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性不平等加剧财产、收入分配不公
在体制性不平等当中，最赤裸裸的不公平、不平等表现，一是垄断集团凭借垄断价格，牟取垄断性高收入和垄断利润，使名义上的全民所有蜕变为实实在在的少数人所有。二是公务员、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诸多福利待遇实行着明的、暗的极不平等的多重标准。三是福利待遇含金量差别巨大的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更是造就了不公平。四是国有企业的薪酬机制不公平、不合理。国企员工收入除基本性工资外，还包含工资外的隐性收入。而国有企业的年平均工资水平普遍是私营企业的2倍甚至更高。五是我国灰色收入占G D P的比例超过10%，掌握资源支配权力的机构、人员在利益的驱使下，侵吞公共资源，获取个人利益，加剧财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体制性不平等主要来自我国行政化体制转变的深层障碍，来自市场发育过程中“边成长、边渗透、边蜕变、边异化”，来自新老既得利益边改革、边凝固、边膨胀，而始终没有形成相互制衡、动态优化、自我协调的市场主体和竞争力量，从而在制度上、机制上，总是使少数人凭借外在的超经济力量处于强势地位，占有着更多资源。既得利益集团是恶化产业结构，并把财产、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
我国特有的垄断现象，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即都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规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发生的。换句话说，我国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等领域还没有来得及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性垄断的时候，行政性垄断便早已捷足先登了。也正是由于这种捷足先登，导致规模经济永远不可能长大，小散差乱现象随处可见。在这种背景下，行政垄断迟迟得不到有效扼制，反垄断法酝酿多年才艰难出台，出台后又对反行政化垄断问题轻描淡写、多有保留。这些刚好折射出了我国改革的最大难点。于是，越是重要领域和关系到国家命脉的关键行业，如要素市场、重化工业、支柱产业、基础设施等，越缺少有效监督，排斥市场的状况就越是突出。陆续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也是触目惊心。凭借对最宝贵、最稀缺资源的垄断、独占，足以击败市场上的任何对手，攫取巨额的行政性垄断利润。公众权益通过非市场手段被私有化，加剧了资本、收入和财富向少数人的积聚和集中。
全面深化改革的就应该严格界定为这一类。只有认准改革对象，找准主攻方向，才能获得最广大群众的普遍支持和广泛参与，才能使各项改革方案设计在出现争论分歧时不致在细节纠缠中迷失主攻方向。
为此，第一，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要全面放松经济管制，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削减行政审批和行政事业收费，排除削减行政审批过程中的“挤牙膏”现象和居高临下心理，严防一再出现的行政审批不断反弹，“边削减、边增设”。各级政府及其各级主要领导应彻底停止直接插手各类企业活动。
第二，明确收入分配改革指向，必须是体制性不平等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实体经济领域、初次分配领域要充分市场化，确保效率优先，做大蛋糕，给企业减负，剔除对民营企业自主权(投资、经营、定价、工资)的行政干预、硬性规定。谁许诺，谁兑现，停止政府开空头支票乱承诺而企业埋单的状况。与之配套，政府要在初次分配之外，解决社会公平，解决收入差距拉大。
第三，发动群众，依靠大多数。促使改革的拥护者、参与者和受益者重新合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剔除形形色色的行政垄断，促成新的三大收入消费群体，即“农民市民化”、“市民中产化”、“中产高端化”，使他们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成为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最强劲的内生力量。
第四，明确提出“非公企业同样可以成为国家命脉企业、骨干企业”的新主张，改革行政垄断主导下的特权经济。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和国企，占有了太多的稀缺资源，排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资源配置权力化、行政化，导致严重损失浪费。民营经济应当是经济内生性成长的企业主体和就业主体，是最大的民生经济。一批实力强劲的民营企业应该挑大梁，成为经济骨干，而不再是陪衬。
第五，深化由以往在资源要素价格、收入分配、教育、养老、医疗、住房、户籍、企业、补贴、税收、用地、贷款、投资等许多领域实行的双重标准、双轨体制，消除由此造成的不公平、不平等。其中，特别要深化户籍制度和土地确权、流转制度相结合的配套改革，解决城乡“同人不同身(份)”和“同地不同权不同价”等制度扭曲造成的不公平、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