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使用CHIPS2002数据，通过分析社会资本不平等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两个渠道——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对“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这一假说进行了检验。在完善农户社会资本的测量并构建综合指数的基础上，本文估计了社会资本回报率分布特征，并分析了地区收入水平变化对社会资本作用的影响。结果发现低收入农户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和回报率低于高收入农户，从地区差别来看也是有利于富裕地区农户。总的来看，社会资本是一个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因素。本文结论倾向于证伪“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这个假说。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户收入；资本欠缺；回报欠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网络影响收入差距的理论、政策与实证研究”（12CJL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感谢Lund University 的Sonja Opper 教授以及北京大学的叶静怡教授和付明卫、何石军、张义博、尹志锋等博士给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非常感谢谭藤藤在编程等方面的支持。当然，文责自负。
一、引言
自从Bourdieu（1983）、Coleman （1990）和Putnam等（1993）等人先后提出并发展了社会资本概念以来，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尤其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许多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能够在减少贫困或改善收入分布方面发挥作用（Knack and Keefer，1997；Grootaert et al.，2002；Abdul-Hakim et al.，2010），更有研究认为穷人的回报更高、有利于穷人减轻贫困，因而提出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的假说（Grootaert ，1999；Woolcock and Narayan，2000；Grootaert ，2001）。不过，也有文献不支持这种说法。譬如，Gertler 等（2006）最早提出质疑，并验证了对遭受意外负向冲击的家庭，社会资本并不能够平滑其消费；赵剑治、陆铭（2010）发现社会网络有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而Cleaver （2005）则发现社会关系、集体行动和地区组织不断将穷人结构性地排除在外，穷人并不能依靠社会资本来减轻贫困。从内涵上理解，“穷人的资本”强调了社会资本对穷人或贫困地区特别有利。这可以基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和功能的比较来检验，而且应该从减少贫困、收入、信贷、保险、就业、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进行。不过，核心仍然应该是收入差距的缩小问题，因为以上各方面都是以收入为中心的。如果穷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或者拥有更大的社会资本回报率，社会资本才能成为减少贫富之间收入差距的一种力量。现有文献对这个问题的检验仍然是缺乏的，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社会资本的运行机制，也有助于扶贫政策的改进。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2002）的农村家庭和行政村数据，从社会资本的存量和回报率两个渠道检验了社会资本收入差距的作用。与既有的研究相比，本文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本文分析了中观村级和微观家庭社会资本的多个维度并构建了综合指数，包含了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信任、网络和合作规范；其次，描述了社会资本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分布，在99个分位点上进行分位数回归并首次获得了较为完整的社会资本回报率分布特征；第三，首次检验了社会资本的作用是否随着地区收入水平的上升而减弱，并区分了市场化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社会资本作用变化的不同影响。本文利用分位数回归减轻异常值影响，分析处理了交互项引致的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使用了不同的分组标准，结论更为稳健。
本文的研究几乎没有发现支持该假说的证据，反而倾向于证伪该假说：低收入农户在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和回报率两方面都低于高收入农户，从地区差别来看也有利于富裕地区农户，可见社会资本是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因素。本文对这种收入差距来源的进一步分解，有利于更深入理解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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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
本文从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两方面对“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这个假说进行了检验，并仔细讨论了结论的稳健性，结果没有发现支持该假说的证据，反而发现社会资本拉大收入差距：（1）低收入的农户普遍存在社会资本的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问题。穷人仅仅在个别维度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比如与农业相关的传统互助规范，在其他的维度以及在社会资本综合指数上都占劣势。尽管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回报，但回报率呈现随收入上升而上升的趋势。（2）低收入水平地区的农户存在社会资本的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问题。从总体上看，贫困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确有资本欠缺的倾向，尽管他们在个别维度上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从收入回报率来看，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和综合指数是随着地区收入上升而上升的，说明有利于富裕地区。
本文的发现和Grootaert 观点不同。分歧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变量选取的不同。本文选取的维度更全面，而且综合指数也去除了量纲的影响，Grootaert只是局限于农户参加组织的各种特征，而且没有去除量纲的影响。二是本文基于99个分位点的分位数回归结果并由此得出的趋势，比仅仅基于5个甚至两个分位点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分析要稳健得多。三是Grootaert 以消费作为收入的代理变量，而本文直接研究其对收入的影响。
由于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对穷人同时存在，从而社会资本成为拉大农村贫富间收入差距的一个因素，可见它至少在中国农户的经验证据中并非“穷人的资本”，而是“富人的资本”。这与研究收入差距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本文对这种差距来源进行的进一步分解有利于深入地理解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缺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贫困群体，不仅缺乏社会资本，而且社会资本的回报率也不如富裕的群体。如果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市场力量影响收入的话，那么社会资本这种非市场的力量对贫富差距的加剧更值得重视。这是本文在微观层面发现的，而在宏观管理上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关系来看，许多文献显示教育能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和质量（Huang et al.，2009），那么增加贫困人口的教育投入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社会资本拥有量和经济回报率？对于改进长远的收入分配政策，这一问题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本文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存在社会资本内生性的可能。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大多未能很好地考虑社会网络的潜在内生性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这也是研究社会网络作用的许多文献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章元、陆铭，2009）。本文最可能的内生性来源是联立性。除了历史形成之外，微观个体社会资本主要由个体的投资形成（Glaeser et al.，2002）。在社会资本具有正的经济回报的条件下，作为理性人的农户应该会进行社会资本投资，因此送礼支出和参加的经济组织等指标与收入之间就有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而且，如果某个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是内生的，那么它与其他变量的交互项也是内生的。这样，在本文社会资本变量及其交互项都较多的情况下，要找到数量足够且良好的工具变量，在既有的数据中难以实现。本文的综合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内生性影响，基本结论是可以接受的。未来的研究可以只专注于某一种社会资本如社会网络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这样可以更深入地分析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收入的过程，也便于解决内生性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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