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从思想史上看，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就社会身份而言，诸子属广义的“士”；从思想文化的品格看，诸子又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形成自身思想系统的思想家。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作为创造性思想家的“诸子”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的整个历史衍化过程，这一过程在今天并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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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之学的内在特点，可以从不同方面加以理解。在历史的层面上，诸子之学首先具有思想和文化的承继性或延续性。诸子百家，尽管各有创见，但并非完全没有思想之源。历史地看，在诸子之学形成之前，《诗》、《书》、《易》等元典已出现，它们对诸子的思想具有不同意义的影响，这一点，从诸子在其著述中每每引用《诗》、《书》等文献，便不难看到。孔子曾提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中的“述”代表了对以往历史的延续、承继。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完全不“作”，毋宁说，这里强调的是以“述”为“作”的前提。尽管与思想立场、观点的差异相联系，诸子对以往思想的侧重、取舍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在与此前的思想发展存在历史联系这一点上，又具有相近的趋向。
诸子之学的历史承继性，同时体现在更广的社会历史文化层面。早在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已提出“诸子出于王官”之说，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等等。此说之源，又可追溯到刘歆的《七略》。直到近代，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仍肯定这一看法。认为诸子中的某一学派源于历史上的某一职守，这种简单的一一对应自然未必合乎历史的事实，然而，从另一角度看，以上观点似乎又多少有见于诸子之学的兴起与以往的历史文化发展之间并非毫无关联。质言之，“诸子出于王官”之说不必拘泥于其中的具体历史结论，其意义应当从肯定诸子之学具有宽泛意义上的历史承继性这一角度去理解。
诸子之学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它们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相对于以往对世界及相关对象的理解而言，诸子之学确实富有思想的创造性。尽管学术立场不同、思想倾向各异，但各家各派都基于对时代问题以及宇宙人生原理的不同理解，提出了自己核心的观念，并由此建构自身的思想系统。如孔子提出了“仁”的观念，并以此为宗旨，建立起一套儒学的体系；老子提出了 “道”、“自然”等概念，由此形成早期的道家学说；墨家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等观念，由此成为与儒家并列的另一显学，如此等等。通常以所谓“轴心时代”指称诸子所处的历史时期，这里的“轴心”隐喻，也基于诸子的思想创造。先秦时代如同西方的古希腊，是新的、创造性思想体系形成的时代，它所具有的思想原创性、突破性，使之成为后继思想发展的历史之源。从汉魏，到隋唐、宋明，直到近现代，中国思想的历史发展，总是不断回溯到先秦时代。
从另一角度看，诸子之学所展现的思想突破，同时也体现了思想历史发展的间断性。近人如胡适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此说既在历史层面有见于诸子与王官之间作简单对应之弊，也蕴含更广层面的意义：如果说，“诸子出于王官”之说从一个侧面触及了诸子思想的历史承继性，那么，肯定“诸子不出于王官”，则意味着确认诸子之学包含对以往文化思想的突破、超越这一面。
宽泛而言，对诸子之学的思想旨趣以及内在关切的问题，可以借用后来司马迁说过的两句话来概括，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诸子之学的具体内容当然复杂而多样，但从最广的层面看，则各家都在不同意义上涉及以上两个方面。所谓“究天人之际”，包括对人和自然、人与超越的对象或超验存在之间关系的理解。诸子从不同角度涉及这一类问题：事实上，天人之辩，便构成了先秦诸子论争的基本问题之一。儒家之主张仁道原则以及天命观念、墨家之重兼爱和天志、道家之强调“道法自然”和“无以人灭天”，等等，都从不同方面展现了对天人之际的理解。这里既有价值观上注重自然原则与突出人道原则的分野，也有形上层面对“天”的不同规定。
“通古今之变”中的“古今”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其中也包含着具体的历史、文化、政治内涵。从一定意义上说，前述“诸子出于王官”的看法也关乎这一方面的问题：“王官”包含政治、文化的历史内容，认为诸子之学与“王官”具有相关性，也表明诸子之学涉及广义的政治、文化内容。先秦时期与天人之辩相关的另一重要论题，是礼法之争，礼法问题在实质的内容方面关乎政治主张、治国原则：究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还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法之争同时与王霸之辩相涉：应当实行仁政、王道，还是实行霸道？诸子之间就这些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论争，其中涉及对理想的政治体制、社会形态的不同理解。这种论争在形式的层面与广义的古今问题相涉：礼制、王道，往往表现了以三代等为代表的理想（古），法制、霸道则体现了当时的形式（今）。事实上，直到近代，古今问题依然包含多方面的政治、历史内容，如作为近代思想重要论争的“古今中西”之争，其中“古今”的形式之下便包含在历史走向、政治道路的选择方面的不同立场和取向。
在诸子之前，“究天人之际”的问题，常常与巫术活动相纠缠，后者又主要与巫师相联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巫”被赋予沟通天人（上传下达）的功能：一方面，“巫”向天表达人的意愿和要求，另一方面，“巫”又向人传达天的意志。在此意义上，他既是天人之间的桥梁和中介，又是把握天人关系的“专家”和“权威”。“巫师”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处置，首先以“巫术”为途径和形式，巫术在总体上则包含神秘的、超自然的方面。这样，在巫师、巫术的层面，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也总是相应地具有某种神秘性。就“通古今之变”而言，在诸子之前，“古今”问题所涉及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往往由“王官”或官方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垄断的。作为传统社会政治、文化活动重要内容的“制礼作乐”，以及礼制的传承和损益、对礼乐的规定、解释，便主要由王朝的最上层所主持。这种状况，与“学在官府”的历史背景具有相关性。
然而，在诸子出现之后，以上情况便发生了变化。“究天人之际”不再是“巫”这一阶层的专利，“通古今之变”也非“王官”或具有官方性质的意识形态所垄断。作为诸子社会依托的“士”既不同于“巫师”，也有别于“王官”，但在某些方面却“兼有”二者的身份和功能，而作为其思想代表的诸子则开始承担原来有巫师和王官所专断的“究天人”、“通古今”之事。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转换，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天人之间的解释者、古今过程的通变者之变更，而且更在于“究天人”、“通古今”所涉及的内容与形式的实质性变化：相对于巫师借助巫术沟通、解释天人关系所呈现的神秘形态，诸子所展开的天人之辩更多地具有现实的内容和理性的形式；相对于“王官”所体现的官方化意识形态而言，诸子对古今关系形式之下所涉及的政治、文化、历史内容的阐释与理解，更多地表现为个性化、独创性的思想系统。如果说，前者涉及超自然的、神秘化的把握世界方式向理性化的把握方式转化，那么，后者则意味着“王官”化（官方化）的思维方式向个性化的自由思考转化。后一方面的衍化，在逻辑上伴随着从学在官府到私人讲学的历史变迁。尽管与历史的承继性以及当时具体的时代背景相联系，诸子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摆脱神秘性，但较之此前的“巫师”、“王官”，诸子的思想无疑具有更多的理性内容与自由的形式。事实上，先秦的百家争鸣，便既展现为一个理性思考的过程，又表现为诸子之间的自由相争和讨论。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在诸子之学中，不仅可以看到经与史之间的相通性，而且也不难注意到经和诸子之间的相关性。先秦时期当然还没有形成经学，不过，如前所述，《易》、《诗》、《书》等后来成为经学领域经典的典籍却已存在。从王阳明到章学诚，都曾提出“六经皆史”之说，其中强调的是“经”与“史”之间的统一性。广而言之，除了经史之间的这种交融外，后来成为经学内容的经典及相关理论与诸子之学也呈现内在的关联。一方面，后来成为经学内容的经典如《诗》、《书》、《易》等不断为诸子们所引述，并构成他们思想的重要来源，从中可以看到后来成为经学内容的经典文献对诸子的影响。另一方面，诸子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孔子、孟子，其思想后来成为经学的重要内容，其著作则在后来成为经学典籍的重要构成。在中国思想的尔后历史衍化中，有所谓经、史、子、集之分，与之相关的是经学与史学、经学与诸子之学的分野。然而，从历史的源头看，后来被作为经学的思想内容与诸子之学之间，并非彼此截然隔绝。如后文将进一步讨论的，这种交融，也制约着中国思想的尔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