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第一届美国研究全国青年论坛”开幕词，2013年8月24日)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交流，谈谈我个人对美国研究的一些的想法。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说得不对请大家批评。今天讲两个问题：一是美国研究的意义;二是美国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一、美国研究的意义：
美国研究的意义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有新内容。我这里所说的是广义的“美国研究”，用一个英文的定义就是 “America discourse”: 这不仅仅包括学界、政策研究，也包括媒体、社会等公共空间(public space) 对美国的认知、 讨论、意向;以及 “精英”阶层对舆论的导向。在我来看，现阶段美国研究的意义至少有四点：
* 首先，美国是最大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或“国别”研究对象;无论是作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friends or foes)，都不能忽视美国这只“800磅的大猩猩”(800 pound guerrilla)，不管这只大猩猩是在做爱还是在作战(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it makes love or war)。
* 其次，在坐很多是研究国际关系的，美国不仅奠定了现存的国际体制;也几乎垄断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和话语权，美国自称是“IR church”，即国际关系研究的“圣殿”。
* 第三，对很多非西方国家来说，美国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西方国家。多年前，美国学者沈大为(David Shambaugh)有一本题为Beautiful Imperialism [美丽的帝国主义]的书。 在此之前，另一位美国学者James Thompson写了一本叫 Sentimental Imperialism [心地善良的帝国主义]的书，认为很多亚洲国家把美国看作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却用心良苦[with a bigger heart]。
* 最后，在中国近期的美国研究中，有一种 “美国情结”(complex) “内化” 的趋向(internalized) ，以致“美国因素”在中国无处不在，深深嵌入中国的物质生活、精神世界和公共空间。如今，国人求学、移民、投资、偷渡，美国几乎都是首选之地;最新的“时尚”似乎是国人到美国驻华使领馆“上访” 频频，知名的有陈光诚、王力军等。我这里只谈现象，不作评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背景的人士和反政府的“异见分子”，都争相在《纽约时报》上发文;不同的是，经过《时报》的处理，前者成就了“中国威胁论”。如：阎学通2011年11月21日文：“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a[中国如何打败美国]?” 据说是《纽约时报》作的标题，吓坏了不少美国人。而后者(“异见分子”)则印证了“中国邪恶论”和“中国垮台论” 。
在当今中国的America discourse中， 说美国好、称美国坏的人大都各执一词，都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其实美国既不好也不坏，美国就是美国，不以我们的好恶和价值判断为转移。如果真是要以价值判断来看美国，纽约大学的一位学者曾说，世界上最好和最坏的东西都在美国。中国学者应该摆脱在“美女”与 “野兽” 之间的机械划分。1
90年代初，李慎之先生有一篇《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文章，是这样评述中国在20世纪末进行的改革开放的：
回过头去看，…… 不论是维新还是救亡，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是搞世界革命还是与国际接轨，统统都为的是走上全人类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
李慎之先生也许未能料到，或是早有洞察，20年后中国“全球化”的结果，居然是相当程度的“美国化”。当然，如果全球都“美国化”了，已经全球化的中国岂能“置身”之外?!至于这个现象是“好”、是“坏”，祸兮、福兮，这也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在此不予评说。
二、 美国研究的几个方法问题
对于美国研究的方法问题，我有两个想法：一是要“去中国化”;二是要更加“美国化”。
“去中国化”，就是在研究美国时，应该保持一定距离。太近了，反而看不清全貌，不能做到旁观者清;地球离不开太阳，但也不能离得太近。比如，2008年末奥巴马当选总统前后，中国媒体竞相发掘奧氏家谱中亚裔或华裔的痕迹，以期奥巴马当选后会善待中国。一位知名美国问题专家，甚至把美国白宫的这场“颜色革命”，即奥巴马当选，比喻为中国国内“民主与法制的春天”的拐点 。原话为：
如果美国人正准备用自己的选票选出一位黑人总统的时候，那么中国的民主和法制的春天还会远吗?2
一年后，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64亿美元，执意会见达赖。国人对奥巴马由过度期待转向极度失望加愤怒，二者其实都是欠理性的。这位学者应该意识到，中国的民主与法制，无须与美国国内的族裔关系挂钩。按照这个逻辑，如果白宫的主人不是黑人，中国就不必推行民主和法制吗?!其实美国很多事情，尤其是内部事物，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惯性，与中国关系不大;不必过分解读、过分联想，动不动就扯上中国 。对于美国，我们仰视了太久，已经不习惯平视，或以平常心来看待对方了。仰视得太久，脖子会很累的。
第二个方法论问题，是在研究美国时如何“美国化”，即尽量从美国的视角来观察、理解、描述和解析问题， 就是说要实现“换位思考”。我们常常批评美国，说美国人在研究外国事物时，难有“换位思考”的能力;其实，反过来，我们也应该自问，我们在研究美国时，是否能够实现换位思考?前面提到的把奥巴马的当选与中国国内民主“挂钩”的学者，应该认识到，奥巴马首先、也必须是美国总统;而不仅仅是“黑人”、或“黑人的”总统。 美国南部若干州近期在黑人选举权问题上的倒退;佛罗里达黑人青年被射杀，白人被告被判无罪，都说明在美国内政中，奥巴马当选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美国族裔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很多美国黑人甚至认为，奥巴马在族裔问题上缩手缩脚，偏袒白人。
比如2009年奥巴马刚刚当选时，哈佛大学的黑人教授Louis Gates, Jr. 因为进入自己家而被白人警察逮捕，尽管警方已经弄清了Gates就是房主，而非盗贼，还是因为他“态度不好”而把他收押。对于这样一件明白无误的种族歧视事件，奥巴马在白人社团的压力下，居然收回了最初的批评言辞，以“白宫啤酒高峰会”的形式，不了了之。连我当时都对这位黑人教授羡慕不已，希望警察来家里逮捕我，这样就可以免费喝白宫啤酒!
“换位思考”，即从美国人的角度观察美国的事物，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在外人看来不可思意、违反常理的事情;至少在描述和分析阶段，应该尽量做到“价值中立”，即客观、准确。按照美国学者Thomas Schelling的话说，就是要发现“非理性中之理性”(rationality of irrationality)。3
再举一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西方和美国都日益怀疑华盛顿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即不受监管的华尔街金融体制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以及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害(一夜之间，14万亿美元打了水漂)。所谓“华盛顿共识”，就是在美国，也大受怀疑和批判。
而我们的一位学者，在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深度危机之时，2010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文，在强烈抨击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同时，对病入膏肓、损人亦不利己的美国经济体制却盛赞有加，多次冠以“先进的民主体制” (“advanced democracies”)，原话：
在美国这样先进的民主制度中，一个开放和包容的政治机制在总体上限制了利益集团的权利(An open and inclusive political process has generally checked the power of interest groups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4
那么美国人怎样看待美国现经济制度呢?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Paul Krugman几乎用99%的时间，口诛笔伐布什政府的“撒手不管” (hands-off)的经济政策;当然还要用1%的时间，把所有的屎盆都扣到中国头上。说中国借钱给美国，造成了美国的联邦赤字。但中国借钱给美国，是要美国买补药，不是去买毒品。Krugman对中国的很多评论，其实充满了傲慢与偏见。
可见，这篇中国学者的文章，对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误读，已近荒谬程度。给人的感觉是，美国最糟糕的东西，都比中国好!然而事实往往是，中国的体制有问题，并不等于美国的就好，各有各的问题。吃美国的药，可能治不了中国的病。
要真正了解美国， 一定要从美国的视角和逻辑作为切入点，避免想当然和主观臆断。要研究美国人怎样看待某一事务，而非我们主观上希望美国应该如何如何(we study what things are and why; not what should become, or ought to happe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