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的十年里，由于充分利用了全球化的“红利”，并全面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中国一跃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性贸易大国。相比之下，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国。虽然中国的对外金融活动规模日益增大，但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影响力发挥和利益分配等多个方面都受制于金融大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特别是在一个虚拟经济制胜的年代里，它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领域。随着中国总体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正进入一个从贸易崛起到金融崛起的战略关键期。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兴国家迅速崛起的双重冲击之下，未来国际金融体系将呈现什么样的变革趋势？中国在这种变革中的国际金融体系下有何利益诉求，如何捍卫这些利益诉求？本文将分析中国在未来 10–15 年里实现金融崛起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在国际金融秩序重塑进程中的金融利益之所在，并为中国的金融战略应对提供宏观的政策建议。
一 既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压力
所谓国际体系是指多种国际行为体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通常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它构成了一国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外部环境。一种类型的国际体系之所以发生变革，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动力 ：一是支撑该体系的国际实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该体系的基本运行方式和规则出现重大缺陷，难以继续维持。具体到金融领域，已经运行了近 40 年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国际金融体系，由于上述两种原因目前遭遇了严峻挑战，正面临着变革的巨大压力。
首先，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导致全球经济实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原来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为主导基础上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进行调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的 40 年里，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在“一超多强”的实力结构之上，即美国作为金融超级大国，而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作为金融强国，处于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位置，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处于边缘。该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金融独霸的实力格局形成了根本区别。由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垄断国际金融事务，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治理机构中占有压倒性的份额，便是这种实力格局的集中体现。
但是，新兴国家 在经济上实现的大规模崛起，可能是21世纪区别于20世纪最根本的特征。在多个经济和金融指标上，新兴国家 不断跻身排名前十位的行列，并开始在国际金融治理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等多个方面对原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提出挑战，从而构成了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最为根本动力之一（见表1）。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间的经济实力对比相比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最大的变化就是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出现了群体性的崛起，从而冲击了西方发达国家占压倒性优势地位的传统经济格局，其中又以中国的表现最为突出，它在多个经济指标上都强有力地体现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特征。肇始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致使世界经济陷入了 60 年来最严重的衰退，美、欧、日等传统发达国家一直复苏乏力，并且先后遭遇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10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 72%，其中“金砖国家”就达到 49.1%。这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道“奇观”。
然而，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 40 年里，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几乎毫无发言权，特别是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严重不足。因此，在既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明显脱节，实力与权利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格局。而在应对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 2010 年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已经表现出强烈的力不从心之态，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支持，包括资金流的供应和协同的经济刺激政策。对此，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团结起来，集体呼吁和施压国际金融改革，增进自身权利。2008 年底，首次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召开，就是发达国家无力应对金融危机的最明显表现。而在 2009 年“金砖峰会”的成立和 2011 年“金砖峰会”的扩大，更是新兴市场国家致力于推动国际金融改革、争取自身金融话语权的重要举措。在 2013 年的德班峰会上，金砖国家更是提出了筹建金砖开发银行和金砖外汇储备库的构想，这一方面标志着金砖国家不满意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迟缓，开始“另起炉灶”；另一方面也是金砖国家实力增强的体现。因此，国际实力对比的变化是推动国际金融变革的最重要结构性力量。
其次，各种形式的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冲击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运行规则的合法性，积累了变革的动力，而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更是成为压倒该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对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的过度“推崇”，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肇始于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的金融全球化运动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深度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金融安全问题，引发了各种地区性金融危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各国对非生产性资本特别是短期证券资本的跨国流动实行了比较严厉的管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固定汇率制的终结使得资本管制已无必要。
随后美国进一步在全球鼓吹开放资本账户，解除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而此后信息技术革命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又为这轮浪潮推波助澜。在这轮全球化运动的推动下，短期证券资本（俗称“热钱”）的跨国流量已经远远超出产业资本的流量，绝大部分的资本流动与贸易和生产无关，这使得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与实体经济活动的需要脱节。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金融体系和监管能力难以承载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深度发展的金融全球化和短期非生产性资本的无序高速流动，成为日后地区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并迅速蔓延的渊薮，其中就包括影响重大的亚洲金融危机。
作为支撑该轮金融全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华盛顿共识”曾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遭受激烈批评，并确实刺激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比如在 1999年创建了金融稳定论坛，以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潜在威胁进行分析。但是，那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并没有对以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构成实质性威胁，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大多将金融危机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自身金融体系的问题而非金融自由化。因此，真正更大规模的变革动力最终只能来自于国际金融体系中心国家的危机。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随着国内制造业的逐渐衰落，美国开始步 19 世纪英国之后尘，全面走向“金融立国”的道路，并在全世界强力推动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的金融体系。这种体系的实质就是，一方面，美国挟美元霸权之利，向全世界提供最富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吸引世界的资本以各种有价证券的方式（各种股票、债券等）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另一方面，将制造业外包给德国、日本和其他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美国从此成为世界的银行家，专职向世界发行货币和提供金融服务，以此进口来自世界的消费品。这种国际金融模式助长了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以至于最终需要大规模借贷。
由于这种体系是建立在国家间金融和生产职能分配的高度失衡的状态之下，它扭曲了国际金融资源的流动，一旦世界对中心国家的经济前景和偿债能力产生信心上的动摇，这种体系便危如累卵，并最终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酿造了更大规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完全暴露了现有金融体系的缺陷。
无论是先前主要发生在美国私人金融机构的危机，还是后来上演的欧美主权债务的危机，都揭示了当前国际金融循环的一个重大病症，即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过于依赖对廉价金融资源的占有来维持过度消费，这使得国际金融改革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全球性话题。它所带来的变革效应，构成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金融体系一个关键性分水岭的诞生。
总之，全球经济实力结构的变迁与金融全球化暴露了传统金融模式的缺陷，构成了推动国际金融改革的两股强大力量。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体系，在治理机制、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都面临变革的压力。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正在渐进形成。
二 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塑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秩序的新一轮重塑既伴随着国际社会对危机的深刻反思和国际国内的金融改革，也伴随着各种新旧国际力量的激烈角逐，以谋求在新的全球金融秩序中获得更加有利的地位。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演进将在多个方面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将彻底实现从七国集团（G7）向二十国集团（G20）的转变，从而进一步适应全球经济实力结构的变迁，但 G20 天然的缺陷将意味着国际金融治理的机制化色彩进一步弱化、无政府色彩则进一步加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打破了 1944 年以来美国独霸的国际金融治理结构。1975 年，七国集团正式成立，大国以 G7 为平台彼此进行金融政策的协调和金融信息的沟通，以进行联手共治，但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它是一个虚弱的“软制度”（softinstitution）的治理形式，依靠协商而非强制性协议来处理国际金融事务。
在“G7 时代”，先后爆发了拉美债务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地区性的金融危机，但这些危机都爆发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边缘地带，并没有危及 G7 这种松散的国际金融治理模式。2008 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1999 年成立的 G20 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首脑峰会，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协调各国立场的重要作用，并在随后被正式确认为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这导致了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 G7 面临着被边缘化的趋势，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正式从“G7 时代”过渡到“G20 时代”，它标志着国际金融治理领域的一场重要的制度变迁。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由以前完全由少数核心发达国家垄断，逐渐转变为接纳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新兴市场国家将在国际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影响力。
G20 之所以能在金融危机期间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危机凸显了原有以发达国家为治理中心的金融体制的缺陷，发达国家不得不借助新兴国家的力量来帮助其渡过难关，进而承认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它是“对既往世界体系内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实力与全球治理话语权失衡的经济矫正。”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 ：“在全球危机的这一关口动用 G20，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说明旧的秩序已经过时了。”G20 能否在各种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竞争中发挥其制度优势，形成制度信誉，这需要主要成员国的努力，它从根本上取决于新兴力量与传统力量在权利和利益上能否达成妥协。而根据曼瑟 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对于一个国际组织，成员越多、政策偏好越分散，其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制度效率也就越低。
G20 在 2010 年之后的几次峰会的成果就非常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也意味着，当危机的紧急压力逐渐缓和之后，G20 的制度效力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危机之后的全球金融体系将可能进入到一个更加“弱”的制度时代。因此，G20 如何进行进一步的制度设计，以在发挥容纳更多新兴力量的优势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因成员国过多而造成的“议而不决”的劣势，成为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治理的重大考验。
其次，主权财富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逐渐彰显其影响力，预示着国际金融行为体的多元化和国际金融博弈的复杂化。长期以来，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行为体有三类 ：一是发达国家的大型金融企业，如一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基金和证券公司等；二是主要金融大国的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主管金融事务的政府机构；三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为代表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发达国家的私人金融机构元气大伤 ；而随后的主权债务危机也使发达国家的政府信誉黯然失色。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 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发达国家 的信用评级机构则进一步兴起、发展和壮大，成为国际金融舞台上的“新玩家”（player）（见表 2）。它们将成为影响跨境资本流动和配置的重要角色，并将塑造整个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向。实际上，这意味着国际金融体系的权力重心也因此发生了相应的转移，从私人投资银行主导下的美欧资本绝对支配体系朝向众多行为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秩序转变。
作为一种新的金融资产的管理和投资形式，主权财富基金被认为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投资模式，发展中国家借助国家的力量来整合分散的金融资源，进而规避金融全球化的风险，它是发展中国家应对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金融秩序所进行的制度创新，有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实力地位。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短期不会消除，这将进一步刺激发展中国家培育主权财富基金以进行外汇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其资金规模将只会扩大而非缩小。由于主权财富基金的背后就是国家权力，它的兴起将意味着国家权力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加大，也将进一步加剧国际金融博弈的政治色彩，国家与市场的冲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
此外，信用评级机构在欧、美、日的主权债务危机中大显身手，预示着另外一种金融“玩家”的崛起。现代金融是一种信用经济，信用评级公司则因为掌握了裁量政府和公司债券信用的专业知识，从而拥有了日益强大的金融权力。尤其当私人评级机构可以裁量政府的信用时，私人机构和主权政府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三大专业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都是美国公司，这显然加剧了国际金融话语权力的失衡。
2009 年 12 月，希腊债务危机浮出水面，惠誉公司率先调低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导致希腊融资进一步困难。2010 年 4 月，标准普尔公司调低葡萄牙和西班牙评级，希腊债务危机升级至欧洲债务危机。这令不少欧盟人士一直憎恨三大评级机构，视其为寡头垄断，认为美国评级机构对欧债危机进入恶性循环具有推波助澜的责任。但对于美国自身的国债风险，三大评级机构的表现却充满吊诡。尽管从 2011 年 7 月开始，穆迪和标准普尔公司都开始发出各种警告，但却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调整。直到 2011 年 8 月 5 日，标准普尔公司才首次下调美国国债评级。即便如此，标准普尔公司立即就遭遇到了来自美国各方面的压力。
信用评级机构能否真正秉持其中立和专业的精神，一律做出非政治的评级决定，这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目前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以绝对的话语权和垄断地位操控着国际资本市场，很可能在金融市场上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对此，早在 1995 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 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将美国和穆迪形容成两个实力旗鼓相当的超级大国，“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信用评级毁灭一个国家”。
正是意识到信用评级机构对维护金融稳定和增强金融话语权的意义之后，一些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国际评级体系正面临着重估与重建。2011 年，欧洲议会通过议案，要求限制私人评级机构对主权债务进行评级的范围，而且不少议员号召欧盟成立一家完全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与三大评级机构相抗衡。如果说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将加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私人金融机构的权力，那么信用评级机构的兴起则从相反的方向加强了私人金融机构对国家政府的权力。这意味着在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公权力与私权力之间竞争与冲突会更加激烈。
再次，“华盛顿共识”将走向衰落，国际资本的流动正在从放任自流向加强管制方向演变。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高歌猛进的金融自由化相比，国际资本流动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将进入一个相对低潮。
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如何重建金融体系稳健性的问题。作为危机的核心地带，美国率先交出了答卷——美国国会于 2010 年 7 月 15日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又称《多德 – 弗兰克法案》），由此提出了所谓“大萧条以来最深刻的金融改革方案”。其中就包括限制银行投资和交易活动的“沃尔克规则”，并建立了针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新的严格监管框架。而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被认为是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这是对现代金融市场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快速发展和扩张阶段后的一次重大修正，标志着“近几十年来华盛顿对金融业采取的不干涉、不管制态度走向终结”。它意味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发起国开始改弦易辙，从强调放松管制向加强监管的方向发展，将对未来遏制金融产业的无序扩张产生积极作用。
而在国际层次上，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的跨国监管一直是历次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主题之一。华盛顿峰会提出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等措施 ；伦敦峰会提出有必要对所有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实施监管和监督，决定新建一个金融稳定委员会取代现在的金融稳定论坛，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实施监测 ；匹兹堡峰会提出对金融高管薪酬进行改革、把金融衍生产品纳入管理、实行跨国金融监管等建议 ；首尔峰会商讨了旨在提高商业银行风险准备金率的《巴塞尔协议Ⅲ》，并承诺从2013 年起逐步实行，以加强对大银行和金融公司的监管。在多伦多峰会上，对于是否征收银行税，各国未能达成一致，但在 2011 年法国戛纳峰会前夕，法国和德国积极推动达成对金融交易征税，以制衡金融机构无端套利的国际共识。
2010 年 2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资本流入：管制的作用》，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对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进行管制，可以有效降低市场的波动性。这显然颠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传统观点——鼓励资本充分自由流动。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认为，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仍然缺乏明确的证据，但这份报告的出台还是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伴随着过去“华盛顿共识”最忠实的推动者开始改旗易帜，一个支持资本管制的时代正在到来。
最后，在美元信誉不断受损的冲击下，国际货币格局将从美元“一家独霸”向多元制衡的方向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就是美元“一家独霸”，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储备中的使用都占据绝对优势的份额，其发行不受任何制度上的监督与制约。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中，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先后通过三轮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贬值美元，将经济调整的成本向全球转嫁。主要外汇储备国都深受美元贬值之苦，而这带来的长期后果必然是损害美元的国际信誉。而由美国主权债务风险所构成的“财政悬崖”仍然将长期对美元的国际信誉构成负面影响。
尽管国际社会当前难以改变对美元的结构性依赖，但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各种“终结美元”的呼声在国际社会中不胫而走，这也传递了不再信任美元的信号。从长期来看，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正在下降，它正在凝结一种强大的国际共识，即国际货币格局中的美元霸权是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之源，应当加以改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已经由 2000年的 71.1% 降到 2010 年的 61.4%。由于美国日益膨胀的国家债务将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在未来 10–15 年里美元所占的份额有可能跌破 50%，从而带来国际货币的多元化。
欧元是美元最主要的挑战者，其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份额由 2000 年的 18.3%上升为 2010 年的 26.3%。尽管由于欧债危机的爆发，欧元正处于一个低潮期，但欧元区的领头羊德国在金融危机期间经济表现不俗，总理默克尔多次表达了捍卫欧元的强大政治意愿，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也为捍卫欧元展开了一系列的货币外交，并获得了中国的支持。萨科齐曾明确表示，美元已不再适合作为世界经济中的主要储备货币，“我们不能一边处于一个多极的世界中，一边又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单一的储备货币”。
虽然欧元还难以取代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但欧元区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差不大，而且欧洲央行继承了德国反通货膨胀的传统，欧元的国际信誉仍可能不断成长。如果德国和法国能领导欧盟在经济制度上进行更加深刻的改革，克服边缘国家发生的债务危机，欧元仍将成为国际货币格局中制衡美元霸权重要的一极。
与此同时，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正在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并在“金砖峰会”上不断发起减少美元依赖的各种政策倡议和努力。这将进一步吞噬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因此，未来十年，美元作为主导性国际货币的地位将缓慢下降，这将构成国际货币格局演进的一个重要特征。国际货币格局的这种演进趋势与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的演进方向既有总体的一致性，但也不乏细微的差别，从而体现出货币竞争规律的相对独立性（参见表 3）。
总之，国际金融秩序的新一轮重塑，是“礼崩乐坏”之后的重新“建规立制”。由于既有金融霸权的衰落不是传统通过战争的方式突然实现的，因此它将是一个渐进而非突变的过程，并必然伴随着大国权力竞争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动荡起伏。
三 新秩序下的中国金融利益
面对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塑，在下一个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在实现金融开放和金融崛起的过程中，金融利益的诉求也越来越大。理解中国的金融利益之所在，是中国正确参与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设的重要前提。
首先，在新的全球金融治理平台上谋求更大的发言权，参与甚至主导国际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这是中国首要的金融利益。G20 取代 G7 使得过去近十年里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 G7 的讨论戛然而止。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以一种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新兴国家参与国际金融的问题，它是目前中国在金融领域发挥国际影响而可以借助的最好的全球性制度合作平台。
尽管这场制度变迁大体符合全球金融体系实力格局的变化，但是在危机之后，G20 能否继续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有效的协调作用，还有待观察。事实上，G20成员国在是否继续紧缩财政政策、是否征收银行税、怎样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等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而各国就避免“货币战”达成的纸面共识，同样总是被证明为一纸空文。有评论认为，G20 已经开始呈现一种“你走你的路，我做我的事”的态势，其重要性也开始受到质疑。
因此，G20 在未来依然面临不小的挑战。第一，全球金融实力的对比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强国对金融资源的控制能力仍然远远强于新兴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增长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总量、制造业能力、资源能力等传统方面，而在金融这一更加看重人才、技术、信誉等软性力量的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劣势地位并未有实质变化。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未来 10–15 年的时间里，将遭遇一个结构性的力量对抗，而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在力量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间里，国际制度就越不稳定，各种力量的斗争就越尖锐。第二，G20 峰会是世界主要国家应对金融危机这一特殊事件的产物，尽管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危机过后 G20 峰会将会继续存在，但如果缺少了金融危机这一外部压力，G20 的制度凝聚力还能维持多久令人生疑。在首尔峰会前夕，《经济学家》直接评论认为，它“可能最终只是一个政客‘夸夸其谈’的机构而已”，“跟其他经济高峰会议一样，是在浪费时间”。第三，新兴国家之间由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方面的重大差异，导致它们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制度偏好存在分歧，新兴国家内部的分歧将进一步加剧 G20 的制度无效。
近几年，虽然中国的对外金融活动规模日益增大，但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影响力发挥和利益分配等多个方面都受制于金融大国。中国金融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通过提升新机制、改革旧机构来全面提升中国的国际金融权力。
中国在 G20 框架中拥有特殊的地位 ：从总量来看是无可争议的经济大国，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发展质量来看又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利用这一地位在 G20中发挥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职责，提升 G20 的运行效率，推动G20 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避免它沦为一个“空谈馆”，则符合中国扩张金融权力的利益需要。
另外，如何在既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中获得更多的权力资源，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利益之所在。在金融危机的促成下，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所占份额和投票都得到较大的提高（尽管没有正式生效）。不仅如此，在继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之后，另外一位中国公民朱民于 2011 年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这是中国在国际制度中争取权力所获得的重大突破。如何继续保持这一态势，实现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话语权的实质性提高，以便与中国的整体实力地位相称，是中国在这一轮金融秩序重塑过程中最核心的金融利益之一。
其次，在中国成长为金融大国的过程中，抵制金融保护主义和金融民族主义，则是中国金融利益的第二个主要方面。抵制金融保护主义和金融民族主义最主要的就是防止发达国家专门针对中国设立各种金融投资的壁垒和障碍，尤其是针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障碍。
目前，由于中国并未实现金融的完全开放，中国的对外金融投资大都是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实现的。由于“出身问题”（即雄厚的资金规模和政府操控的结合），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主权财富基金由政府控制，难免会存在商业回报之外的政治目的，增加其海外资本扩张活动在政治和安全上的敏感性。比如，主权财富基金的大规模投资活动可能破坏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另外，主权财富基金有可能通过资产抛售、停止购买、资产转移、买卖外汇等方式来发挥政治上的“威慑”和“胁迫”功能。不仅如此，主权财富基金还可以通过其金融纽带在投资东道国培育支持自身的游说力量、进而改变东道国的国内政局。
尤其是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政治大国加入主权财富基金俱乐部后，这种将国家权力与外汇资产相结合的特殊金融行为体就受到更多的猜测和争议，甚至出现了“主权财富基金威胁论”和金融保护主义的抬头，以致一些国家明确发出了不欢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行为的声音。从 2007 年开始，在美国和法国的发动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个抵制主权财富基金的高潮。此后，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的先后爆发，美国和欧盟希望借助主权财富基金的资金力量来缓解危机；与此同时，主权财富基金在危机中也先后出现缩水，对外资金扩张显得相对谨慎，关于主权财富基金的争论也逐渐从国际金融议事日程中淡出。
但是，未来 10–15 年里，西方发达国家有可能发起新一场讨伐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运动，为主权财富基金建规立制有可能被全面提上国际金融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有学者甚至提出，要建立一个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世界投资组织（World Investment Organization， WIO），作为监管主权财富基金的专门国际机构。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如何在这种环境下获得西方国家的信任，不影响其正常的投资经营活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不仅如此，还有美国学者提议，要对中国在美持有金融资产的收益进行征税，这更是一种新的金融民族主义思潮，它将直接威胁中国在美国的金融收益。
再次，在国际金融秩序重塑进程中，中国金融利益的另一个方面是在全球资本流动体系中防范金融风险和捍卫金融安全。截至 2012 年末，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中国对外金融资产总计 51 749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官方的外汇储备，达 33 879 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仅仅在四五年以前，外汇储备的增长还被视为中国金融实力和金融安全提升的标志，而如今，一路飙升的巨额外汇储备量却成为中国金融当局的“烫手山芋”。如何实现如此庞大的海外金融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便成为中国的核心金融利益之所在。
由于缺乏多元的投资渠道，中国政府只能继续大量购买和持有美国国债，尽管这从短期来看是一个相对保险的策略，但从长远来看，它却使得中国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由于美国经济的底盘大，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数量还不足以影响美国的整个金融市场，从而在事实上难以发挥美国前财长劳伦斯 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说的“金融恐怖平衡”，以对美国实行经济上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在购买美国国债问题上的别无选择，给自身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使中国只能继续对美国金融市场保持高度依赖，甚至受美国政府的“金融挟持”。美国经济学家保罗 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将这种困境称为中国的“美元陷阱”。
不仅如此，由于美元一直处于贬值状态，如果中国所得的国债利息不能抵消美元贬值所带来的损失，那么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实际收益就是负数。因此，如何让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能够产生更大的资金收益率，是中国今后对外金融战略考量的重要内容之一。
最后，与保卫外汇资产安全紧密相关的一项重要金融利益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使人民币在未来成为能与美元、欧元相互竞争的有影响力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实力对比失衡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霸权货币的监督匮乏，是加剧全球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国已经成为当前国际货币结构最大的受害者。提升中国的国际货币地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既可以使中国享受使用本币从事国际交易的便利条件，可以增强中国在全球调控财富再分配的能力，而且也对从根本上减轻对美元的依赖、摆脱“美元陷阱”意义重大。
尽管美国最初会对人民币国际化冷眼旁观，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乐见其他货币承担国际货币的责任和义务以使美元政策获得更大的灵活性，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形成一定规模，美国出于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需要，势必通过各种手段抑制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上升。对美国而言，除了军事优势地位之外，第二重要的就是美元的优势地位。如何应对国际货币的激烈竞争从而渐进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是中国金融崛起的重要利益之一。
总之，面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与重塑，中国在实现金融崛起的过程中其金融利益诉求将日益增大，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传统金融大国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需要中国在国内金融制度改革和国际金融外交两个方面都做好积极的战略应对。
四 中国的金融战略应对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的危机和战争通常会给新兴大国的崛起提供机遇。2008 年金融危机也确实彰显了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地位，主要表现在其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和日益增强的对外投资能力。在未来 10–15 年里，中国将逐渐实现从贸易大国向金融大国的转变，这将是继欧元诞生之后发生在 21 世纪里最重大的国际金融事件。在中国金融崛起过程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传统金融大国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必然遭遇到美国施加的外部压力。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和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之间在未来更加重要的竞争将在金融领域展开，因为中国的金融崛起将比贸易和生产崛起更加触动美国的根本利益。
一个广受认可的观点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并可能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障碍。中国需要在国际层面展开卓有成效的金融外交，并加紧改革国内层面的金融体制，以实现大国金融崛起的宏伟图景。
首先，借助危机之后国际资本流动的低潮期，逐步稳妥地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就犹如封闭的商品市场创造不了生产大国一样，封闭的金融市场缔造不了金融大国。1996 年，中国实现了经常账户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一直对资本账户的开放持谨慎态度。中国的经济开放目前只完成了一半的进程，即贸易领域的开放。中国在金融领域存在较多的政府管制，这在过去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但在今天却逐渐成为金融产业崛起的主要障碍 ，金融产业的发展和兴盛尤其需要自由的市场环境。过度的政府管制，不利于金融深化，不利于资本的最优配置，也不利于中国作为一个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国际形象。中国应在未来 10–15 年里，紧紧抓住危机之后国际资本流动的低潮期，实现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的开放，这也是培育国际金融中心的必由之路，而金融大国必然有全球性金融中心的支持。
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金融类资本流动的放缓，将为中国逐步开放资本账户提供难得的黄金窗口。过去 30 年，在国际资本流动体系中，中国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而对金融资本保持了相当警惕。东南亚金融危机被中国归因于它们过早地开放了资本市场。这一教训的得出进一步推迟了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步伐。但是，相对封闭的资本市场，不利于中国获取国际金融资源，也不利于自身金融实力的提高。未来 3-5 年，在国际资本流动的低潮期，中国可以在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道路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其次，借助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不信任，通过稳定而负责的货币政策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崛起的经济必须要有强大的货币作支撑，未来 10–15 年，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还面临繁重的货币制度改革任务，包括建立更加中立性的中央银行决策体系以及更加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这是积累人民币国际信誉的必要前提。而在未来若干年里，人民币的国际化意味着将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就犹如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中国要有勇气接受人民币浮动空间扩大所可能带来的“阵痛”，这需要政府通过细致入微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协调以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保驾护航，将其对经济的冲击降低到最低限度。如果中国能够克服各种障碍，一如既往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人民币有望在未来若干年之后超越英镑和日元，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大国际货币。
除了在国内夯实中国金融产业发展的基础之外，中国还需要在国际社会中通过一系列缜密的金融外交来逐步实施金融崛起的战略目标。
第一，在全球金融外交层面，中国需要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这一新机制提升效率，在国际金融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执行力，并且进一步推动改革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既有国际金融治理机构，从而谋求在国际金融治理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中国要抓住本次金融危机后国际权力结构调整的机遇，通过各种手段进一步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份额。201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超过日本。中国应该争取在未来 5–10 年时间里，使自身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份额达到排名第二的水平，以和自身的总体经济实力相适应，并争取向国际金融机构输送更多的高级职员。
同时，中国应积极推动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在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中的角色，以此来制衡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根据 2009 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达成的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发 2 500 亿美元的 SDR，但它仍然只能满足于危机情况下的紧急救援。中国应该鼓励并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增发 SDR，推动 SDR 在官方储备中发挥更大作用，改变对美元储备的过于依赖，而且推动作为“篮子货币”的 SDR 逐步取代美元成为国际汇率调整的基准。不仅如此，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尝试放宽 SDR 在私人经济活动中的使用，比如逐渐允许其成为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乃至普通商品的计价单位，并在更长的时间里成为国际交易货币。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努力将人民币加入 SDR 的货币篮子。
第二，在区域金融外交层面，中国要在东亚范围的金融和货币合作中扮演更加积极的领导角色，并让东亚合作重回大国路线。东亚大国特别是中国和日本都是美元霸权结构的主要受害者，有着共同的国际金融利益，因此中国需要制定强有力的金融地区主义战略，推动东亚集体性地摆脱对美国的金融和货币依赖，从而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板块。
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且中国出台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东亚金融秩序建设出现了一个根本变化，即东亚金融合作的政治基础由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日本主导、中国协同、韩国和东盟国家参与的格局，演变为中国和日本共同领导、韩国协同、东盟国家参与的新格局。这为中国施行更加强有力的区域金融外交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是东亚金融合作的核心和基石，中国应该不失时机地发挥和日本的共同领导，在统一储备库的资本账户、加强储备库的独立性建设、扩大储备库的资金规模等问题上，进一步向前推进，从而促成东亚金融体系相对于美国金融和货币体系的隔离性（insulation）和自主性（autonomy）。
第三，在双边金融外交层面，中国应该继续加强推进与关键国家和友好国家的金融和货币合作，争取更多的货币盟友，以便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夯实政治基础。2008 年以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积极推动和实施下，中国以更加有为的姿态，在更广阔的地域空间里展开了令人瞩目的双边货币外交。这些货币外交的对象主要是与中国有着良好政治关系和丰富经济往来的周边国家和新兴国家，其主要内容就是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和推动本币结算业务，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战略，并减少对外经济关系中对美元的使用。
除了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之外，为了捍卫中国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中国的金融外交还需要着眼于一些关键商品的计价，中国需要通过外交手段鼓励一些关键商品的出口国以人民币计价 ；同时，中国还需要鼓励一些重要友好国家持有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从而加强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
总之，为了在国际金融体系重塑的过程中有效捍卫中国金融利益，中国的金融应对战略包括国内金融制度改革和国际金融外交两个方面，它们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五 结论
从贸易大国迈向金融大国，是大国经济崛起必然之路。2009 年，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之后，图谋金融大国的决心也日渐显现。而未来 10–15 年时间，是中国金融崛起的关键阶段。
金融危机和新兴国家崛起正在瓦解传统的国际金融秩序，并带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塑。具体而言，未来 10–15 年，全球金融体系将出现如下变化 ：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实现从八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的彻底转变，而二十国集团的根本缺陷将意味着一个制度更加虚弱的金融治理时代的来临 ；主权财富基金和信用评级公司将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新的重要行为体，进而加剧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权力冲突 ；国际社会将加强对资本跨国流动的监管，新凯恩斯主义将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主流意识形态 ；而国际货币体系将出现从“美元独霸”向“一超多强”的转变，新兴国家将加快推动其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国际货币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给中国实现从贸易崛起到金融崛起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但新旧金融秩序的交替过程将是漫长的，并充满激烈的国际竞争，而且它也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中国的优势，而是取决于中国政府进行国内金融制度改革的意志以及实施金融外交的战略能力。
为了在变化中的国际金融秩序中捍卫中国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在国内金融制度改革方面，中国需要借助危机之后国际资本流动的低潮期，逐步稳妥地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树立自由金融的国际形象 ；同时借助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不信任，通过稳定而负责的货币政策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信誉。而在国际金融外交方面，中国需要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多个层次展开积极的金融外交，以便为中国金融崛起谋求更好的国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