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基本支持者大多转而支持政治民主派。这种主张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是市场与计划的矛盾、是法治与人治的矛盾。
在他们处于上升期的时候，他们本有机会成为民族命运的担纲者，把他们的利益诉求普遍化为整个民族的要求，使自己成为民众的领袖。但他们错过了历史的机遇。或许在内心里，他们也在期盼一个拿破仑式的强人，为他们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吧。他们从没有想过成为自己的主人。
由于温和国家主义派的逐渐得势，这种主张从一种隐性的、背景式的普遍信仰成为一个单独的派别。它的作用在于凸显精英集团内部的矛盾。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主张的内部整合程度并不如温和国家主义派，或许因为后者是以反对派、挑战者的面目出现的，因而更容易界定自己的边界。而自由市场派似乎还没有在这个挑战者面前清醒过来，它还在用老的办法，比如指责对方反对改革，来打击对手，而没有实现真正有效的思想更新(针对如何实现强大国家，如何让民众生活幸福等等问题)、组织收缩(在政治上，与温和国家主义者鲜明决裂，而不是把矛头对准对改革有怨气的民众)。因此，这一派别下落的态势似乎还没有终结。
三、政治民主派
这个派别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主流是从文革后期西单民主墙以来，始终在中国社会时隐时现的反对派力量。1989年是这一派别影响力的最高峰。此后因为受到巨大的打击和迫害，他们逐渐从主流社会的视野中消失潜隐。另一个源泉是从1992年以来，不断被体制挤出的激进人群，他们或者因为生活遭际，或者因为个性原因，被迫脱离了生活的常规，并敏锐地将个人的遭遇与整个体制的弊端联系起来，从生活经验出发对现行体制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他们常常把自己的思想先驱追溯至反右、民国的知识分子及其政治代表。在思想上，他们往往以自由主义的正宗传人自居。在实践上，有偏向政治革命的激进派和偏向改良的温和派两种。他们毫不掩饰对于一党专政的厌恶，对于多党制民主的向往，可以说这是他们最为核心的追求。与自由市场派相比，他们更为接近底层，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遭受损害与侮辱的群体，甚至和访民、宗教徒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些底层民众给予极高的同情，并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接触，来动员和组织他们。这个派别通常认为底层苦难不幸的来源是政治上的专制、缺乏自由、没有法治。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在生活遭际上与这些底层人有类似经历。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他们获得了有限的成果。有时，他们也会用底层的革命来吓唬和威胁统治者，促使他们开始政治改革。不过，从根本上讲，他们基本上不太认同与执政者合作的渐进改良道路。由于真诚的理想主义，敢于向强权挑战，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个人代价，他们常常得到媒体的高度认同和道德褒奖。在所有的政治派别中，他们身上保留了最多的公民的勇敢德行。
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是从正常的生活常态中溢出的，因此虽然脱离了和其他阶层的联系，但在个人交往上，他们却可以深入到每个阶层，并因其敢于牺牲的理想主义，受到较之其他派别更多的同情和帮助，并据此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网络。在这些网络内部，他们之间的熟悉程度和相互认同程度较高。可以说虽然很少有人有勇气追随他们，但对他们的同情遍布四方。这种主张对于民众，特别是城市中的中低阶层，有极大的潜在号召力。
由于几乎没有回头过正常生活的可能，因此，他们非常坚决和勇敢，行动能力非常强。因为80后和90后的加入，他们的行动更为灵活多样，也更为积极主动。虽然89年的悲剧依旧是他们的心结，但其救国救民的悲情意识在不断退，对于普通民众的冷淡抱有较强的宽容性减，更多的参与者愿意把反抗定义为个人的意愿。在反对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特别是大型国企的垄断地位上，他们和自由市场派有着高度一致性。但总体来说，对于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他们没有太多明确的主张。
他们对于现实的批判往往从个人经验出发，非常有穿透力;对于种种掩盖真相，打压反抗者、侮辱受害者总能感同身受，常常自发援助围观，有时甚至能对事件产生较大影响。而在这两个方面，他们都得到了媒体的有力支援。同时，他们往往和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形成友好同盟，从业主委员会、环保组织各种民间NGO到中小企业的自发组织都会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同情者，也都可以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实质性帮助。
在现实的政治格局中，他们实际上是自由市场派的激进形态。与自由市场派强调利益不同，他们更为关注权利。权利与利益密切相关，但二者也有着鲜明差别：利益是具体的、特殊的，而权利是抽象的、普遍的。从总体上来说，两者在思想主张上有很多接近之处，但各自依赖的阶级基础则有很大差别。他们的思想批判力、政治行动力要远远高于自由市场派，在网络上和媒体上与温和国家主义展开有效论争和争夺群众的是他们，而不是自由市场派;采取种种抗议行为捍卫产权、公民自由的也是他们，而不是自由市场派。他们很少得到来自自由市场派的资源和道义支持。
他们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与缺乏基本人权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其他的种种矛盾则是这种矛盾的衍生和变化。在他们看来，官民冲突的前景必然是整个国家的民主化。
总之，与20年前相比，他们在政治上更为成熟，也更为坚韧。他们不再对上层给予幻想，也不再急切地追求民众的认同，在精神上较为自足和独立。
他们或许是在民情上最为接近中国现实的政治派别，因为他们不鄙视民众的牟利追求，而是鼓励民众改善自己的生活，往往以扶危助困的形象登场。随着政治分歧的加剧和演化，这个派别和自由市场派的结合会非常容易。而这两派在政治上的整合将使两者形成巨大的互补，其政治能量将大大增加。
四、社会革命派
这个派别就是通常所说的毛派，其活跃者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出现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之后。虽然他们有时把自己的政治谱系追溯到晚期的毛泽东、文革中的造反派、四人帮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组织和思想联系。这个派别因其激进和偏狭，基本上完全为主流社会所排斥。他们激烈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这个过程造成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形成了对工农群众的新的压迫和剥削。并认为暴力革命，或者阶级斗争将是改变现实的有效手段。其活跃分子多为老特权阶层及其后代、国营工厂的老工人，以及年轻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虽然表面看起来，他们希望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但那只是一部分人的向往，对其拥护者而言，仅仅是一种情绪表达。是否重回毛泽东体制，是否要展开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是否要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者们并没有太多认真的思考。民众只是不满当下的腐败、贫富分化，以美化过去的方式来凸显当下的邪恶。只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系统地理论努力，这种努力很难得到民众的有效呼应。
在网络上和舆论上，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民众对于贫富分化、特权腐败的厌恶情绪的一种宣泄。而且这种影响力，很可能会被温和国家主义派收割。因为他们的大多数主张都能被温和国家主义派所覆盖，而后者又有他们根本无法比拟的强大行动能力和资源分配能力。在对自由市场派的斗争中，他们和温和国家主义派走在了一起。其可悲之处也在于，随着温和国家主义派逐渐成为主流，他们将与五毛党越来越难以区分。也越来越难以真正站到底层民众的立场上来说话。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现在很多人依然同时主张温和国家主义和社会革命，而不自觉两者之间的天堑鸿沟。但当社会冲突更为激烈尖锐的时候，尤其是当温和国家主义成为现实的时候，这个派别会出现分化，一部分会追随温和国家主义，另一部分会和政治民主派结合在一起，成为底层的代表。
作为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在言辞上极为激烈，行动能力却很难低下。甚至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抗议行动，尤其是与真正的底层抗议者很少结合。因此，虽然他们的面目让整个主流社会震惊，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政治能量。这个政治派别完全依赖民众的兴起，但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思想上，他们都不具有掌握民众的能力。
五、打开政治的大门
请允许我再强调一次，现在精英之间的分歧是实质，是中国政治最大的矛盾。但这种分歧只是政治危机的开始，如果精英之间不能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的话，民众将涌入政治的场域，其前景将是民众和精英的矛盾。
在此前的改革进程中，精英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但他们始终维持着一种斗而不破的政治局面。这种政治张力保证了中国政治的活力，使得改革能兼顾、平衡多种利益诉求，而且一定程度上能使执政者超越自身利益束缚。最为经典的政治组合就是邓小平和陈云之间的政治合作。但随着利益集团逐渐成形，各个集团之间逐渐丧失了相互之间的政治信任，旧有的处理利益冲突的机制、政治威望、意识形态渐次失效。精英们开始尝试动员民众。而民众正在由犹疑的围观走向试探性的呼应，正在从克制上访、有限泄愤，走向有意识的报复和破坏。
如果精英们不能再依照旧有的游戏规则决定中国的未来：在华丽会议桌下拳打脚踢，在桌上冠冕堂皇地一致通过协议，一旦动员民众的大门打开，政治的未来就不完全取决精英集团。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权力的、金钱的、思想的资源，也就必须经受民众的考验。谁都知道，精英集团的公开分裂是政治变革的开始。一旦这扇大门打开，中国政治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其结局并不一定就是惨不忍睹的。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所有这些政治思想，都有着伟大的传统，他们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对错高低，正如所有的利益之间没有高尚低贱一样。或许我们需要的智慧和力量是，勇敢面对这些不同的利益和激情的冲突，并在冲突中学会理性的解决冲突。不过罗马人说过：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从这点上讲，我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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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很多人认为改革是在不争论、政治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实现的。但事实上，自改革以来，无论是高层还是民间的政治，始终充满分歧和斗争，极具张力，有时冲突还非常激烈。这种政治争斗，是改革的一部分，或许也是改革得以实现和推进的前提。这也是中国与东欧国家、以及一般威权国家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政治斗争的性质、模式和意义，现有研究还非常薄弱，我们尚无法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框架。
[②] “温和国家主义”这个概念，最初笔者使用的概念是“温和法西斯主义”，其灵感来源于2004年余世存先生“次法西斯时代”的提法。很多师友对这一概念提出了颇多质疑，并认为应该用国家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提法。对应于现实，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威权主义都不是那么准确，很难做到名实相符。尤其有研究德国史的学友指出，法西斯本身比国家社会主义更为复杂，其所指非常明确。经过权衡，笔者放弃了“温和法西斯主义”这一提法。当然，对于未来中国而言，法西斯主义的前景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③]虽然受自由市场派影响的人群数量和范围都非常广大，但因为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未来而不是利益把大家团结在一起，而且始终未能得到公开表达的空间，只能用影射、私下传话等扭曲的方式传播、沟通，因此这些主张者很难产生集体行动，缺乏有效的整合，甚至连有效整合的努力都很少看到。这是我们和台湾以及其他东亚民主国家的重要差别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