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演讲实录
主题：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原因和教训
主讲：林毅夫
时间：2012年7月21日
地点：北京大学朗润园
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CCER/CMRC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
中国未来20年为何能继续保持8%年增长
“8%增长是潜力，发挥潜力还需要两方面的条件。第一，政策应该是真正挖掘潜力的政策，而不是赶超的政策。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应该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
6月22号我对中国未来做了一些论述，谈到未来20年中国具有保持年均增长8%的潜力，在国内引起极大关注。这不是我第一次说这种观点，1994年我就曾预测中国到2030年前可以保持每年8%的增长，到时经济规模可以赶上美国甚至超过。那是第一次说，当时普遍认为不可能，说我是唱好中国，一个国家是不能唱好的，一个国家也不能唱衰，只能根据事实来分析。
这几年在国内、国际各种会议场合，不管在外国人面前还是中国人面前，我讲了很多次也做了很多分析。对长期增长潜力的分析非常重要，因为短期政策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高度相关，比如，一头小毛驴，给它吃得再多，它能长成小马仔吗？不管短期政策怎么样变化，长期分析是重要的，知道潜力是什么，然后去挖掘潜力，短期政策为长期增长创造条件，解除可能的增长瓶颈。
有学者怀疑中国还有二十年8%增长潜力的说法，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还不曾有任何一个国家维持50年年均8％以上的增长（在此之前的32年保持年均9.9%的增长），怎么会出现在中国？第二，高速增长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按购买力评价计算达到１万美元左右时，增长速度都放缓，包括日本和韩国。
这两个推论是不准确的。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提出20年经济翻番，平均每年增长7.2%，当时在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这么多大的国家，可以维持20年7.2%的年增长，更何况1980年代以前西方理论界还有自然经济增长率，认为一个国家除战后或自然灾害复苏，不可能有7%的增长。中国不仅是20年7%，现在是32年9.9%。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不代表不能发生。
第二，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不管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具有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也就是指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过程中，可以用前人经验和前车之鉴，减少成本，创新速度可以大大加快，转变为经济增长。从历史经验看，以1990年的购买力计算，当日本、德国等人均收入达到１万美元时，其人均收入已达到美国的65％；而我们达到１万美元时，人均收入还不足美国的25％。同样是一万美元，而日、德的后发优势已经很小，而我们的后发优势还非常巨大。据麦迪森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的水平、台湾地区1975年的水平以及韩国1977年的水平。在这个阶段，日本维持了每年9.2%的增长，台湾地区是每年8.3%的增长，韩国增长速度也超过7%。
从前景来看，我再次强调中国维持8%增长的潜力是存在的。日本1971年人均达到一万美元，是美国的60%，韩国1997年达到美国的50%。如果把潜力利用好，中国到2030年人均收入应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一半。
当然，这是一个潜力，潜力的发挥还需要两方面的条件。第一，政策应该是真正挖掘潜力的政策，而不是赶超的政策。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应该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当然，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没有问题或矛盾，否则也就不是发展中国家了。
转型国家充满扭曲 制度变革需创新
“中国需要制度变革。但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是值得研究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需要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异的”
中国需要制度变革，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水平增高，上层建筑也必须跟着变动，各种制度变革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革。但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是值得研究的。
我们现在谈制度一般就是以目前发达国家作为标准，比如华盛顿共识（编者注：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针对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所推行的制度变革，看到发展中国家有差距，就认为制度扭曲对经济发展造成约束，必须进行修改。世行有一个非常有名指标，叫企业经营指标，就是以发达国家市场制度作为标准衡量发展中国家。
实际来看，无论是199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1980年代开始的发展中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进行的制度变革，推行结果普遍不好。国外学者做了详细的经验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平均增长速度比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平均增长慢，不仅增长速度慢，而且经济波动的程度比1960、1970年代更高。有一些学者认为1980、199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迷失的20年。
制度变革是需要的，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需要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异的。尤其是转型中国家，并不是在理想的自由条件下运行，而是充满各种扭曲。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如果是在次优环境下，即使想进行最优的制度变革，导致的结果可能比原来更差。因此，进行制度变革必须要有创新，这也是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解决的问题。
我举一个金融体制改革的例子，过去谈金融体制改革无非就是按照发达国家模式建立大银行，建立股票市场。但是，发展中国家90%以上的生产活动是农户或者是小农经济，制造业大多是劳动力密集型，如果按照西方的金融体制改革，导致的结果就是80%、90%以上的生产活动得不到金融支持。我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从华盛顿共识后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因为只有大企业得到金融支持。
我们的金融改革滞后，但并不应该改成与发达国家一样的金融体制，而是必须根据中国现有发展阶段，推行能够给中小型农户、制造业与服务业提供金融支持的改革。
制度改革不能简单套用国外理论与经验，必须结合自己发展阶段与结构，如此政策才能够真正变成桥梁，让年均8%的增长潜力发挥出来。
事实上，中国经济能够发展这么快，与每个地方政府都有支柱产业，并为支柱产业的形成给予一定助推有关系。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断地变迁，地方产业能不能发展得好，与地方产业群聚有很大关系，而产业群聚能不能形成，又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入时间有密切关系，如果这些完全靠市场自发，可能没有办法解决。
经济以市场为基础，同时，需要政府进行协调，应该是两只手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出现问题？一定会，不管是靠市场还是靠政府，但看问题还是应该看主流。另外，有了比较好的理论框架后，对哪些属于正常干预，哪些属于不正常干预，进行社会监督，使政府助推发挥积极效果，尽量避免负面作用。
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必然的
“我觉得下一轮反周期刺激政策，同样是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但更多是利用财政方式，而不是货币方式”
2008年国际金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国际理论界普遍受到理性预期学派（编者注：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从货币主义学派中分化出来，被认为是新古典派经济学第二代。所谓理性预期是指人们预先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做出的预期）影响，认为在发生金融危机、经济箫条的时候，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加强社会保障，维持社会稳定；政府财政税收一定会减少，社会支出一定会增加，政府财政赤字本身会增加，这是自动引擎，靠此就可以度过金融危机。
当然，中国政府与其他多数政府推行的都是凯恩斯主义，但中国政府做的是“超越凯恩斯主义”。按照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政策有两种方式，一是减税，一是投资。而中国政府在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利用这样一个刺激，主要用于能够提高生产率，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我把这样的经验总结为“超越凯恩斯主义”。这是中国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执行的。
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后推行的70%、80%项目同样如此，但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慢了，是不是推行出现问题？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必然的，有两个原因，一是上一轮投资项目到现在基本都要收尾。第二，国际经济金融危机还没走出来，欧美市场相对疲软，而中国目前出口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当大。外部环境不好，国内投资基本收尾，经济增长速度会慢一点。在这种状况下，新一轮有可能再启动相对宽松的反周期政策。
那么，有没有一些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我觉得是有的，上一轮积极的反周期政策，更多依靠货币政策，带来物价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我觉得下一轮反周期刺激政策，同样是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但更多是利用财政方式，而不是货币方式。
收入分配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必须依靠一次分配，达到公平跟效率的统一，才能够真正发挥8%的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解决收入分配，必须以一次分配改善为主，也就是让各种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得到应有的。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次分配就可以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即使目前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但是与欧美等国相比，我们的比较优势还是集中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也是真正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的，政府给一点帮助，不需要劳动补贴，企业就能够赚钱。
如果多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穷人收入主要是靠劳动收入，如果有很多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增长果实，工资会增长很快。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所拥有的比较优势资源的价格不断上升，而资本回报相对下降，经济可以发展得又快又好。我一再强调一次分配为主，靠市场调节。
市场过程面临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国际经济周期等，当然会有一些临时失业，临时失业就必须有社会保障，也就涉及二次分配。
对富人征税主要是针对收入，而不是靠二次分配本身来解决收入问题。二次分配应该是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分配问题，尽管对社会分配会有贡献。
更重要的是必须依靠一次分配，达到公平跟效率的统一，才能够真正发挥8%的经济增长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