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中国银行的案例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我们应该讨论一下国有企业转变为国营（盈利）公司在微观层面上、即在企业内部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一般的经济学家们不会关注的问题，因为他们注意的主要是理论“规律”和宏观数据。而我们这里要问的是，在公司的微观运作层面，市场化行为是否真的像科尔奈说的那样不可能和国家所有与国家经营相结合？是否唯有私有化才可能破除官僚行为？如此的问题亟需一位具有洞见能力的经济人类学家来系统深入研究。
在那之前，我们要感谢新近发表的中国银行（中行）董事长（和党委书记）肖钢（2011）关于自己近年来领导中行改革的比较细致的回顾和论述，我们可以据此作一些初步的分析。中行是一个好的案例，因为它是个比较高度官僚化的单位，也是较晚被执行市场化改革的单位。而且，肖钢的追述不是抽象的理论性探索，而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实践回顾。
首先，此书说明的是，国有企业公司化的关键并不简单是、甚或不主要是产权的
改革，而更主要是该单位人员价值观的改革。肖称之为从“官本位”的态度/文化转化为“民本位”。要体会肖钢所表达的道理，我们只需稍微回忆之前国内银行职员的官僚态度——在等待了一个多小时之后，“顾客”所面对的是一个说话像官员对小民发话的办事员。新的理念是要破除如此的“文化”而建立一个为顾客（“民本位”）服务的态度。
肖钢的论述会使我们联想到科尔奈理论的某些部分。旧的运作“文化”源自中行的官僚人事制度，其领导职员拥有官僚职位，诸如处长、副处长、科长、副科长，是庞大的官僚等级体制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补充说，如此的“共产党”管理人员所继承的是传统的官僚文化——人们要经过长年的苦读和考试才有可能成为一名官员，因此很自然地会把自己的官职当作某种报偿，并自然地期待一定的特权和报酬。从而导致肖钢所描述的现象：“员工对企业的‘索取’和‘依赖’思想，大于对企业的‘贡献’和‘发展’思想。”（第31页及其后）
同时，“官本位”的企业文化意味的是非常稀少的晋升机会。唯一的途径是官职的提升——唯有升官才能获得更高的报酬、更大的权力、更高的荣誉。在肖钢的描述中，这个制度等于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第41~42页）。这里我们可以再加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国体系更僵化了如此的官僚制度，在繁琐的等级中，从中央往下每一层对下一层进行紧密的控制。升官意味着要获得上一层官员的认可，因此而促使层层官员的普遍媚上和任人唯亲。
正如肖钢所说，类似单位的改革关键在于其运作文化。他特别强调需要重视专业技能（第5章），为此，中行努力建立了凭专业技能晋升的途径，使其薪酬相应于专业知识、技术和表现，使其和管理人员能够达到同等甚或更高的薪酬。同时，尽可能促使审核制度专业化，对人员的顾客服务或新业务开发表现进行“科学的”评估。在肖看来，不能像高校审核制度那样只走形式。
肖钢提到几个其它的次级措施。一是尽可能引进青年人才。另一个是在中行内部创办专业培训班，借以提高现有人员的专业水平。再则是聘雇外国顾问公司来协助改造银行的“人力资源”，特别是英国的一家翰维特公司（Hewitt Associates），到2011年已经持续八年，对中行的改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第34页）。最后是从国外以数百万元人民币的（按照中国水准来说）高薪聘请总行的信贷风险总监。这里，肖特地提到一位这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美国专家Lonnie Dounn（中文名字叫董乐明）。显然，这是为了更好地避免重犯过去（因关系或政策而导致的）众多坏债的失误。
和以上的一系列措施相比，央行资产的私有化显然并不那么关键。这里肖钢的叙述直接挑战科尔奈的理论。央行固然引进了四家外资伙伴，即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瑞士银行（Swiss Bank）、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 Singapore），但四家的股份加起来总共才16.85% , 而作为中行法人的中国汇金公司所持股权则仍然占到83.15%。显然，引进外资的目的并不是要终止国有产权，而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在香港上市（2006年）——一个具有知名国际机构投资的公司对可能的投资者来说，要比中国国家独资公司更有吸引力。对四个外来投资银行/公司来说，其目的其实主要是上市的利润，而不是为了成为中行真正的伙伴。事实上，中行和这四家银行/投资公司的协议中包括中行无条件保证三年之内每年年终每股净资产值不会低于2004年年终签约时候的资产值，并且，如果在这个固定期间上市失败，这些外来机构可以撤回其所投资本。（第75~77页）
从一个“国有企业”转化为一个上市公司（虽然仍然是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意味着一系列的变化。之后中行的管理层必须以公司的股票市价为重，因此也必须关注利润和效率。同时，股市的法则规定公司在关键信息方面必须要做到一定的透明度。由此，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投资者的“监督”。私人投资者通过市场而掌握到一定的影响力，哪怕只是非常有限的权力。综合起来，正如肖钢所说，这些是改变中行内部“文化”的重要因素。
但是，中行在其它方面仍然维持了中国国家单位的一系列特征。在其28万职工中，足足有10万党员，共分6千多个小组、支部。（第95页）银行内部具有完全的党组织，包括其最高权力机关的党委，以及宣传、纪律、组织等各部门（第75页）。作为党委书记和董事长，肖钢无疑是全行的“第一把手”。
显然，这家国有公司的支配权是由共产党的国家组织所掌握的。银行的董事会固然包含外国投资机构的代表，但控股的中央汇金公司有权委任六名董事。同时，董事会只有权力委任全行行长和副行长，无权委任十分关键的25个组成部门的领导人员。国家政策和银行利益间如果出现矛盾，作为董事长和党委书记，肖钢占据协调和斡旋其间的关键位置。
在科尔奈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眼里，这一切肯定是过分的国家控制和干预，何况从产权角度考虑，中行仍然处于不可接受的企业基本国有的状态。但是，虽然如此，中行在肖钢的领导下，其实绩效磊磊。在2004到2009的五年间，其资产值翻了一番，净利润则增加了三倍（第28页）。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保守”（即具有相对高比例的资金储备而且完全不涉足金融衍生产品）的中行来说实际上是好机遇。在世界众多银行亏本的现实中，中国的银行大多仍然赚钱，因此占到全球银行所得利润的高比例。在金融海啸之前的2007年，中国银行业的（税前）利润才是全球1000大银行的4.6%，到2008年这个比例上升到10%，2009年更高达74%，2010年仍然居高于26% （第23页，表1-2）。凭借如此的绩效，中行以及中国的银行业可以说已经稳稳站定于全球经济中。[3]
这样，肖钢的著作为我们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并不简单是私有对国有、私营对国营的二元对立问题，而更重要地关乎“企业”人员在市场化经济中的目的、价值观和工作伦理。这些才是国有的中国银行改革“转型”为国有盈利公司的真正关键要点。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参与和支配看来和一个要在国内外竞争的盈利公司并不相互排除。和新自由主义的预期不同，中国的国营公司似乎完全有能力成为资本主义游戏的赢家。
当前最需要的可能是进一步明确类似单位的使命。如果银行的利润只被少数权贵（例如银行经理和国家股权公司的关键人员）或公司本身所占有，改变单位运作文化而为公共服务只可能是空谈。真正的考验是银行的利润是否真为人民的利益所用。
7．社会不公
新自由主义学术的最严重的失误是其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方面。在当今中国的城市中，确实已经兴起了一个足可比拟西方和日本“中产阶级”收入水平的阶层。他们拥有西式的公寓型“房子”，开的是昂贵的（常是进口的）轿车，并出入于价格上连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分子都觉得太贵的百货商店。
这个精英阶层的绝对数固然足可使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潜力感到兴奋。具体多少人主要看对“中产阶级”如何定义。国家统计局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采用的定义是，家庭年收入6万到50万元人民币（即当时的约7500美元到62500美元——按照美国的收入水平来说，其实才处于中下层），凭那个定义，中国的中产阶级只占到其全人口的5.04%。 200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15% (《国家统计局称 . . . . . . 》2007； 亦见黄宗智2010a: 198) 。 今天，我们 如果用5%的数字，那就意味这个所谓“中产阶级”的总人数是7千万人左右，用10%的数字，就是1.35亿人，15%的话则超过2亿人。对全球化的跨国公司来说，正是根据中国“中产阶级”行将快速增长到类似美国中产阶级所占比例的想象，认为中国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商品市场。
但是，应该明确，这个被误称为“中产阶级”的中国新兴阶层实际上只占到全国人口的较小比例，并且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如此。上面已经说过，我们只需要提醒自己，2010年全国就业人员中，共有1.53亿城镇（城关镇以上的城镇）农民工、1.56亿（城关镇以下的）乡镇企业的农民和非农民职工、0.5亿的下岗工人、2.60亿的务农农民、0.23亿从事乡村“服务业”的“个体户”，以及0.30亿的乡村“私营企业”职工。显而易见，低收入人群的总数是6.72亿，占到全国总从业人员中的绝大多数——86%。
新自由主义学者一般拒绝承认以上的事实，试图借用一些源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模式来争论这些低收入人群只占少数甚或并不存在。譬如，新自由主义学者借用刘易斯（W. Arthur Lewis）的二元经济模式的预测 —— 即现代经济部门和具有“劳动力无限供应”并因此工资远低于现代部门的传统经济部门，伴随经济发展，将会进入一个“转折点”而整合为单一的劳动市场 —— 来论证中国已经进入了那样的拐点（蔡昉2007；亦见黄宗智2009a: 57）。其目的是要我们想象一个已经整合于城市“中产阶级”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另一个同样影响很大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学家们的论点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类似于美国的中间宽阔的“橄榄型”而不是“金字塔型”结构。（陆学艺2002， 2003， 2007；亦见黄宗智2009a: 58）。与“拐点”“理论”同样，它是要我们想象一个和美国相同的、占到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这些学者都非常认真地坚持这样的论点，基本无视中国86%的劳动力是在二等的非正规经济中工作和生活的现实。
后者正是中国发展经验最令人担忧的一面。正是如此幅度的非正规经济使得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可能行将成为第一），但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测量）也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以人数来计算，全国13.5亿人中有足足11.6亿是在非正规经济中生活和工作的。而且，总人口中有15.9%，亦即2.15亿人处于世界银行采用的日用1.25元美元（约8元人民币）的贫困线以下。（World Bank 2008; 亦见黄宗智2010a：13~14）
社会不公是中国发展经验不可持续的关键原因。大多数人民的相对贫穷是遏制内需和迫使中国经济依赖出口的理由。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严重和紧迫是因为中国革命传统的核心理念是社会公平，其自我定义是为劳动人民谋求幸福。在近三十年的改革经济实践之中，这个革命传统在实践层面上固然不具有太多实在的意义，但在话语层面上则一直被中国共产党继续沿用（虽然严禁谈阶级斗争），而且久不久特别强调社会公平（例如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社会公平理念虽然和社会实际相去很远，但作为一个理念，它仍然被民众广泛认可，而其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共产党本身在话语（修辞）层面上对其一再强调。
不可持续不仅是个社会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这是因为中国迄今主要依赖的是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通过其廉价劳动力而为世界各地提供廉价商品。但是，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人们已经几乎都认识到，如果中国要维持其高速的发展，必须更多地依赖国内的需求和消费。而要扩大内需，必须提高其非正规经济中的工农收入和消费——因为他们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是把收入最大比例用于消费的人群。
至于环境污染问题，地方政府的积极招商引资不仅导致了对国家劳动法规的无视，也导致了对国家环境法规的无视。(Economy 2004; 张玉林 2007, 2009; 亦见 黄宗智 2009b: 81) 无论中央的用意和修辞如何，地方政府在运作中的实践乃是中国今天环境污染危机的一个关键原因。这方面显然同样不可持续。
8．重庆的实验
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本文所隐含的关于社会公正的倡议只是没有实际根据的凭空臆想。为此，我们下面要转入关于重庆市（人口3.3千万；在册农民2.3千万）最近几年实验的简短讨论。那里，地方政府依赖的正是国营公司的特长来推动快速的GDP增长，五年（2007~2011）平均年增长率16%（见屈宏斌2012的详细研究），同时，也借助于国营公司的利润而做到特别出色的社会（公平）发展。在重庆，国营公司的利润被称作税收（第一财政）和（城市建设）土地“出让”（给开发商）收入（第二财政）之外的“第三财政”。（黄宗智2011b)。
首先，第三财政的收入被用于为在城市打工的“二等公民”农民工提供与市民相等的福利。改变户籍的农民可以在五年期间保留其土地权益（下面还要讨论）。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年的系统的研究报告说明，此项工程在2010年8月启动，到2012年3月，才一年半的时间里便已经为322万农民工改变了户籍，提前完成了原来计划要三年时间的工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 亦见黄宗智2011b）。这个数目基本包括所有在主城区工作五年以上以及在其它各区城镇工作三年以上的农民工。转为市民身份意味着他们现在享有和城镇居民同等的医疗、退休、教育等福利。
正如市长黄奇帆所说，之前的重庆福利制度含有两个不同等级。其间的差别鲜明地体现于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赔偿费：一个城市居民是20到30万元，而一个农民则只有8万到10万元。至于普通的福利，按照重庆市的规定，在主城区的单位要为其市民职工的退休福利支付其工资的20%，但为农民工则只需要支付12%；要为其市民职工的医疗保险支付1400元/年，而为农民工则只支付480元。（上文指出，近三年的医改把95%的农民纳入基本低等医疗保险，但绝对没有能够做到城乡同等的医疗保险和服务。）要整合为同一标准，光是这两项福利市政府便需要在15年期间为农民工每人支出约2万元。此外，对许多农民工来说，更关键的是教育费：城市居民基本免费，但一个农民工家庭如果要让其子女在城市上学，必须支付数千元/年或更高的“择校费”。（九年免费普及教育只在户籍所在地生效。）要为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卫生和住处等服务，还需要大约1万元/人（黄奇帆2010）。
另一项为农民工（以及新生代大学生和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价公租房的工程同样感人。市政府正在建筑4千万平方米的公租房，计划人均约15~20平方米，租价每月约10元一平方米，也就是说，一家三口一套的50~6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房子月租价约500~600元（远远低于一个北京年轻讲师为一个一室一厅所必须支付的起码3000元/月的租金）。这样，可以为200~300万人提供住房。按照规定租户可以在五年之后购买其所住的房子，但不能在市场上盈利出售，只能反售给市房管部门。（黄宗智2011b: 17及其后）截至2011年底，已有8.2万套主城区房子以及3万套散布其它各区城市的房子，经过公开和透明的摇号配租程序，被分配给总共30多万人。（“重庆公租房. . . . . .”，2011）在主城区，新盖的公租房被分布于21个不同的商品房大组团，这样，避免形成公租房贫民区，让公租房和一般商品房享有同等的社区公共设备和服务。（黄宗智2011b:17）
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所储备的土地的市场增值以及国营公司的利润。2012年始，重庆的国营公司须要为公共利益上缴其利润的30%给市政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而重庆市政府则从2008年开始每年把其总支出的50%以上用于类似上述的民生工程（“国企托底 . . . . . .”2010；黄宗智2011b: 17 ）
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来说，这样的国家福利开销和计划经济时代不可持续的政策是相同的。但重庆的战略不是像革命经济时代那样的为公平而公平，而是借助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显然，把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并大幅度提高其生活水平，定然会扩大国内需求和消费。
此外应该明确，把国有公司的利润用于民生绝对不是什么“不公平”的措施，因为国企自始便是“全民所有”。把国营公司的利润用于提高为中国经济发展付出最多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少数权贵的私利，乃是再公平不过的事情。这里隐含的设想是把国营公司建设为真正意义的“公共公司”。这样的举措可以有不同的理论根据：譬如，以城市来扶助农村，或以富裕来扶助贫穷，有点像发达国家为（其前殖民地）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那样。但我认为更强有力的论据是促使“全民所有”单位为全民公益做出贡献。
在如此发展战略下的重庆，其经济状况显然相当健康。这个事实的最好见证也许是重庆的房地产业和市场，十分不同于中国其它大城市。重庆市政府对住房这个中国头号民生问题采用的是分三个层次的做法，一是占据30%比例的廉价公租房（相对于其它地方的才3%~5%），二是60%的商品房，三是10%要交纳特别物业税的高档奢侈房。此外，政府一直严格控制房产地价，规定不能超过楼盘价格的1/3。结果是，截至2011年底，政府仍然把市区新盖房子均价控制在2010年的6000~7000元/平米。这是一个中等收入阶层能够支撑得起的价格（相对于北京和上海等地市区的起码30000元）。（黄宗智2011 b: 18；2011c; 亦见“重庆市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均价 . . . . . . ” 2012年12月31日）这样的情况显示的不是“房地产泡沫”而是一个可持续的、结合私营和国营公司的房地产业和市场。
此外，重庆的国营公司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公司，诸如高速公路建设、能源提供、城市交通、水务、公租房建设等。整体来说，这些国营公司并没有妨碍私营公司的引进和发展，其实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了必须条件。事实是，2001年到2009年重庆非国营企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从40%上升到了60%（王绍光2011：图5；亦见黄宗智2011b:22）。这是和全国基本平行的发展趋势（胡鞍钢2012）。
重庆市的例子证明，用国营公司的利润来促进公平发展是条可行的道路。也就是说，超越西方现代经济思想的私与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而采用一个在中国实际情况下比较实用的做法，即把在官僚经营和再分配政策下不堪重负的国有企业转化为生气蓬勃的市场化国营盈利公司，但不是为盈利而盈利（或为管理层、地方政府或公司本身而盈利），而是为了公共利益而盈利。而整个经济体系则是个国营与私营公司的混合体。
在经营公司以外，政府在其它方面的积极举措也是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关键。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渝新欧铁路运输。它创建的目的是把位于内地的重庆建立为一个“口岸”，打通它与庞大的欧洲市场的连接。首先是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而后是与波兰、白俄罗斯和德国达成协议，让货物在重庆一次性过关，然后通过上列国家直达德国的杜伊斯堡（Duisburg）。全程共需14天，[4] 要比通过上海或深圳而后海运到欧洲快20来天。2011年5月，距原来和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签订协议还不到一年，黄奇帆报告说铁路已经开通。到了2012年4月，已经每周通行两个班次，预计年终将会达到一周三个班次。同时，成立渝新欧物流公司，由重庆市控股，哈、俄、德等参股。目前，每40英尺的集装箱运价不过8900美元，预期可以进一步减低。（“渝新欧铁路”，2012；“渝新欧物流公司”，2012；黄宗智2011b：8）
正是那样的物流条件的预期，促使重庆能在与其它地方政府竞争之下，吸引到惠普（Hewlett Packard）、富士康（Foxconn）、宏基(Acer)、广达(Quanta)、英业达（Inventec）等公司，借以创建其新的信息产业园区。2012年4月，仅仅在和惠普与富士康在2009年8月签订协议的两年半之后，重庆已经达到年生产不止5千万台笔记本电脑的地步，预期在2014年可能达到1亿台/年，相当于原来预测的全世界3亿台总销售量的1/3。那样的话，重庆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地。（“重庆今年拟生产 . . . . . .”，2012；黄宗智2011c: 7）
毋庸说，这样和欧洲的物流连接对其它产业也起了关键作用，例如天然气和MDI（是生产被广泛用于冷热保温的聚氨酯polyurethane的主要原料）生产，由德国的化工产业巨头巴斯夫BASF公司的350亿元投资带头；以及汽车产业，主要是长安汽车公司和其伙伴美国福特Ford公司。显然，一个私营企业，甚或一个国营公司都不可能推动如此的投资和发展。只有政府（中央和地方）才有这样的能力（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2011b: 7~9）。
可以见得，重庆的发展战略明智地借助/利用跨国公司，依赖它们来推动产业的“集聚效应”。同时，它广泛使用“土地财政”，在这点上和中国其它地方基本相似（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11b: 9~10）。另外，和其它地方一样，它必须和私营企业、其它地方政府以及国外的企业竞争。
它和中国其它地方的不同是它特别突出社会公正，而且不仅是为公正而公正，而是借以推动经济发展。这个发展战略非常清晰地显示于重庆政府处理土地的方法。土地收入在全国各处都是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但重庆没有让土地的市场增值（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三阶段的过程：从原来的征地到具备基础建设的“熟”地，到最终盖好楼盘的地）完全归属于开发商和政府机关，而是把其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平。最好的例子是廉价公租房——这里，政府的“投资”主要是其所储备的土地及其增值，而后用楼盘的租金（包括出租给商店的租金）来支付贷款利息，本金则用楼盘出售收入来支付。其经济战略，正如（已被免职的）党委书记薄熙来和市长黄奇帆所说，是借助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借助提高社会低收入人员的生活水平来扩大内需。他们的目标不仅是GDP发展，也是公平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其衡量标准则是世界银行所用的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别。（黄宗智2011b:16~19)
此外，市政府大力推动“微型”私营企业的发展，借以扩大就业。一个自身投资10万元、解决7个人就业的私营企业，可以获得政府5万元的资助，另加15万元的贷款，由此形成30万元的启动资本。这项工程的计划是到2015年发展总共15万家如此的微型企业，预期为100万人提供就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2011年年底，此项工程已经促成5万个这样的新兴企业，职工共35万多人（崔之元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