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校里读过比较思想史和政治史，博士论文题目其实很窄，讨论的是一个地区的社会政策史。按照我们现在对于国际关系和“外交”的理解，我来讲这个题目存在着一个“资格”的问题。不过，在不少欧洲和美国的大学里，国际关系是一个很广阔的领域，不仅仅限于国际政治专业，而是包括了至少四大学科：世界经济学和国际法学各占大约30%，国际政治学占大约20-30%，世界历史占8-10%，其他还有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等。从这个角度去看国际关系，我才敢站到这个讲台上来。
尽管站在这里，我今天讲的题目却并不是我非常熟悉的。我平时的研究非常技术和具体，要我把这些技术和具体的研究心得放在一个很大的框架之中，进行重新整理，只能说是一种尝试。这种尝试的一个主导思想是：要想理解国际上的各种外交行为，首先要了解从事外交的人和他们生活的环境。我们不仅要研究外交的行为方式，更要了解外交的目的。虽然我们不能说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合目的性的，都与外交直接相关，但是我们知道，人类行为还有很多规律未被认识，人类理性的钻研和认知还有广阔的空间。（www.bdjt.com）
一、人、国家、外交
回顾我们迄今对于外交的认识，大都离不开国家这个行为主体。在很多场合，外交与国际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通用的。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国家是用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的。由于个人和家庭无法抵御来自外部的巨大威胁，于是就组织起来，实行集体的保护。国家的对外职能主要是抵御外侮，外交是国家用来保障安全的主要工具之一。当然，关于现代国家还有很多种观念，从马基亚维里的“国家理性”和让·布丹的“主权属性”，黑格尔的“民族共同性的表达”和“人类自我意识的不断增长外化”，康德的“负责维护某些道德行为规范”的主体和莱布尼茨的“为臣民求幸福”，一直到克劳塞维兹的“强权国家”，马克思的“阶级统治工具”，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法律国家”，国家已经被赋予了许许多多的责任和内涵，这使得我们认识它的本质和目的性的工作备加困难。
尽管如此，现代人仍然固执地在沿着人—国家—外交的途径去理解外交，并且从中抽取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规律。从欧洲民族国家发展的进程来看，国家恰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所说，是一种管制性的机器。区别国家和其他政治组织的主要工具是军队和警察，国家从税收和对其他资源的掌握中获得公共权利和行动能力，对内建立符合这个国家性质的制度，对外维护这种内部制度。所以，“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这句老话透彻地反映了现实存在，而“外交官就是代表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大使馆中进行外交活动的官员。”在这种活动中，外交人员个人是代表着整个国家而施展个人的才能。他的行为是一种维护公共利益的个人艺术。所谓“外交家是一名派到外国为他的国家撒谎的诚实人”就是这种工作性质的高度提炼。
如果我们把外交活动理解为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活动，那么战争就是这种活动的一种逻辑发展。因为摩根索讲过：国家安全的前提是提高以军事力量为主要成分的国力，其它因素（经济、地理政治、民族资源、科技、人力、意识形态）都加强或削弱军事力量。根据这种逻辑，军事力量对比的强弱决定一个国家整体国力的强弱。同样根据这种理解，一个国家国力的增强必然要导致这个国家对于军事力量的使用。在人类过往的历史中，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大而获取和国力相适应的势力范围、土地、能源、特权等等的事件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和战争都是国家的工具。很多通过外交手段无法获取的利益，可以用战争的手段获取。在欧洲，从标志了法国民族国家胜利的30年战争开始（1618—1648），经1652年的英荷战争，1689年的英荷反法战争，波兰的王位继承战争（1733）和波兰的三次被瓜分，一直到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国家交互使用外交和战争的工具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利益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虽然一直都是外交和战争的动员令，但是战争带来的却人民生命和财产的不安全。
于是，现代人开始质询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内涵，并且在这两个概念上产生了广泛的争论，特别是在由谁来确定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事实证明，一个国家里的人要想共同地就其目标，以及达到这些目标所应采取的行动达成一致，绝非易事。雷诺德有过一句经典的话，他说，政治家们最喜欢使用“国家利益”一词，但是如果一定要让他们说出这个词的准确含义，他们大都会无言以对，更少的人能够定义国家利益的标准。但是他们用国家利益的名义，便可以立即采取行动。最后他说，假如有人想增加国家利益的适用性，结果就是所有的群体都会尝试定义国家利益。
前些日子看到阎学通博士的一段议论，主要是批评人们在谈论国家利益时往往将“国家利益”混同于“国家的利益”。言外之意，后者是统治机器的利益，而前者才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他在《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里强调，“国家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但这不等于个人的所有利益都是国家利益中的一部分。” …“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各自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并不都与国家利益一致。”这实际上已经道明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关键难点。
正因为国家利益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在我们观察国家的结构变化时已经感到眼花缭乱，所以我就想改换视角，通过了解国家内部的变化及动力，理解这些变化和动力对各国政府、次政府、非政府组织，乃至各类团体和个人的对外活动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希望这种视角给我们一种动态和深入的，而不是静止和表面的答案，使我们在理解外交活动的时候多一点前瞻性，少一点猜测性。由于我是从事欧洲研究的，所以提到的例子主要来自于欧洲。（www.bdjt.com）
二、社会视角
我所说的视角，也就是社会的视角，是把构成国家的一些要素分解成为社会要素进行分析。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往往将国家内部和国家外部的政治行为主体分开进行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以为，国家社会内的政治行为主体是人、社会组织、利益集团和政党，而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主体就只有国家了。这就使我们把眼光局限在国家这个单一行为主体上，使我们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认识国家的抽象的特性，却忽略了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向对国家以外的世界的影响。
回到国家起源这个古老的命题上来，不难发现，人之所以要组织起来共同生活，除了因为要保障生命安全以外，还要保障生命的存续，继而保障存续的方式，这就涉及到人们怎样根据自然的条件决定生产、分工，分担责任和分配财富。换句话说，人是先组成社会，然后才组成国家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国家的性质是由社会决定的。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同的分配方式和阶级统治或阶级融合方式。所以，要想真正地认识国家利益，就要先认识人和由人构成的特定的社会利益。霍布斯鲍姆说，“民族认同通常都会和其他社会认同结合在一起，”也包含着多于领土国家或民族情操的内涵。事实上，政治制度、经济利益、社会分配等因素早已被纳入关于社会认同的整体概念，特别是在当代的欧洲。
美国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指责德法等核心欧洲国家为“古老的欧洲”，英国学者则称欧洲大陆实行的是“新中世纪主义”。他们所指都是在欧洲大陆上实行的一种不同于英美世界的另外一种资本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与英美世界同源，但是在社会制度上却与英美世界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我说的这种社会制度的确是产生于欧洲的中世纪。
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详尽地描述过由日耳曼人建立欧洲封建制。他说：“封建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形式，一种社会的结构，一种以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后来的学者把这种制度称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合一的制度。这种合一的基础是责任的合一，在很多封建领地上是政教的合一。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同时是政治的统治者，也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例如汤普逊在叙述教会在中世纪的作用时说，“教会所承担的，不是单纯的警察权力。它是社会的领导。教会的真正伟大性，表现在后一项上。”欧洲中世纪的千年稳定恰恰是由于教会对于社会的治理。至于中世纪后期教会对于政治权力的褫夺和滥用，对于财富的追逐，以及君主政治的兴起和封建领主制度的解体，这里无须详述。如果我们把聚焦点调整到中世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合一的制度是如何解体，又如何重新整合，就会对现代的欧洲政治与外交有一种新的认识。
首先考察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时代的理论家们是怎样定义国家和社会的：马基亚维里认为，国家首先是对于个人安全的保障。他主张主权者依靠常备军，用武装力量获得建立统一的新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威。让·布丹全面地发展了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认为公民权就是对主权者的臣服，但是主权者的权力是有界限的。布丹区分了国家的对外和对内职能，把主权说成是制订法律、宣布战争、维持和平、执行法规的权力，而把私有财产说成是连主权者也不可侵犯的领域。这样，民族主权国家的功能就不包括属于教会传统势力范围内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无论是马基亚维里“国家”，还是布丹的“国家”，都不干预社会。在欧洲的新君主们的眼里，国家是政治机器，是武装力量，是对社会财富的控制，但是并不包括社会责任。代替封建制时代的政经社合一的自治政体而起的是封建势力和资产者之间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和对经济资源的掠夺。无论是封建君主也好，资产者也好，他们在国内的争夺都影响到他们的对外政策，他们在国外的争夺都是国内争夺的延续。关于那些经济和政治争夺历史已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了。
往往被我们忽略的历史故事发生在社会的层面。当君主们纷纷与教会分庭抗礼，建立起自己的君主国和财政体系的时候，当封建土地制度解体，代之以工业资本的发展的时候，当新的政权忙于掠夺和瓜分财富的时候，社会服务失去了依托，穷人流离失所，以封建领地和教区为单位的社会救济与服务体系近于解体。就是在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瓜分势力范围的时候，社会力量开始反叛。欧洲的城市与海港出现了大量的流民，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沿街乞讨、露宿街头、甚至偷盗抢劫，威胁到新富新贵们的日常生活。
当时欧洲的民族国家发展很不平衡。由于连年的战争和远离教廷的地理位置，英国早就形成了君主专制。英国的君主最初还想依靠传统的教区来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流民被鞭挞、被监禁、被递解回原来的教区，但是由于政治和经济要素已经从教区转移，社会服务体系无法继续，没收了教会田产（1536）的英国王室就不得不出面解决贫民的问题，并在1601年出台了第一部全面的《济贫法》。随着王权的日益强大，英国世俗政府开始向穷人提供必要的救助，这种由政府直接提供人民生活必需的“社会安全”观念成为英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突出特点。
英国的国家政权接管社会责任的现象迟迟没有在欧洲大陆上出现，原因主要是欧洲国家内，特别是在德意志，迟迟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政权。割据状态在莱茵河流域的广阔大陆上多延续了将近300年。割据影响了，但是没有阻止工业的发展，社会责任在行会、市政和一些封建领地之间分担着。到了俾斯麦政权要统一德国的时候，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工人组织和资本家之间的尖锐对立。王权的维护者认为可以通过平衡劳资之间的矛盾，坐享“开明君主”甚至“福利君主”的名誉，为统一的事业找到一种社会的合法性。于是，划时代的社会保险制度就在德国统一之后不久出台了。社会保险制要求政府、雇主和工人共同分担社会责任，进行社会决策，从而产生了一种与普及性的公民权利相关联的“社会安全”观念和社会保障制度。
我们简要地比较一下上述两种社会模式：英国模式（后来通过英国的向外殖民而传到了美国和澳洲而成为“英美模式”）的社会是一种国有体系，资金来自于国家预算。国家根据立法采取行政措施，雇主和工人虽然可以通过大选来影响立法，但都不是制度和政策的直接决策者。大陆模式实行的是社会共管制度，资金来自于保险费，又从保险基金中反还给缴费人。决策是通过社会伙伴：雇主、工人和政府共同直接地作出，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团结”的精神。
乍看上去，我们讨论的社会保障模式与外交毫不相干，但在事实上却对国家利益和性质有着根本性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英美模式。由于国民不直接参与养老金的政策制订，所以，政府对于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和给付具有很大的决策权。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可以为了资本的利益而尽量地压低福利支出，例如美国和英国的社会保障养老金替代率（占工资的比例）都低于欧洲大陆。这样一来，在英美国家里，政府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就低于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核心国家。例如，75岁以上的老人收入来源于公共养老金的比重在瑞典是85%，在德国是75%，而在英国是54%，在美国只有45%。
与此相关联，在英美等国里，人们更多地依赖市场来保障他们的收入安全，例如英国养老的46%和美国的55%来自于各种各样的补充保险或养老金计划。根据经合组织不完全的统计，美国私营养老金储备从1950年的130亿美元发展到1989年的1. 836万亿美元。到了90年代，私营养老金的增长速度加速，到了2001年，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有35%享受社会保障以外的职业福利待遇，并获得人均12，187美元的支付，这还不算各种个人储蓄计划。在十几年前数字就已经如此庞大的养老基金（相当于我国去年一年的GDP）用于投资的托管基金占到了2/3。 这些资本要去寻找增值的机会，推动着投资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把社会上的个人与直接和间接的海内外投资联系在一起，使资本的扩张成为一种民族的精神。
回过头来看欧洲大陆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居住在法国、德国、瑞典等国的国民们，他们向他们的政府交纳高于在英美国家的所得税，向社会保险基金交纳较高的各种社会保障费，但是他们参与有关失业、养老、健康等方面待遇的决策，可以完全地依赖这个“社会团结”的制度来保证他们在收入遇到困难的时候生活水平不至于明显降低。长期以来，他们中的多数人不需要投资私营的养老基金，或经营自己的个人帐户。相应地，在欧洲大陆上也没有向英美那样发达的股票市场，人生活在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合一的政体里，德国人把他们的制度称为“社会市场经济”。
虽然资本都是要扩张并攫取最大利润的，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在扩张方式和扩张力度都会有所不同，代表着这两种社会模式的国家行为也会有所不同。从政府开支来看：美国在90年代的社会保险与福利开支为28.5%，英国为30.5%，德国是45.3%，法国为42.9%，瑞典高达50%以上。而美国将20%的政府支出，英国将10%用于国防外交，而德国的这项支出仅为6.4%，法国为5.7%,而瑞典为5.6%。 结果虽然都是西方国家，同样实行资本主义，欧洲的高福利和低军费开支从根本上区别了两种国家的利益和能力。
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需要一个全球化的、有利于自由资本扩张的世界秩序，同时有能力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大来保证自由资本的最大限度扩张。社会资本主义的欧洲需要的不是资本单独扩张，而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扩张。倘若全球化只是资本、产品和人口的全球化，那么资本将要逃出税务繁重的欧洲，廉价商品将冲击欧洲的就业市场，难民和移民将享受欧洲的“社会团结”制度。这一切，也就是说，如果经济的要素冲垮了欧洲政经社合一的体制，那么欧洲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决策方式都要受到威胁。所以，欧洲人的扩张不能仅仅限于资本的扩张，还要包括制度的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