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美国的视角和逻辑出发，不等于认同美国的观点。
这里，我想向大家推荐澳大利亚Deakin大学中国学者潘成鑫的近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识、祈望和实力：西方如何描述中国的崛起》[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UK: Edward Elgar, 2012]。
潘成鑫通过深入研究西方思想史，认为西方关于中国“威胁” 和“机遇” 的观念(threat & opportunities)，反映的主要不是中国是什么，而是西方自身，即社会话语的所谓“自传性”(discursiveness): 这可以解读为“一种社会话语表面上是在描述其他对象或现象，但字里行间却是对描述者自身的表述和构建”。潘教授引用了《犹太法典》的一句话：“我们怎么看别的东西不取决于那些东西是什么，而是根据我们自己是什么。” 由于中国在西方观念中的“不确定性”，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往往建立在恐惧(fear)和幻想(fantasies)的基础上。而这些恐惧和幻想所体现的主要不是中国本身，而是西方的自我。
对于潘教授的新著，我有两点评述：一是潘教授的新著，是迄今为止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中国学者)，对美国和西方思想体制和观念最为深度的解析，读起来有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的风格。5 二是潘教授在研究西方政治文化和哲学理念时， 全力投入，博览群书，又拒绝盲从，这在海外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界的中国背景的学者中极为罕见。一般情况下，中国在海外从事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很多都置身于西方学界的各类理论范式(paradigms)，感觉良好;当然，这无可非议。此外，海外相当多的中国学者是在“帮助”西方研究中国。不管是出于兴趣、发挥特长，还是迫于生计。
潘成鑫显然大大超越了西方的范式。
在座很多人都已经或者有机会去美国或西方研学，希望各位能够把研究美国和西方作为己任，深入研究对方。
深入研究对方本身并非最终目标;要能钻进去，跳出来;在更高的层次上审视、以致超越美国的美国研究。这不是空想，而是有迹可循的。研究美国最好的书是法国人德奎维尔(Alex de Tocqueville)写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180年后，研究美国的美国人，还在读这位法国人写的书。他提出的“多数人暴政” 的观点(tyranny of the majority)，至今仍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主线，尤其是在美国人的对外政策方面。研究日本最有影响的书是美国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对西方学界中的种族主义(academic racism)，揭露最彻底的是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萨伊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
结束语
再补充两点：
一是要象美国研究中国那样研究美国。美国关注中国的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事无巨细;尽管往往“见木不见林”，但还是下功夫的。所以中国要下大力研究美国的政治结构、决策过程、政治文化、关系网络、军政关系，尤其是决策者的作用 。
当然，有些东西是不要向美国学的，比如，美国的“外国研究” (foreign studies)有一个别称，叫“敌人研究”(enemy studies)：如果世界上哪个国家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一定会下大力研究。美国是一个需要敌人的国家。反之，如果一国不成其为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兴趣就大为降低。前苏联转型后，美国政府和民间对苏联和俄国的研究兴趣和投入骤然降低，俄语也不再是五角大楼的所谓“与美国国家安全有关的外语”(foreign languages of national security)。
今天，美国对中国研究如此倾注，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非敌非友”状态捏拿不准，一直在恐惧和梦幻之间摇摆，即fear & fantasies;中国在美国的心目中，总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a problem to be solved)、或是一个另类(a deviating case)。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中这种“一定要把中国研究成敌人”的非理性的偏执，我们应尽量避免。研究美国最基本的目的是要把美国的事情搞清楚。
当然，中国对美国的观念，或广义的discourse , 一般是偏向另一个极端，即把美国和美国的各种“符号”，情不自禁地作为理想的化身和追求的目标。前面谈及的几个例子，都是如此。
对于中美对之对方的这一“极不对称”的观念，我觉得也可以用男女关系来解读：中国对美国，好像是小两口在度蜜月, 充满柔情与期望;美国对中国，就像是两口子打离婚，竞相发掘对方劣行。两种状态都失之偏颇，都欠理性。其实，中美之间最需要的是某种正常的、激情之后、又在绝情之前的常态“婚姻”状态，即between honeymoon and divorce，双方之间既有真情，又不抱幻想，更要务实地处理双边关系之间“柴米油盐”或事务性问题，避免这些问题的政治化。也许我所描述的这一“正常”状态，也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 但中国的美国研究(America discourse) 至少应避免“蜜月”和“离婚”这两个情绪化的极端。
最后，我想对前面谈到的“去中国化”问题作一修正：“去中国化”主要是对学术研究而言;在政策研究方面，尤其是中美关系，“中国因素”不仅不应排除，而且必须作为侧重。尽管如此，一个好的政策研究，必须也只能建立在对事物的客观描述和分析基础之上。但政策研究有自身特点：既要有深厚的学术沉积，也要对现实问题高度敏感;学术与政策研究，既互有贯通，又颇为不同;政策研究既要减少学究气，又要避免媒体的浅薄。
值得一提的是， 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份外交政策杂志上，即《外交季刊》和《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 “京派”的王楫思老师6 和“海派”的吴心伯老师7 各占有一席之地。多年来，两位老师用美国和西方人读得懂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在这两部主流外交政策刊物和其他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平台上，发表了一些非常有见地和影响力的政策性文章。
这里，我也希望在坐各位大力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发展和成长。一年前, 北京的韩雪女士创办了《外交观察》季刊，她今天也在坐，希望大家支持和投稿 。
当然，在“京派”和“海派”中，还有很多其他优秀学者， 这次与会的时殷弘老师和袁鹏老师的文章，还有没来的几位，如金灿荣、沈丁力等，在国内外都影响广泛。我本人也受益匪浅。
中国的美国学界需要更多的王楫思、吴心伯，更多的潘成鑫。我坚信在座各位的中青年学者中，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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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楫思教授2001年在美国《威尔逊季刊》上把中国精英对美国的看法划分为两种：美国内政是“美女”，但美国对外政策则是“野兽”。Wang Jisi, “Beauty-and Beast,? The Wilson Quarterly Vol. 25, Issue 2 (Spring 2001), pp. 62-65.
2 见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2008年10月27日，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26372.html)。
3 见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Schelling的“非理性中之理性” 的理论，使其在200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4 见Yang Yao, “The End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Can China’s Model of Authoritarian Growth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 2010),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5947/the-end-of-the-beijing-consensus.
5 本书正在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译成中文。
6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Sept/Oct., 2005;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March/April, 2011.
7 Wu Xinbo: “The End of the Silver Lining: A Chinese View of the U.S.-Japanese Alliance,” 29:1 (2005) 119-30; “Understanding Chinese and U.S. Crisis Behavior,” 31:1 (winter 2007-2008) 61-76; “To Be an Enlightened Superpower,” 24:3 (2001) 63-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