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新加坡政治领袖提出了“亚洲价值”的思想，称自由民主原则和实践不适合该地区，这掀起了一场关于人权是否具有普世性的重要争论。但这些讨论大多忽视了新加坡领袖提出的另一个创新性思想：他们认为，现代政治制度应该由精英控制。
精英政治—领袖应该以德和才为标准选出—是中国和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核心。政治思想家—从孔子和柏拉图到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密尔—都致力于指出遴选最有能力在各种问题上做出合乎道德的明智判断的领袖的策略。
但这类争论在20世纪就基本停止了，部分是因为它们挑战了民主的普世性。民主要求只有人民才能选择他们的领袖；应该由选民来判断候选人是否合适。既然民主制度赋予专家们（例如行政和司法职位上的那些）以权力，它就必须对民主选出的领袖负间接的责任。
但是，在新加坡，精英政治仍然是核心问题，该国领袖仍然宣扬，将以选择最有资格充当领袖的候选人为目标的选择机制加以制度化，尽管这样做意味着限制民主程序。为了赢得支持，他们通常必须诉诸儒家传统。总理李显龙解释说，在儒家众多的政治理想中，有一个仍适用于新加坡，那就是政府应该由“君子”治理，治国者有责任为人民做好事，并获得人民的信任和尊重。
1965年获得独立后，新加坡领导人通过主导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从而获得人民的信任和尊重。但在过去几年中，新加坡公众对政治领袖的信任迅速降低，迫使政府采取了更加取悦于民的立场。
新加坡领导人仍认为精英官员应该高瞻远瞩，而不是纠结于选举周期，但他们也承认增进平等、扩大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在这方面，他们放松了对政治言论的管制，也不再对反对者实施严厉报复。
此外，为了减少收入不平等、增强社会流动性，新加坡政府增加了在社会经济上处于劣势者和中产阶级的福利，包括投资教育、降低医疗成本。这一新方针被称为“仁慈的精英治国”（compassionate meritocracy） 。
新加坡的精英治国论在国外鲜有支持，这主要是因为它不代表普世理想。相反，新加坡领导人总是强调，对于这个人口少、资源基础薄、潜在敌人环伺的微型城市之国来说，确保能力最强者发号施令的必要性尤为紧迫。
尽管如此，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一种信念—新加坡的精英政治模式应该影响其他国家，特别是有儒家传统的国家。从这个角度讲，新加坡与中国的密切关系极有利于精英政治的传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千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学习经验。尽管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无法照搬到中国这样的大国，但它构成了一种模式，有助于促进中国当前的政治精英化运动。事实上，中国已发展出一套复杂而全面的政治领袖遴选和晋升制度，包括几十年的历练和官员生涯各阶段的一系列考试。
这些按精英要求选出的领袖领导了一场经济上的繁荣，让数亿人走出了贫困。但与此同时，腐败、不平等、环境破坏等问题也出现了恶化趋势。
为了扭转这一趋势，中国需实施以监督权力滥用为目标的民主改革。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精英政治制度：政府官员应该以德和才为标准遴选和晋升，而不是根据政治忠诚度、财富或家庭背景。官员不应该仅仅因为在GDP增长方面的贡献得到奖励，还应该考虑在减少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和促进公共关怀方面的成绩。在这方面，新加坡的仁慈精英治国制可以提供有用的借鉴。
全球实力平衡正在快速变化，我们无法再用西方自由民主标准去判断中国的情况。作为中国政治传统核心的精英政治之成效如何，几乎肯定将成为评估中国发展的参照点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无人预测到中国经济能在20年内成为世界第二。或许又一个20年后，人们会探讨中国式精英政治如何成为西方式民主的替代性道路—甚至挑战性道路。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贝淡宁是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教授。李晨阳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