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军费管理革命，主要指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主要国家以构建和完善规划—计划—预算制度（PPBS）为主要内容的资源配置方式革命。这场革命时断时续，一直延续到今天，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发生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对基数配置方式的革命
任何制度变革的发生，都是特定历史需求的产物，军费管理革命也不例外。1960年代以前的美国，一直实行着传统的“基数滚动预算法”，国防预算并不是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作出的，而是以上一年国防预算执行数和分配比例为基础确定的。在这种制度下，国防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空军强调发展陆基洲际导弹和战略轰炸机，忽视陆军空中支援作战需要，并竭力限制海军航空兵发展，防止出现“第二空军”；海军强调发展核动力航空母航，试图以“北极星”弹道导弹取代空军的战略导弹；陆军则反对建设战略核系统，主张把战略关注点集中于常规战争，力主发展固定翼飞机和直升飞机，强烈反对海军扩大陆战队，防止出现“第二陆军”。
显然，这一传统制度客观上助长了各军种寻求局部利益最大化，严重影响了系统建设效益，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1951年至1958年，美国军费比苏联多开支 1376.8亿美元，但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和人造卫星却先于美国发射成功，表明苏联运载火箭可以越过太平洋或大西洋打到美国本土。这极大地震撼了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上任伊始，即责成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解决军费管理效益问题。
麦克纳马拉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深谙统计学和管理科学理论，曾任福特汽车公司总经理。出任防长后，他将现代企业管理的思路和方法用于军费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开始推行PPBS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军费分配不再按以往年各军种分配数额为基数对资源进行切块，而是根据国防安全需要编制远期的战略规划、中期建设计划、近期的年度预算，有效改变了以往预算与任务分离、各军种项目重复建设的状况。
这一制度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国防费效益，被公认为是世界军事预算制度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麦氏任国防部长7年间，共节约100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一年军费开支。PPBS制在美国推行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法国、日本等许多西方国家都形式不同地建立了这种预算制度。
新军事革命的基石
在新军事革命发生之初，即使是比较先进的PPBS也有不适应性，存在缺乏执行力和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妨碍了体系作战能力的形成。显然，如果没有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变革，以作战理念、作战样式、编制编成等要素构成的显性军事革命将难以持久。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军以强化联合作战能力的整体筹划和顶层设计为牵引，建立了“联合能力集成和发展系统”，加强了规划计划与体系作战能力需求的协调，在原有的规划—计划—预算体系中加进了“执行”（E）环节，形成规划—计划—预算—执行制度（PPBES），进而完成了PPBS适应信息化战争形态的改造，为新军事革命奠立了系统性的资源配置方式，与联合作战编制编成、信息化建设并称为驱动新军事革命的“三驾马车”。由此，军费管理革命打开了效益提升的广阔空间。
军费管理革命与系统效益。信息化战争体系作战能力生成的要求，强烈呼应资源的系统配置，建立系统化的资源配置制度是实行军事革命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PPBES制度具有优秀的系统整合基因。其运行的基本程序是：根据国家安全形势确定国家安全目标；根据国家安全目标制定国家军事战略；根据国家军事战略及其目标合理确定各项任务；根据任务确定各种军事力量发展的规模和结构；根据军事力量发展的规模和结构确定军费的分配；根据各种军事需求重要性的不同确定资源优先分配的等级。这样，就在军费资源配置过程中，把安全形势、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军事建设计划、国防预算制系起来，把 10年以上的长期规划、5年的中期计划和单年度或双年度预算有机结合起来，把整个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科学统筹起来，加强了对各军种建设的集中指导和总体协调，形成一种资源配置的系统集成和滚动。在PPBES中，只要是完成同一类任务，均须将经费统一纳入一个项目或类别中，进行分析比较和综合平衡，以决定其优先顺序和取舍。美军按照信息化作战用途将经费分成11大项，以确保军费资源分配向现代战争体系作战能力聚焦。这种优势，是其他配置制度不具有的。
军费管理革命与结构效益。系统配置必然要求结构优化。通过军费管理革命，利用PPBES的结构优化功能整合各军种建设资源，提高结构效益，是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大趋势。这种制度有效地克服了各军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弊端，迫使那些“不顾效益而漫天要价的将军”，开始从经济效益角度思考国防和军队建设。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主要国家不断缩减国防预算，但对新型力量建设投入却不降反增，纷纷对本国高端科技和新型力量建设进行超前部署，并开始了新一轮抢占新型力量建设制高点的战略竞争。许多国家军队摒弃了“数量取胜”的传统信条，压缩规模，提高质量，加速转型，维持性经费比重不断下降，建设性经费比重显著上升，尤其是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建设、信息化建设、特种力量建设等费用增加很快。
军费管理革命与综合效益。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体系对抗，已不仅仅是两大军事体系的直接对抗和较量，更为实质的是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体系对抗。因此，与机械化战争相比，信息化战争更加内在地追求资源配置的综合效益，有一种要求军民融合的“天性”，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必须依靠军民融合。发生于20年前的“佩里采购革命”，主要实行军种通用物资集中采购、其余物资分散采购相结合、以集中采购为主的采购制度，以此推行军民一体化。1992年美国国防部调查结果表明，如果向民用企业开放国防市场，可使国防成本减少30%～50%。五角大楼的将军们甚至说，他们的军事革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可以说，军费管理革命与军民一体化相伴相生，共同推动了新军事革命的浪潮。目前，多数军事革命先行国家从协调机构到政策法规，相关体制已经比较周全和精致，军民一体化基本实现了制度化、常态化发展；充分利用军民两用技术推进国防信息化建设，美、英、德、日等国军队信息化建设 80%以上的技术都来自民用信息系统；用网络中心战等6种新型作战能力建设需求为牵引，整合国防工业资源，加速形成跨军兵种、跨作战平台的信息化作战能力；用军事外包保障军队后勤，美军88%的陆地战略投送、50%的全球空中战略投送、64%的全球海上战略投送，都是依靠民用运力实现的；在军官培养来源上，俄罗斯在地方医学院设军事医学系，在财经院校设军事财经系，在音乐学院设立军乐指挥系等；北约国家军队绝大部分生长军官均依托国民教育体系，美军在500多所私立大学设立了后备军官训练团；通过立法全面贯彻“高速公路与军事快速通道相结合，服务区与兵站相结合，隧道与隐蔽工程相结合，高速公路与飞机跑道相结合，高速枢纽与战储基地相结合”的原则。军民融合与军费管理革命的一体化推进，大大拓展了军费资源配置效益的空间。
军费管理革命与管理效益。管理成本控制是提高管理效益的核心问题。今天，国防建设成本越来越高，管理成本控制愈发重要。上世纪70年代，美国总审计局曾做过一项评估，武器装备技术升级比率为每年 4.5%，照此计算，1975年美国一年的国防预算额，到2054年将只能购买一艘军舰、一辆坦克和一架飞机。事实确实如此，最初研制的轻型隐型飞机造价不超过1000万美元，而 B-2隐型轰炸机价格为22亿美元；目前“宙斯盾”驱逐舰的价格为10亿美元，一艘尼米兹级航母裸舰为45亿美元，舰载机为100亿~200亿美元，而一艘即将装备美军的福特级航母裸舰的预计价格竟然高达140亿美元！如此算来，一个航母编队战斗群至少要花费几百亿美元。可以说，信息化建设成本高昂和装备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效益发展，只有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成本，使紧缺的建设要素向战斗力生成的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凝结，才能生成和保持现代战斗力。这就是发达国家军费数额在不断攀升而追求效益的改革却延绵不断的一个重要缘由。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更加注重采用严密的成本效益分析，对每个军事项目都要用运筹学方法和计算模拟技术，分析出最优效费比。他们形象地说，“在确定一个方案之前，多消耗几支铅笔和纸，要比一堆重武器的废品便宜得多”。由此实行着军费全程管理制度尤其是军费监督制度，普遍加强了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和刚性。美国国防拨款法规定，计划项目按类拨款，国防部必须专款专用。同类项目调整时，数额小的国防部可自行确定，数额大的需经国会审批；不同类别项目转变则一律经国会批准。美军甚至连在军用信封上也印有“公用信封、不得私用、违者罚款”的字样，足见在经费使用上非常注意公私分明，有时显得冷冰冰的，很“不讲情面”，但却造就了强大的现代军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