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历史书里做新闻，正如在档案里做田野，长处在于眼光，短处亦然。当所据“史料”多为早年的教科书时，不仅“阅读能力”，其“叙述结构”也面临着考验。作者知道，“仅仅以权力争夺而观历史，过于菲薄”（19页）。本书的解决之道，一是走向细节，构建一个丰富性的过程；一是走向结构，形成框架性的历史认识。然而细节本非教科书所侧重，则结构便在无意之中成了叙述的源头活水。 几十年前，史学还洋溢着科学成就影响下的乐观和悲观。受其影响，本书也一则曰“人口与土地之关系，又为传统王朝更替之基本规律”（7页）；再则曰“土地与人口之关系，实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王朝轮回’的历史自然之演进”（33页）。在此认识基础上，书中有不少关于十八世纪中国人口在不长的时间里大量增长的描述，且皆有精准的数据支持。特别是那时人口猛增耕地还减少，给人印象特别深刻，仿佛中国人突然改成了一日一餐（作者引用的数字说，十九世纪人均耕地仅一亩八分，而租地耕种者可能留下的粮食每亩仅1.05石，则人均粮食不足2石）。
中国人生活的俭朴是举世闻名的，但可以少吃多生，还不怎么生病（否则人口也增长不了多少），总觉得与一般的“人类”太不一样。蒋廷黻曾说，中国的文人往往“多特识而少常识”。在现代学科的体制下，学者有意无意之间，又常以所学专业的“特识”来否定“常识”。与上述相类的不少“数字化思考”，便最容易征服那些崇拜“科学”的“尽信书”者；他们死记硬背了特定的书本“特识”，不仅忘却了“常识”，也不知还有其他书本的“特识”。
若从科学观史，本书所借鉴的科学史论，或更多是“社会科学”，而忽视了“自然科学”——在明代后期，即清代人口大增之前，已有番薯（红薯）、番麦（玉米）和洋芋（马铃薯）的引进。任何哺乳动物都很难在减少摄入的情形下扩大再生产，遑论成倍数的再生产；不论什么人种，若不增添这许多吃的，还能成倍数增长，稍具常识者皆难接受（或许某些“社会科学家”可以接受，正常的“自然科学家”便只能“跌破眼镜”，并对其“社会科学”同人的想象力佩服不已）。
新闻素来是偏向标新立异的，今日的新闻尤其具有穿越特色。在新闻方法中浸润久了，再加上现在人人都生怕不“科学”，或许易受这类“数字化思考”的影响。我猜作者引用这些论述，或不过是对既存科学史论略表敬意，以示新闻方法的科学性而已。好在本书不以此为重，这样的背景性疏忽，尚不至于影响全书的论断。因为作者似乎并不认为清末的鼎革有多“传统”，他特别强调了“对于清一朝，更关键的因素是环境变迁”——列强的“外部挤压”给中国造成的结构失衡，这个作者眼中的“变量”，几乎改变了一切。
在我看来，帝国主义的入侵，的确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变化。本书对此有很清楚的把握，注意到“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大臣选择，无论慈禧还是光绪，都需小心探测洋人之意”（13页）。看到权势转移的征兆，是非常敏锐的观察。不过，后面接着说庚子后“慈禧终于臣伏列强了，她决定的清廷未来之方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若论清亡，此刻已亡。之后，清廷只不过是赔偿列强的‘代理人’而已”（14页）。虽有所本，还是说得口滑了些。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确是清廷上谕的原话。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便将其翻译成“一定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巴结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与国’”。但这多少有些断章取义。王开玺先生六年前就撰文指出，此上谕针对着庚子赔款的中外谈判，从上下文看，意思是要谈判大臣“以最小的代价，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来‘结与国之欢心’”。
这一解读大体不差。其实也不必是什么“新解”，当年的读书人应皆明白，否则早已“举国哗然”了。尽管王先生也说：“本文的‘新解’并不从根本上影响史学界关于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走狗与工具的传统评价。”似乎他仍赞同上述“传统评价”，其实当然不是，否则何需写此文章？大概王先生的“新解”尚未被写进教科书，导致这一“传统评价”为本书所采纳。可知在书本里做新闻，不易。
进入“辛亥革命现场”后，本书着重论述了“三种倾覆清廷的政治力量”，即：一、“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二、“士绅集团的立宪派”；三、“袁世凯与军人集团”（5页）。这大体是延续李剑农的见解，不过李剑农对袁世凯一派的界定，始称“实力派”，更多则称“军阀官僚派”；而本书作者似更“尚武”，遂删去了“官僚”，仅剩下军人组团。这多少有些后见之明的意味，清季之人便少有这样的看法。而且，假如当年确有所谓“立宪派”，在那时很多人眼里，立宪的主要推手袁世凯就应是最重要的成员，而不是另一个“军人集团”的代表。
其实，我一向对“立宪派”的用法有些保留，因为太多的人被涵盖在这一标签之下了。本书也注意到“立宪派”其实“分国内与海外两支”，已经比很多当下的历史学者高明。但当年的立宪本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革政进程，要说国内“立宪派”的支柱，那就是从慈禧太后到摄政王的领导核心。至少慈禧太后深恨着国外“立宪派”的康、梁，其余倾向立宪的朝野臣民，对此心里也都明镜儿似的，他们恐不愿与逋逃之人化为同派（假如愿意，清廷的宽容就真为世间少有了）。
那时的人际关系相当曲折，曾为改革大员草拟奏折的梁启超，就是一位被很多后人列为“立宪派”，又被很多当时的“立宪派”所排挤的人。 附带说，本书一则曰“代表传统文人集团的‘立宪派’”，再则曰“由传统中国士绅构成的‘立宪派’”（2页）。这样的表述，在那些被倚重的教科书中似不存在，或许作者只是信手拈来，借以修饰。但有些新闻学不重视的字眼，历史学却很看重。当年的“文人”和“士人”，实不能同日而语。如果起昔人于地下，那些被我们列入此派的人知道这原是一个“传统文人集团”，相信多数人会退出。又假如“立宪派”是由“传统士绅构成”，当年不怎么传统的、现代的或趋新的“士绅”，又划在哪一派？而被不少人视为“顽固派”或“保守派”的那些士人，是不够“传统”，还是“前传统”？试学学本书的表述风格：一个或许不经意的修饰，几十年的研究付之东流。
当然，或许后面这些人不被纳入，是因为其不在本书的论述范围之中。作者的定位很清楚，既然论述革命，则“清廷”这一革命的对象就不必是重点——它已“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不适而被抛弃”；即使对上述三力量而言，“清廷存亡与否，也都是为着应对现代化挑战的附属条件”（19页）。简言之，有了格局眼光的后见之明，被倾覆的“清廷”，只是“现场”的配角。 然而，“清廷”的界定可宽可窄，那许多宗室亲贵与百官，与这三派的关联如何？他们即使是配角，或也是故事中必不可少的。不过这确实不怪本书作者，当年的教科书，多以“革命派”为论述主线，就是“立宪派”和“军人集团”，也都仅是配角；本书将其升格为主角，已是一大突破了。
大体上，本书并非写给专业学人看的。作者的领悟力非凡，其所看之书和看书的倾向，则有些不可恭维。以其所据之书，而能有很多不凡的见解，确已难能可贵。最主要的是，作者写书的基本态度，乃是“放下斗争心态，尝试着去与历史和解”（19页）。比起那些想要“拷问”历史或至少“拷问”史料的人，真有霄壤之别。窃以为这是治史最重要的基本态度，所有习史学者都应参考，甚至学习。
学问从来都是相通的；甚至学与非学之间，也是相通的。我们实不必太看重什么新闻学与史学的区分。且两者确有一共性，即都要讲故事，还不能离真实太远。今日新闻的故事讲得如何，且待他人评说。史学本是最需要讲故事也最适合于讲故事的，但我们的很多历史著作，确实没有多少“可读性”，不能让老百姓喜欢，同时离真实也未必就有多近，还大有提高的空间。
另一方面，正所谓习惯成自然。一件事做久了，也有一些惯性的思维模式，不知不觉之间，便会显露出来。“辛亥革命何以发生”，对于作者，便只是“一个小小的疑问”。全书二十余万字，除去名为“那些人，这些书”的读书笔记，以及名为“革命的民国逻辑”实则陈述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大概也就十五万字。作者对于这一小小疑问“竟衍生出如此篇幅”，以及“弄清楚一段历史，实为一个漫长的过程”（指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皆颇为感慨（270页）。
这些大概都是新闻学的标准。对于史家来说，“辛亥革命何以发生”这个问题实在够大，可能几代人都难以回答。要认识辛亥革命并讲述其故事，几个月的时间，十几万字的篇幅，绝对属于超凡绝俗之流，已入言简意赅之境。套用新闻学老前辈杜亚泉的话说，辛亥鼎革，实乃“五千年以来之大变”。史家言此，常有五千年的重负在身，触处皆感桎梏；而新闻学的好处，则没有那么沉重的压力，故思想较能解放，思路也更活络。
那些连历史剧也要挑剔的史学从业者，或会对本书的严谨程度不甚满意。然而讲故事也有说事与说理之别，正如作画有写真与写意之分。前者只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后者便可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同样读那些历史教科书，本书作者展现的想象力，可谓丰富。读书当读其佳处。对于本书灵动之笔触，意会足矣。如作者所言，“弄清楚一段历史，实为一个漫长的过程”。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之路，还修远着呢。史家能自振作，写出足以让人借鉴的作品，才是学术建设的正道。 （《国家的中国开始：一场革命》，李鸿谷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二年版，2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