同时，对家乡的依赖也是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的组织控制所决定的（Skinner ，1964，1965a ，1965b ；Kipnis，1997）。最后，在外出打工过程中，基于同乡关系的信任是非常强烈的。翟学伟（2003）的研究认为，同乡哪怕并不直接相识，这种信任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
亲戚和老乡是两个具有不同跨度和规模的网络。以家庭和亲属为核心的血亲网应该是农民工求职最先寻求援助的对象。但章元、陆铭（2009）的研究却表明，这种以家庭和血亲为单位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非常微弱。不过，本文要强调的是，家庭网虽然不能直接拉动农民工的收入，但并不代表老乡网和村庄网不能对农民工收入有正向影响。因此，本文把网络分析的焦点从家庭网扩展到村庄网。这个拓展，既是基于理性行动的逻辑假设，又有非常充实的社会学理论依据。比如林南（Lin ，1999）的社会资源理论认为，行动者的资源嵌入在层层展开的社会网络之中。基于家庭的网络所载荷的是行动者最内层和最核心的资源，一旦这些资源不能满足工具性需求时，行动者会转而向更外层的网络寻求新的资源和建立新的关系。因此，当家庭网络不能对农民工求职起到作用时，有理由推测基于村庄的打工网可能会得到更多地利用。此外，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4）的弱关系理论也有同样的启示：对于农民工而言，家庭网络基于血缘的关系虽然比基于同村的关系更强，但提供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也可能是有限和重复的。
也就是说，更大范围内相对较弱的“同村打工网”，对农民工求职来说可能是比家庭网更重要。
（三）作为打工信息中枢的村庄网
同一个村庄的外出打工者可能分布在不同城市，天各一方的同村老乡，能否对各自打工求职带来帮助？从这个角度来看，用“同村打工网”而不是“所在城市的同村打工网”操作化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初看起来并不合适，但使用前者来定义农民工的社会网，却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渊源和实证基础。这是因为，中国农民工的流动与一般性的国际国内人口流动大相径庭。国际移民的目标往往都是在目的地国家挣足一定的金钱后再回国投资和定居（Massey，1987）。而在中国，农民基本把外出打工视为一种短期安排，在城市永久居住落户的例子非常少，也没有相应的心理准备（Hare，1999；Zhao，2003）。因此临时返乡（temporary return）和循环性外出（circuit migration）就自然成为中国农民工人口流动的重要模式。这个模式导致村庄成为分布在各地的同村打工者之间交流信息的主要基地。
实际上，这种“候鸟”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Chan＆Zhang ，1999）。Hare（1999）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民工平均每人每年返乡次数高达2－3次。Zhao（1999）的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农民工一年中在城市所待的时间不超过9个月。
也就是说，农民工的身份经常在打工者和务农者之间切换。正因为外出者不断返乡然后继续外出，异地之间的信息，甚至只通过外出者所在家庭就可以进行传递。因此，把基于村庄的全体外出打工者网络定义为本研究的农民工社会网，是中国研究不同于国际移民研究的一个特殊之处。
农民工何以形成临时返乡和循环外出的流动特征？第一，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阻碍了打工者在城市获得正式居民身份。尽管很多打工者已经成为真正的城市居住者，但正式合法地从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途径却非常有限（Wu＆Treiman，2007）。在没有城镇户口的情况下，他们及下一代在城市中的社会福利、医疗保障和教育机会都无法得到保障。第二，放弃家乡耕地的动机很弱。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出租手续繁琐复杂，农民无法通过出让土地的形式放弃农业生活（Roberts，2000）。此外，中国传统社会把农村的土地看作是一种家族传承的遗产，而很少作为一种用于交换买卖的商品。飞涨的房价和对外来人员的歧视，也让打工者对在城市永久性落户望而却步。
…………
五、结语
自20世纪70年代起的打工潮，迄今为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庞大和特殊的移民现象。尽管在研究农民工规模、机制和社会效应方面的中西文献汗牛充栋，但精确地估算社会网络对于农民工求职因果关系影响的研究仍不多。本文对这一领域研究的补充在于：第一，社会网本身具有内生性，因此对网络效应的因果判断困难重重。本文采取多重识别策略，用赫克曼二阶段法解决了定量分析中的样本选择问题，以自然灾害作为工具变量解决了其他一般性内生性偏误问题，使估算出的网络效应具有因果效力。这是在社会学的网络分析领域内第一次尝试。第二，本文针对中国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特点，引入了“同村打工网”这一概念，对农民工在求职中所真正倚重的社会网络进行了更为精准的操作化定义。通过高级模型识别策略和合理的农民工社会网度量，得出了和先前研究（刘林平、张春泥，2007；章元、陆铭，2009）不尽相同又逻辑一致的结论，即家庭网、亲属网、拜年网和送礼网等都不是农民工求职依赖的主要资源，村庄网，更准确地说是“同村打工网”，才是影响农民工收入的重要因素。而这个网络单位差异的内涵与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以及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吻合得非常好。这是因为，和家庭网相比，村庄网是相对较弱的关系网络，但会有更多更有价值的打工信息。能力较弱的农民工，更多依赖于村庄网络，而那些能力较强的农民工，则开始更多动员在城市中新近建立起来的网络资源。
最后要提出的是，社会网研究中网络的操作化定义应该进行多层面的探索和分析。例如，刘林平、张春泥（2007）从请客送礼和加入工会的角度测量农民工的社会网，证明了这类网络对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并无影响。但农民工在求职方面倚重的社会网络，可能不仅仅局限在这几个方面。章元、陆铭（2009）参考了奈特等对中国人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即把家庭拥有的亲友数作为网络的测量（Knight＆Yueh，2002）。但重要的是，奈特的研究针对的是中国城市居民，而当研究对象变为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时，这一操作化定义可能就不太适合。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和这些研究一起构成了对同一课题相互补充的多层面探讨。尤其是，本文和章元、陆铭（2009）的研究使用的是相同的数据。接下来，希望看到未来的研究进一步尝试把网络的分析单元和度量置于县乡等其他的层面，从而加深对农民工群体中网络动员范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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