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五堂译
在马克思的著作和文稿中，存在着关于危机的多重理论解释。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危机理论的研究最初集中在《资本论》第三卷和1864-1865年的手稿；后来，注意力转向马克思写作于1861-1863年间的《剩余价值理论》；最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进入人们的视野，至今它仍然是众多学者解读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主要文本依据。由此看来，从《资本论》开始，关于危机理论的讨论逐步转向较早的文本。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编辑出版，马克思写作于1860年代末到1870年代末的所有经济学文本和信件现在都可以看到，这些文献使得我们能够了解马克思在1858年以后关于经济危机理论思考的演变历程。
希望、经历与马克思危机理论分析框架的转变
在19世纪前半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这一事实已经很清楚。在《共产党宣言》中，经济危机被看做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威胁。1850年，马克思在深入分析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时，第一次认识到经济危机的政治意义。他认识到1847-1848年的经济危机是导致革命爆发的决定性原因。由此他得出如下结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在随后的几年中，马克思热切地期待着一次新的、更严重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危机终于在1857年-1858年爆发了，而且这次危机在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马克思不仅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多篇评论中对危机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分析，而且还试图完成他计划已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成果就是今天以《1858-1858年经济学手稿》（该文献最初被冠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名称，学者们习惯上把它称为“《大纲》”，本文以后也简称为《大纲》——译者）为人所熟知的无标题的手稿。
在《大纲》中，马克思预言经济危机将会不断漫延，并像洪水一样“泛滥”，就像他在信中所说的那样。在较早的讨论手稿结构的草稿中，马克思把危机放在全部论述的结尾部分，在资本、世界市场、国家之后。马克思把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直接联系起来：“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在所谓的《关于机器的片段》中，可以找到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的提纲。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应用的不断增加，“由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由此马克思得出一个影响广泛的结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
上述文字经常被人引用，但没有人思考过，《大纲》作为草稿性质的文献，是否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的观点。例如，在《资本论》中，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区分被马克思认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但在《大纲》中这两个概念根本没有出现。同样，在《资本论》中，“直接形式的劳动”并不是财富的源泉。物质财富的源泉是具体的有用劳动和自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的社会性质或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至于抽象劳动源于生产过程当中耗费的劳动力，还是源于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这一点并不重要。如果抽象劳动依然是价值的实体，那么劳动时间不再成为价值尺度的原因就是不清楚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必然崩溃的原因也是不清楚的。例如，当哈特和尼格里（Hardt and Negri）主张劳动不再是价值尺度时，他们所依据的并不是《资本论》中的价值理论，而是《大纲》当中一些模糊的表述。
在《资本论》第一卷阐述相对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时，马克思间接地处理了《大纲》中的上述问题。他嘲弄了以下观点：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对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劳动时间是个别商品生产的要求——这也是《大纲》中崩溃理论的理论基础。
1857年-1858年的经济危机很快就过去了，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从政治层面看，它都没有形成马克思所期望的足以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资本主义经济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并且得到了加强，没有一个地方发生革命运动。这一经历反映在马克思的理论发展中：1857年-1858年之后，马克思不再坚持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崩溃的理论，也不再把危机与革命直接联系起来。
从1857年开始，马克思陆续写作了3部内容丰富的经济学手稿。在《1857-1857年经济学手稿》之后，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其中包括了《剩余价值理论》）和《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它和其他一些材料被恩格斯用作编辑《资本论》第三卷的底稿）。在MEGA中，这三部手稿被冠以“《资本论》的三个草稿”的名称全部出版。但是这个广为人知的名称其实是有问题的：它暗示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具有连续性，从而掩盖了马克思理论分析框架的转换。
《大纲》的一个结果是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序言中宣布的“六册计划”（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第一分册的主要内容是“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的竞争”。在竞争这一现象层面上显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资本将在“资本一般”这一部分得到考察，后者是对所有观察到的个别资本和特殊资本的抽象。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试图按照这一思路展开研究，并对危机理论进行了新的思考。危机不再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的指示器，而是与这种生产方式相始终的、完全正常的伴随物，是对“全部矛盾的强行纠正。”这样，危机理论就不再构成全部论证的终点，而是在不同层次的论述中对危机的具体情况进行的具体分析。马克思对此作了纲领性的陈述：“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到阐明。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被说明。”
在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期间，马克思遇到两个难题：（1）六册计划过于庞杂，他不可能全部完成。于是马克思宣布把它的研究限制在资本这一册。最后，他打算设法找时间完成关于国家这一册，但这一工作只能由别人在他的基础上来完成了。（2）“资本一般”与“竞争”之间的严格区分无法进行，而且对于马克思现在计划中的关于资本的分册而言，“资本一般”变得不再重要。从1857年到1863年，无论是在自己的手稿中，还是给他人的信中，马克思在讨论到计划中的著作的结构时，经常提到“资本一般”。但是1863年夏天之后，这一概念就再也见不到了。
因此，我们不能把三个草稿视作为《资本论》最终版本而进行的写作，而应把它们分为两个不同的计划：1857年至1863年的计划是6分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63年之后，是4卷的《资本论》（3卷“理论”和1卷学说史）。1861-1863年的两个草稿是根据原来的6分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为资本分册而写的，而1863-1865年的草稿则是为4卷本的《资本论》中的前3卷（理论部分）准备的第一个草稿。如果我们仔细考察《1863年-1865年经济学手稿》，就会清楚，“不仅资本一般”概念消失了，而且其论述结构也与此前的资本一般与竞争相对立的思路不再一致了。在该手稿中，个别资本与社会总资本的关系成为内容的中心，它根据资本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的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等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资本进行考察。在其中，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之间的严格区分也不复存在。在新的概念化了的《资本论》中，可以找到马克思此前计划的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两个分册的理论基础，所有保留下来的内容都是前面提到的计划专门研究的结果。总的说来，《资本论》与6个分册计划中的前3册的内容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在一个修改过的理论框架中。关于学说史的写作计划也被修改，一部作为整体的经济学说史取代了原来打算在资本分册中完成的个别专题的历史。这里原计划的二者分开也无法实现了。新计划的《资本论》的第一个草稿是《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1867年-1868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一次印刷出版，1868年-1870年完成的《手稿II》是为《资本论》第二卷准备的。在同一时期完成的还有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写作的一个较小的手稿。所有这些构成了《资本论》的第二个草稿（1866-1871）。写作于1871年末和1881年间的手稿构成了《资本论》的第三个草稿，包括1872年-1873年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在第一版基础上有很大修改）和1872-1875年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有更多修改）。因此，我们把马克思的写作过程划分为两个计划，总共包括5个草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