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造成的不平等，是当前公众普遍不满、强烈要求尽快解决的突出问题。恰恰是这些体制性不平等的困扰，构成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最主要矛盾。
越是重要领域和关系到国家命脉的关键行业，如要素市场、重化工业、支柱产业、基础设施等，越缺少有效监督，排斥市场的状况就越是突出。
实体经济领域、初次分配领域要充分市场化，确保效率优先。
稳中求进中要寻求突变。必须巧妙地处理好渐进与突变的辩证关系，把握好出台综合配套高强度集中化改革的时机和节奏，而不能一味片面强调渐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决策举世瞩目，各项具体方案正在紧锣密鼓的酝酿之中。在利益多元化、国内外经济情况高度复杂、约束条件越来越多的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成败的关键是理清思路，从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中找到根本利益，形成最大共识，从而找准能够为各界普遍接受的主攻方向。
全面深化改革要防止顶层设计缺陷
三十多年来，随着发展与改革的历史性演化，我国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也逐步呈现复杂化、多元化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防止出现顶层设计缺陷，在“改什么”、“怎么改”的重大问题上，需要形成共识，防止打乱仗。利益多元化固然会对改革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主张，但不能成为反对共识的理由。尤其要具体分析各种利益的来龙去脉，不是所有的利益都是永久的，都是合理合法不可撼动的，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搞平衡、都兼顾。顶层设计要体现公平正义，要深入观察分析各种利益形成的缘由、性质，对不合理的“奶酪”就必须动。
防止顶层设计缺陷的关键是认清两类性质不同的不公平、不平等
为理清思路、找准主攻方向，形成最大共识，首先需要明确区分、识别两种成因和性质完全不同的不公平、不平等及其导致的收入、财产差距。
一类是公平竞争、市场激励、优胜劣汰、主观努力、个人天赋、企业素质、奖勤罚懒、能力差别、贡献差异等等导致的行业、企业、个人财产-收入差别。可简称为“市场性不平等”。这是“游戏规则”机会均等基础上的起点公平，是相对公平而非绝对公平(后者可能永远不可能存在)。市场化的起点公平，促进经济社会技术进步，激发经济活力，对于这一类不公平，要排除干扰，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仍然应当是今后要牢牢把握好的正确方向。
另一类是由长期以来不合理体制机制造成的种种特权、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所导致的不公平、不平等。可简称为“体制性不平等”。它属于排斥市场竞争、不讲规则、依赖特权、制造歧视、政企不分、权钱交易、凭借行政垄断和政府不当干预所导致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是我国行业、企业、个人财产-收入差距无端拉大的根本原因。体制造成的不平等，是当前公众普遍不满、强烈要求尽快解决的突出问题。恰恰是这些体制性不平等的困扰，构成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最主要矛盾。
顶层设计不可以混淆两类不公平，要区分轻重缓急，不能一锅煮，否则将导致思想、行为、具体方案的混乱，令改革倒退，过早、过激地整治市场性不平等，而轻易放过了体制性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