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和俄罗斯在传统政治文化上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国家崇拜、集体主义、道德至上等内容构成了两国政治文化的相似性，使得两国在转型进程中具备一些相同的特点和问题。同西方文化的关系和宗教对社会结构的不同影响，则构成了两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差异———前者直接影响了两国对改革模式的选择，后者对提升两国内部“软实力”以推进社会转型的深入，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因为在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共性和差异性，中俄两国都需要正视并合理利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些固有因素，同时结合自身社会结构特点，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推进转型向更深、更高层次发展。
关键词： 中国; 俄罗斯; 政治文化; 社会转型
中国和俄罗斯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相继开始转型后，由于秉持不同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各自收获了不同的成果、经验及教训。进入 21世纪后，两国又不约而同地步入了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深化政治改革、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两国均需面对外来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要解决国内转型与全球化、民族文化与普世价值等多重矛盾。从政治体系中的“软件”部分，即政治文化的视角探讨两国的转型模式差别和转型深化所面临的问题，对提高两国的“软实力”、将转型引向深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相同点
政治文化是指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具体说“是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政治文化。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按照政治体系的结构功能层次又将政治文化分为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其中体系文化关系到政权合法性和国民认同。我们这里所说的相同点，是指在思想体系上大致相同，也就是政治文化的体系文化。与强调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分权与制衡等价值观念的西方文化不同，同属相对落后大国的中国和俄罗斯在政治文化上存在一些共性，而这与中俄两国国家政治制度发展历史密切相关。
中国经历了夏、商、周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公元前 221年，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形成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专制制度的基本格局。秦以后各朝代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都有发展和创新，到清朝时，君主专制制度在“组织上更为完密”。俄罗斯的早期国家制度发端于基辅罗斯时期的大公政权，伊凡三世的改革和第一部法典为俄国君主专制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础。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设立了缙绅会议，等级代表君主制正式确立。彼得一世面向西方的改革再度巩固了中央集权，俄国绝对君主制得以确立。最终，“对最近500 年间俄罗斯国家历史演变的研究显示，最本质的东西是权力集中于一个中心及实行严酷的集中管理体制”。
中国和俄罗斯国家政治的发展都以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和巩固为主线，君主个人和国家整体的权威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这也是两国传统政治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对后来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中俄在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后都存在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政治文化的差异，也都在转型启动后发生了政治文化的变迁，但是，两国传统文化的很多固有因素都被纳入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以及转型后的政治体系中———这些固有因素也即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三个明显的相同点：
( 一) 国家崇拜
国家崇拜型的政治文化，既有对君主个人的崇拜，表现为皇权主义，也有对国家整体的崇拜，表现为爱国主义，两者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复杂性。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权至上，俄罗斯是“君主的意志便是上帝的意志”的君权神授，两者都是对专制君主统领所有臣民和全部土地的肯定和敬畏，这是中俄两国君主专制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支撑点。正是对统治者个人崇拜心理的存在，使得两国国民易将专制君主与国家整体联系在一起，形成对国家的崇拜心理。
中国是位于东亚大陆的国家，以两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中原王朝，自古就受到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及周边部族和邦国的威胁，国家内部也存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宗庙社稷”和国家的安危存亡始终是头等大事。同样，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由于地域宽广，地形复杂，国家自诞生之日起也一直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统一大公政权及与鞑靼蒙古、瑞典、波兰等近邻的战争更是让俄罗斯民族体会到发展军事、保卫中央集权的重要性。可见，安内攘外是中俄两国自古以来就要面对的生存问题，客观现实产生了对国家内部统一、外部安全环境的极度需求，也催生了中国儒学思想中的“华夷之辨”和俄罗斯东正教中的“弥赛亚”救世思想———这都是一种兼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大国意识。“华夷之辨”是区辨华夏民族与蛮夷外族的辩论总称，其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以文化礼义作标准，显示出华夏文明的优越感。冯友兰曾指出，“华夷之辨”的标准“在于有没有文化，特别是有没有道德”，而不是以简单的血缘、种族区分。因此，这一思想从本质上而言，是“大一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弥赛亚”救世思想来源于俄罗斯15世纪时的“第三罗马”理论，主要阐述莫斯科作为罗马和拜占庭继承者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为日后俄罗斯帝国对外寻求霸权奠定了理论基础。俄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曾指出：“俄罗斯的宗教的特殊使命是与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和伟大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俄罗斯帝王的非凡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帝国主义的诱惑渗透于弥赛亚意识中……”俄罗斯当代学者利哈乔夫也指出：“对国家的绝对服从被认为是俄罗斯人民固有的一个特点。”
可以说，中国和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在国家这一概念上形成了某种契合：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对统治者及国家的崇敬心理，相对稳定、长期的君主专制制度则帮助形成了国家崇拜的政治文化。中俄两国先后进入社会主义之后，都面临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在最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紧迫任务，爱国主义成为国家崇拜的表现形式：苏联将“苏维埃爱国主义”和“一切为了苏维埃”作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准则及政治文化核心，而且“这种爱国主义凌驾于一切感情和信念之上”。中国则表现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全面提高国家的动员能力。国家崇拜的政治文化在中俄社会主义时期都得到了强化。
( 二) 集体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对政治文化进行划分，可以分出西方个人主义和相对落后国家集体主义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而中国和俄罗斯无疑属于后者。
社会结构是政治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也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依托。宗法家族共同体和村社分别是中国和俄罗斯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前者建立在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基础上，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脐带”，父子、君臣的上下关系分明严密不可逾越，使中国社会呈现一种家族—宗族—民族、家国同构的稳定结构;后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地域性社会经济组织，内部实行民主自治，政社合一，兼具宗教教化功能，村社 - 贵族 -皇帝三方构成一个关系架构。这两个结构的核心都是集体主义。中国集体主义的真正含义，是“以血缘亲属为基础的尊卑长幼的等级秩序”，是宗法制的集体主义。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虽然也强调人本主义，但其所指的不是个人，而是宗法集体，个人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和权利，而只有依附于集体才有价值和尊严。秦王朝更是开创了大共同体的一元化统治，用法家思想“将传统亲戚关系的权力和地产制度转换成以国家为中心的非人格化统治”。“儒家推崇圣王理想，可被视作道德的专制主义;
作为对照，法家否定道德与政府的关联，可被视作赤裸裸的专制主义。”“儒表法里”的统治制度为以后历朝历代所沿袭。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则在东正教思想的影响下具备“聚合性”的特点。这种类似东方宗教整体化精神的思想压抑个体的需求和发展，寻求“共同性”的目标。村社制度的核心就是农民个人对村社共同体的高度依赖，通过“制定团体规则或法制、契约，或集体主义原则，使得个人服从集体，没有个体自由”。
中俄两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后，集体主义得到全面发扬：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苏联的工人和农民，除了在家里睡觉之外，都过着集体主义的生活。集体农庄和工厂都有一个集体活动的中心，还设有公共食堂和幼儿园;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农业合作化的全面展开，集体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意识进一步发展。后来通过“学习雷锋”和其他政治运动的提倡，集体主义精神得到了全面弘扬。
( 三) 道德至上
道德作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的纽带是任何政治体系所不可缺少的，因此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免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和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中都有将政治与道德紧密联系，用道德、精神等主观因素作为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的现象。中俄两国社会分别以宗法伦理和宗教伦理来支持统治权力及调和内部关系。
西方传统政治文化虽然也有道德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道德与政治已作为独立的认识客体相互分开，而且道德总是和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一般表现为善、正义等一些抽象的道德范畴。而在中国和俄罗斯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容易建立在民众对统治者的心理支持基础之上，君主的政治行为总是被与某种道德标准或情操联系在一起，前者集中表现为“三纲五常”的伦常原则，后者表现为东正教“君权神授”的神性道德原则。在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中，中国“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在一般情况下，村落是家族的集合或膨胀)—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协调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们也是这样在感性世界、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去“寻求道德的本体、理性的把握和精神的超越”。而俄罗斯民族文化形成之初即受到东正教思想的影响，俄罗斯人因此惯以宗教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宗教的标准评判切身生活和政治问题，追求超验的事物和体验“这种超验事物或是关于永恒和彼岸世界的，或是关于未来和此在世界的”。俄罗斯政治哲学走的也是一条“精神道路”，俄思想家重视“道德体验的意义”，他们“对完整意识的追求和对现实的敏感，是和对各种经验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他们首先还是相信神秘的宗教体验，因为它能使人和上帝及其天国建立联系”。但是，这种宗教体验“如此特殊地带有道德说教的性质”，“有强烈的道德热情”。
中俄( 苏)两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主流意识形态更注重亲民的社会化宣传，通过树立典型，如中国的“学习雷锋运动”和苏联的“学习斯达汉诺夫运动”，宣传热爱祖国、不计利益、勇于奉献的社会主义道德，将道德至上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