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书写”的关联，本是古已有之的。据说孔子修《春秋》，便以“书法”见称。而“书法”一词，也长期为经史专用，一般读书人皆不陌生；到其也指毛笔写字的法则甚至艺术，似乎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了。后来寻常写字改用钢笔、圆珠笔，甚至不再用笔，“书法”也就渐成毛笔写字的“专利”。涉及历史记载的“书法”，现在连史学专家也不那么了然啦。
近年“历史书写”忽然成了流行名词，专业和业余表述中是否使用这一词语，常被作为入流与否的判断。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现在都被冠以“历史书写”的高名了，尽管那意思与孔子修《春秋》的“书法”不同。我自己对此新词，总感觉理解不充分。某次在学术研讨会上请教一位发言中多次使用该词的朋友，结果被其视为“别有用心”，乃正色曰：这是正式场合，是朋友也不能捣乱。其实当此“日日新”的时代，谁也不愿太落伍，我是真心想弄明白。看了李鸿谷先生《国家的中国开始：一场革命》（下引此书只标页码）的大作，终于茅塞顿开，悟出历史确实可以“书写”。
小学时候，作文老师就提醒我们，最简单的句子就是最好的。后来学英语时，老师也这么说。乃悟此或是外来的知识，因为我们中文的“散文”，本由韵文发展而来，句子从来就短，似无须有此提醒。但文法既然西化，这一提醒便很有必要。我自己进入所谓学界后，又多少看了点逻辑书，便总欲表述得周全，不知不觉中句子就长了起来。现在想要返璞归真，常做不到。李书的特点，句中多用逗号，每一分句字数不多，有时少于四五字，多亦不过七八字，超过十字的，就是长句了。这样的书写方式，最符合“简单就好”的要求。
自从高考作文的评分为“公平”而细化，表述的创新，渐有些如入无人之境；标点符号也不再是拘束文字的规范，而成为表现节奏的创新利器。句子可断可不断，时断时不断，也是本书的“书写”特色之一。这从书名就可看出。所谓“国家的中国开始”，相信很多未曾跟上时代的人，是有些不知所云的。与此相类，书中也还有些“半个中国决裂清廷”一样风格的句子，大概也是对常规句法的“穿越”（借用一个时髦的词语），特别能体现我们已是怎样一个“创新型国家”。不过，以标点表现节奏，虽出于完全不同的立意，其实甚合古意，或也算是温故知新。
书背的提要说，本书是“以新闻方法写史”。作者想以本书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新闻的方法论能否对历史的发现与叙述有所贡献”。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且两者也是相通的：历史现场有着各种驳杂的信息，后世研究者与读史人的基本功，则是返回历史现场，寻找、发现并再现其复杂甚或矛盾的各种事实。所谓史实重建，其理路亦在此。但是，重建历史现场的努力，其目标仅仅是还原现场，则远远不够。由现场入手，读史而知史，功用在于能否从现场里寻觅关键证据——促成辛亥革命成功的核心要素，由核心要素而深入，则能建立历史逻辑的框架，并据此提供历史解释。所谓的深度新闻报道，其方法即如此，历史研究又何能例外？（4—5页）
既然这就是新闻方法，与史学的确没什么两样。作者并云：用新闻手段书写历史的路径，即“回归历史现场，寻找现场里丰富而未必为人所知的细节”。针对历史作品“被讥为碎片化”的流行说法，作者明言其“就从碎片着手，去完成一个丰富性的过程”（264页）。对于这样的史学见解，个人也心有戚戚焉。尤其他指出了历史事实本是“复杂甚或矛盾的各种”，这是很多崇尚简明扼要的史家一向不重视的。
至于进一步“建立历史逻辑的框架，并据此提供历史解释”，则更是很多史学从业者渐已淡忘的要素了。而本书作者则明确了他想要“理解并为历史提供解释”（19页）。据作者说，所谓新闻方法，即“理解并解释任何事件或事实，需要三个维度里予以考察：冲突、人物与舞台”（5页），而他又特别赞赏读史的“格局”。
在作者看来，“晚清故事，跌宕起伏，恍如过山车。若无纲领性把握，各种历史事件，皆如碎片，难免散落一地，无可收拾，亦无法结构性认识”（14页）。记得杨国强兄曾慨叹清季士人的思绪，“化作了一地碎散的文辞”，不好收拾。本书的意思，若识得格局，有了纲领性的把握，就可以收拾散落一地的碎片了。这可是不低的抱负，而作者也以能识历史舞台的格局而自诩。 本书的主体是辛亥革命，作者以为，“历史事件中的各色人等种种行为，其来有自”；所谓历史舞台，“其变化没有那些戏剧性事件醒目，但却是种种事件积累而成”。重要的是“真正深入历史”，以“把握其间脉络”，才有可能“认清舞台格局”。要理解辛亥何以巨变，“必须拉开足够距离”，对晚清七十年的走向，有基本的认识。甚至“如果欲究慈禧对清一朝意味着什么，我们须再度拉开时空距离，来认识清一朝君主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权力”（6、29页）。
孟子早就说过，“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然而何为观“澜”之“术”？《文心雕龙》的提示，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后来蒙文通将此落实，以为任何学问史事，皆“百年积之”，而后“一朝偶致”，故其讨论历史事件，总是往前推一二百年以上。梁启超也主张，“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他自己研究“近三百年”的学术史，便把宋元明三代六百年作为“前头的时代”。可知这本是一些高段史家提倡的取向，惜曲高和寡，今日史学中人多就事论事，少见追随，却在新闻界还有知音，实在难得！
受钱穆影响，本书认为，“中国政治之传统，不脱人事与制度两端，而且先人事后制度”（52页）。在上述三要素中，作者对人物情有独钟。他虽也引用梁启超所谓二十四史皆“家谱”的早年说法（其实梁氏后来观念已变），但仍提出，“如果不深入家族史亦即‘家谱’，我们又如何得识中国历史之真相？问题只是，读史与述史者，有无穿越家族传奇与恩怨之能力。由人事纠缠进至制度结构，继而进入环境变迁，由三者之关联尤其是相互作用而稍得史识”（29页）。
在作者看来，历史本是“那些活生生的人创造的”。用新闻手段书写历史，最当关注的就是“在历史现场里，那些创造历史的人，在如何创造”（264页）。故本书特别强调，若失去了“促成传统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那些核心人物”，则“历史将无可论与叙”。换言之，历史必须以人为本，也只能以人为本，并尽量展现出活生生的能动状态。自从梁启超的家谱说流传以来，这样透辟的见解，在史学界已久违了。不意在新闻方法中尚存，能不让我们这些历史学人再三赞叹！ 的确，这就是一本以人为本的书。全书除绪论外凡七章，其中五章的题目都以人物为核心，其余两章，看似说事，其实也是以人说事，不过是以新闻方法“记录这场冲突中的人与事”而已。作者选择的最主要人物，依次为孙中山、康有为和袁世凯。在其具体的论述中，则也侧重慈禧太后、摄政王载沣以及革命党一边的宋教仁。难得的是，一般历史学者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很少使用末代皇帝溥仪的回忆，而本书则特为引用。尽管那时宣统皇帝实在年幼，后来的回忆录也是在特殊的氛围中写出，不免说些言不由衷的话，然而有些家庭的观感，仍是别处无法得见的。
本书对不少人物的把握，以及通过人物认识相关史事，大体不错，并时有所见。例如，书中说孙中山与留学生这一新兴团体的合流，使“革命力量得知识分子之助，由边缘而核心，超越从前”（16页），基本把握到了历史的主线——尽管当年读书人对革命党的提升主要不是什么留学生，而更多是适在日本的章太炎、刘师培一类菁英读书人。其余倾向于革命的留学生本非什么人物，他们能与当时名满天下的康、梁论战，其地位才从nobady变成了somebody，大大上了一台阶。
书中关于戊戌变法转折前“袁世凯的三十个小时”的辨析，可以说捕捉到了史学论述的新进展。在“轻易为袁世凯开脱，不智”的判断下，得出“袁世凯做了什么，目前仍是谜”的结论（84页），甚有分寸。而作者一再惋惜张之洞改革地位的被埋没（100、106、108页），尽管其所本的论述尚多误会，仍表现出难得的眼光，已超过了目前史学界流行的认知。
不过，对人物的理解和认识，有时真需要看人说话。例如，康有为本是一位学涉中西而眼观八方之人，又有过俗所谓“发神经”的经历，其感觉与常人或异，而又容易“跟着感觉走”。对这样的人，似不宜总以小算计的眼光看他。不幸这是一个“博弈”词语流行的时代，仿佛不算计一下别人就没本事；所以书中的康有为，也不时在衡断当时的权贵，而择其有权有势者亲近之。我不敢说康有为没有这一面，但这可能更多映照出今日的世风，以及作者自身所受时代的影响。观康有为一生的著述行谊，还真不像一个喜好小算计之人，更不是一个工于小算计的人。
阅读此书，触动我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即社会的历史知识与历史专业的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念头，产生于多次与其他领域的学者进行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对话，发现很多其他学科的一流学者，其历史知识基本来自中学课本；另一些已对历史本身产生了学术兴趣的学者，也常产生一些想象力特别丰富的见解，为史学同人所不敢想不敢言。我也不时在想，那些非历史专业的人，甚至史学范围里不在同一专业的人，他们平常都看什么样的史学论著呢？
本书的作者显然看了不少与这段历史相关的书，书的最后一章似乎就是介绍他写此书时所读书籍的感触。从其正式的引用可知，作者对晚清历史的基本观念，就建塑在其所提到的三本教科书（即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以及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三位作者皆已作古）之上。其余各书提供的，大体都是一些修正和补充。作者最喜引用各书的推测、评价和感慨，颇可见其选择的眼光。
就我而言，那几十本书有的仅是多年前曾寓目，有的则从未读过。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原来世间早有这许多惊人之语，顿生大开眼界之感；亦颇叹过去读书不认真，错过了不少灼见。更发现了“阅读”本身的重要——读者对书，真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本书所言：对于历史，“你有什么样的视野与格局，便能接近多少‘真相’”（262页）。我的进一步领悟是，有些专业书籍，也像通俗读物一样打动着读者，并让有心的读者记住了这些相似之处。
本书很多精彩的见解表明，好几十年前写出的教科书，似不比现在的教科书差。如果这样，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以前的教科书写得实在好，无需怎么修订；二是我们这方面的研究没什么进展。对于前者，至少没写教科书的人或愿承认；对于后者，曾在或正在这一领域里“打拼”的人，显然不同意，而且会“不高兴”。
套用前段时间流行的话，即使“不高兴”，也且慢“说不”。还有第三种可能，即研究虽也有进展，但并未充分反映在新的教科书中。本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几十年的研究确有进展，这些新的认识还应当改写成非专业学者甚或非学者愿意也能够参考的形式。专业学者若自说自话，“躲进小楼成一统”，就怨不得一统之外仍有百舸争流。
作者是认真思考问题的，且时有所见。其最具启发的见解，是指出了孙中山的《革命方略》，在进入“宪法之治”前，有历时九年的“军法之治”和“约法之治”；而清廷的预备立宪，最初也是定为九年。过去多表扬孙中山而指责慈禧太后，然而“两相比较，对真实中国国情的理解，是否也包含在双方都选择的九年的培育期里呢”？更值得反思的是，两个九年培育期的选项，“皆被历史之轮轻轻掠过，无影无形。或赞或抑，皆无可言”（156页）。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睿见。清末民初主编《东方杂志》的杜亚泉早就指出，“改革政体、实行立宪”，本是清末革命运动的最终目标。实际的结果是，革命转换了国体，却未能实质性地改变政体；故民国建立，“革命之伟业虽成，而立宪之前途尚远”。我想，造成此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时人心目中的“宪法之治”非泛指而为特指，指向的是一种全新的外在制度；而要实施这一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新体制，没有一定时间的“预备”，确实难以成形。
本书作者的本职工作也与当年的杜亚泉相类，在认识历史方面，新闻学的眼光确不逊色。作者曾说，新闻角度的“历史写作，史料都有，找书总是容易的”。可知在新闻视角里，写历史的书就是“史料”。由于“史料俱在”，成果众多，“按新闻从业者的角度观察，即信息已经极其丰富”，接下来的，一是“对你阅读能力的考验”，二是“如何寻找叙述结构”（264-2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