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俭松 译
经济危机及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和经济贫困的加深，其后果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决定因素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曾经精辟地将阶级斗争喻为“历史的动力”。本文将按照从事阶级斗争的特定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主要作用、阶级斗争的影响和阶级斗争在经济决策中的反映，特别是阶级斗争中所采取的不同的方式、方法。
在明确阶级斗争的类型和方法之后，我们将转向分析阶级斗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具体结果：不同国家和地区阶级斗争之后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反映了国家和地区层面上的不同阶级力量之间的平衡。
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们将比较和分析一系列阶级斗争的案例。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权力特殊的阶级力量配置、阶级斗争的可变性和具体的偶然性，来自下层的阶级斗争要有效的反抗上层阶级的攻击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阶级斗争的两个方面：来自上层和外部的阶级斗争与来自下层的阶级斗争
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阶级斗争是工人为了工人阶级利益所致，而忽略了同样值得注意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更为重要的）由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来组织和指挥的阶级斗争。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整套内容，从所谓的“财政紧缩措施”到公、私领域雇员的大量解雇、大量财富向债主的转移，都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以为了增强国会各部门的权力、财富和地位而设计的。在这里借用一下马克思的话，来自上层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开倒车的动力（攫取和摧毁以前由来自下层工人阶级斗争所取得的进步）。
来自上层和外部的阶级斗争是在会议室、股票市场、中央银行、政府部门和议会中进行的。决策者们来自统治阶级、是他们信得过的人。作出大多数战略决策的人是非选举的高级职员和越来越多的当地金融机构（比如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和欧盟委员会），他们代表着债主、股票持有者和大银行的利益。
来自上层的阶级斗争，直接旨在增强统治阶级的财富集中，增加工人退税及减少公司税额，有选择地实施一些规章制度，以助长金融投机活动，降低工人家庭的退休金、健康和教育的社会支出。另外，来自上层的阶级斗争旨在最大化资本的集体权力，它通过对劳工组织、社会运动和劳资谈判中工人权力的限制性法律而得以实现。换句话说，阶级斗争渗透到除工厂和严格意义上的经济领域之外的许多场所。关于紧急援助的国家预算拨款是阶级斗争的场所，银行是抵押持有者和家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阶级斗争的场所。
“来自上层的阶级斗争”常常阻碍公开论证的事实大多因为统治阶级控制决策机构，而这些机构强加统治阶级的意志。虽然公共机构的权力基础是脆弱的，或受到劳动者的围攻。但是，统治阶级能够参与国会权力约束不到的公开暴力活动，比如政变、指定的技术专家政体和封锁、财政恐吓和勒索，以及工人的解聘、政党阶层内合作者的联合行动。
在严峻的危机期间，政治制度和政策的统治阶级性质变得透明，来自上层的阶级斗争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加剧。国库中数万亿美元的公共财政被转移用来救助银行家，数千亿美元的社会减支被强加到工人身上，涉及到所有经济领域。在经济衰退期间，来自上层的阶级斗争以倾尽全力的战斗方式，通过使工人变穷、颠倒数十年的收入增长以及先前来自下层阶级斗争获得的利益来拯救资本。
来自下层的阶级斗争
来自下层的工人阶级斗争，从关于工资、社会福利的工厂罢工到保护社会立法或防止威胁生活标准的大罢工，规模不等。在关键时刻，面对体制崩溃、毁灭性的战争和独裁统治，来自下层的阶级斗争的方法、参加者和成果变化很大，主要依赖于造成阶级冲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在当代，引人注目的是阶级斗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帝国主义债权国工人和新殖民主义债务国工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来自下层的阶级斗争在一些更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南非——正在加剧（那里的工人已经遭受了长时间的残酷剥削，还经历了与占支配地位的一党精英相联系的、具统治力的亿万富豪新阶层的出现）。
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危机：统治阶级的进攻
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是经济的下降、日益增加的破产威胁和对国家补贴的强烈需求。在资本家、银行家、债权人与工人、债务人和食利者之间根本不存在共同分享财富（即使不相等地）的任何基础。对日渐萎缩的资源的竞争加剧了分享日渐缩小蛋糕的冲突。统治阶级，面对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想方设法、竭尽全力进行反击，确保自己的财富需要得到满足，国库公款专门被用来偿还其债务和推动利润回复。统治阶级的战斗规定了谁为危机买单，谁将从危机恢复中获益。反过来，危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暂时的威胁，进而在危机复苏过程中，统治阶级反攻倒算，以政治、经济、社会为托词，颠覆半个多世纪的劳动和社会进步。资产阶级斗争拆除了社会安全网络，削弱了整个福利资本主义的法律思想基础。“紧缩”被用来掩饰统治阶级对国库公款的夺取，而不在意它所带来的任何社会后果，“紧缩”是来自上层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因为它建立了独断的、单边的资本权力，决定着现在和将来工资和利润之间、就业和失业之间、债权国和债务国关于利息和本金之间的分配问题。
随着危机在债务国间的加深，统治阶级加强了它与工人、雇员和小企业阶层间的斗争。首先，帝国主义债权国（在欧洲的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通过掌控国家推翻宪法秩序，然后颁布宏观和微观的社会经济政策法令，颁布就业、工资和财政政策法令，颁布现在和未来国家收入分配（在帝国主义债权人和当地工人之间）法令。阶级斗争已经走向全球。地区组织，像体现着成员国之间形式上平等的欧洲联盟，日益显露出他们自己在帝国主义中心、在占支配地位的银行之间，聚敛财富的帝国主义机构的性质。
危机时期来自下层的阶级斗争
工人组织，比如行业工会、退休者协会等，面对统治阶级公开的、有攻势的全力战争未能做好应对准备。数十年来，他们习惯于劳资谈判、偶尔短时间的罢工，来保证待遇的改善。他们的党派（无论工党或社会民主党，都既忠实于资本主义利润，又忠实于社会福利），深陷于资本主义秩序之中。在危机的压力之下，他们抛弃劳工，接受统治阶级的方案，强加统治阶级“紧缩”的观点。劳工被抛弃，工人阶级本身没有国家管理权，没有可靠的政治盟友。行业工会仅仅局限于日常问题和他们最接近的会员，忽视了众多失业者，尤其是年轻的失业者和工人。来自下层的阶级斗争缺乏领导、远见、组织和统治阶级拥有的国家资源，用来发起反击。来自下层的阶级斗争起初是防御性的，拯救剩余劳动合同，抢救就业或减少失业。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行业工会和工人们未能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可变性。统治阶级的整体斗争策略远非涨工资和盈利报告，还包括对劳工生活、工作、住房、退休金、医疗和教育条件的正面攻击。劳资双方的社会条约的执行完全被统治阶级丢在一边。它要求所有的社会要求无条件让步，夺取国家的行政特权，来贯彻实施收入和政治权力的大规模再集中。
在这些条件下，流行于欧洲和美国的、可称作来自下层的阶级斗争是什么？存在于新帝国主义债权中心和工人阶级债务地区的阶级斗争较以前发展更为不平衡了。就规模、需要和强度而言，最先进的斗争形式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水平稍次一点的法国和爱尔兰，最落后的工人阶级斗争形式是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低地国家。在金砖国家中间，中国和南非的阶级斗争正在加剧，而在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阶级斗争程度稍差一点。
每个地区的问题都是明显不同的。在中国，工人阶级正要求改变社会经济状况，工资、工作条件、住房和医疗状况正获得切实改善。在巴西，工人阶级已经降低了贫困水平和失业状况。在南非，矿工们尽管遭到国家血腥的屠杀，但他们的报酬得到了提高。
对于其他大多数地区，阶级斗争是防御性的。在很多情况下，维护或减少失业、劳动权利、社会保险和稳定就业的阶级斗争是失败的。最猛烈的工人阶级武装斗争发生在这些国家，在那里，由于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攻势资本（来自上层的阶级斗争）的斗争广泛、深入而持久。
工人阶级斗争在英美国家是最弱的，在这些国家，传统的阶级斗争和大罢工也是最弱的。他们的行业工会减少会员资格，行业工会领导人同资产阶级政党关系密切。而且，即使面对大量国家收入转移到私人手里，利润从工人那里转到资本那里，具有阶级团结的政治身份认同是很差的或根本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