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俄两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政治文化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针对国家崇拜，中俄转型社会表现出了对个人权利的渴望、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和对盲目迷信的摒弃。俄罗斯社会要求“更多的公开性”，中国也倡导对真理标准的重新认识;针对集体主义，出现了对个人兴趣爱好的追求以及对保护个体正当利益的诉求，中俄共同表现为“奖金”制度的全面实行，社会对公民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也更加宽容;针对道德至上，中俄都表现出对制度和法治的渴望，“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识，俄罗斯则通过“宪法奠定了俄罗斯国体的法律基础”。中俄在转型前社会发展都遭受过严重挫折，转型过程中也出现过否定原有政治文化的倾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普京提出“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都是对原有政治文化合理内容的充分肯定。
二、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性
虽有上述种种相同，但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道路毕竟酝酿出了民族性格迥异的中俄文化。从大的方面总结归纳，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
一个是在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一个是在宗教问题上。
( 一) 同西方文化关系的差异性
总体而言，中国历史上受到过三次规模较大的西方文化冲击，分别是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1840 年鸦片战争后的思想冲击及 20 世纪 2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其实早在东汉、唐代和元代，西方文化就通过丝绸之路和基督教的传入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但都未能撼动中国大一统的儒家文化根基。明末清初，正值资产阶级革命历程的西方通过传教给中国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念，也未惊醒中国的天朝之梦。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抛弃封闭观念，放眼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新思潮影响下的五四运动以批判、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通过文化启蒙重启中国现代化进程为标志。从那时起，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中国文化本位”的理念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虽然经历过内部分裂和外部文化冲击，“但因为一是有覆盖更广的‘汉文化’，二是经历了秦汉一统，习惯认同早期的‘华夏’，三是中心和边缘、‘汉族’和‘异族’有大小之差异”，所以“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
与中国的“同一性”相比，俄罗斯文化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甚至是“多元性”。历史上，由于自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俄罗斯民族在不断受到外族侵扰的情况下，也经常性地与东方和西方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9世纪古罗斯受到的是斯堪的纳维亚文明的影响，10世纪接受东正教只是与拜占庭文明相交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为俄罗斯留下了拜占庭兼具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和古代犹太、波斯和亚美尼亚等民族文化因素的印迹。13—15世纪鞑靼蒙古的殖民统治又为俄罗斯留下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遗产。18世纪彼得大帝开启的西化改革将俄罗斯拉向西方，也让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开始了跨世纪的争论。与中国始终有稳固的华夏文化核心不同，“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这也导致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矛盾性、两极化和“对立面的融合”。
( 二) 宗教的差异性
政治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特质会影响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曾说：
“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虽然“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中国亦无例外”，但从整体上说，中国文化是以非宗教型为特征的，“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周孔礼教在兴起之前，可以将其视作一种宗教，但是在其深入民间被广泛社会化及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后，这种礼教就成为一种非宗教的教化工具。总的来说，以儒学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政治文化是以周孔礼教来培养教化人们的行为规范，以伦理道德代替宗教来组织管理社会。周孔礼教与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假借外力，而以理性信赖人类自己，以道德代宗教，希冀借人自己的自省和理性形成良好的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善的秩序。从总体上说，多神崇拜、理性务实、相信经验，构成了中国人信仰体系的基本特征。正如《论语》所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从一神信仰的角度来说，这种信仰是大大地打了折扣的。
而俄罗斯的民族文化是与宗教紧密相连的，东正教不仅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的国家政治。公元 988
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为国教，自此奠定了东正教在俄罗斯、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世界宗教界的地位。随着俄罗斯国家的基督教化和东正教的俄罗斯化，宗教成为小至个人、家庭，大至君主、国家信奉的人生教条及维系彼此关系的精神支柱。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宗教性的民族，这是一个固有的特质，并不是东正教驯化的结果，而是与生俱来的;
“俄罗斯是神选的，是赋有神性的”。东正教的引进迎合了俄罗斯民族宗教性的需求，两者合力造就了俄政治文化中专制主义、极端主义和救世主义的特性，也成功推动了俄罗斯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
中国和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在宗教性上的差异导致了两个明显的后果：
1.政治思辨上关注现实和超越现世的区别：中国自古代起就把政治理解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政治思辨集中关注现世利益的人事和治国之道，表现为以“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来约束人的政治行为。俄罗斯的政治思辨则呈现出与中国这种务实性、物质性、功利性处事文化不同的宗教性，“对真理的探索常常将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国务活动区别开来，有时甚至在短期内使后者从属于前者”。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思想家一般都有深刻的宗教情怀，他们把国家政治与宗教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眼中的国家治理不仅限于一家一国范围之内，而是攸关人类的命运，具有超验意识。“俄罗斯民族就其形而上学的本性，就其所担负的世界使命而言是一个终极的民族。”
2. 政治精英的“学而优则仕
”与宗教情怀的区别：中国知识分子独有“士”的精神传统，与统治者政治关系上依附，但有自己相对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重名节，讲骨气，兼具家国情怀，将爱国和忠君合二为一，努力以儒家道德规范来影响和规范统治者。俄国知识分子注重精神探索和良心品质，他们的思想少有政治功利性，而具有宗教情怀，且注重个人宗教品性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与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联系紧密的特点不同，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传统上就有‘泛政治化’的倾向，他们是‘真理’(истина)的寻觅者”，质疑和反抗官方制度是他们“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紧张感”的直接体现。
三、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与转型模式选择
中国渐进转型模式和俄罗斯激进转型模式最大的差异，在于俄放弃了原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而中国则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革，逐步完善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出现这种状况的政治文化根源，就在于两国在对待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基本态度上具有根本性的差异。
从古罗斯时期著名的“自瓦良格至希腊之路”开始，俄罗斯就注定要与西方文明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到彼得大帝统治时，俄罗斯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这也奠定了俄罗斯对待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从根源上说，俄罗斯文化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有同西方文化相兼容的成分。俄国文化中的人是精神—灵魂—肉体有机结合的存在体，精神是超自然的，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体现。俄罗斯人“总是透过人的内在生命来研究外部现实”。这种源于俄罗斯民族自身文化基因和东正教宗教精神的人文性，还体现在俄国官方19 世纪 30年代提出的“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三位一体的国家理念之中。而也正是因为引自西方的基督教、制度上对与西方关系的宽容和具有超验性质的人文性，帮助俄罗斯能平和地接受西方文明。所以有学者说：
“俄罗斯与西欧的科学和文化接触，促进了人道主义和唯理论的学说和观点对俄罗斯文明社会的渗透。”这也构成了对俄国专制制度的威胁，特别是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民主思想进一步在俄罗斯扩散，革命民主派主张通过革命的途径来进行社会改造，将人道主义和人民革命紧密结合起来，这种势头最终推动专制制度解体。
苏联在改革之初就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普适性加以了肯定，这也构成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主要内容。改革初期，在经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在1987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改革的重点突然转向了政治领域，将“抽象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看成是改革的战略目标”，将学习西方文化作为基本的改革目标。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全人类的内容”，并强调“承认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戈氏所说的“全人类价值”，实际上就是西方文明中的人道主义、人权思想等基本因素。叶利钦更是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宣布“同共产主义制度作斗争”，彻底抛弃了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普京担任总统后，也明确提出：“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而后来进行的政治改革，使“我们终于走上了全人类都在走的主干道”。这再一次肯定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文化。
相比俄罗斯对西方文化的亲缘性和开放性，在根源上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关个性、民主、参与、人权等人文主义的思想资源极其稀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平等、自由和人权。这种认识结构也决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强调的往往是人的义务，而不是个人的价值。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内容是“忠君”的国家人格崇拜思想，这种思想进而又转化为伦理道德学说，教化民众放弃自我，一味顺从。在思想方法上，中国的政治文化强调“实用理性”，注重对客观实际的研究，特别是在遇到艰难抉择时，更要求实事求是，“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因此，中国文化从本质上就不具有与西方文化相融的可能性，加之政治和文化“大一统”格局的坚固性和排外性，导致中国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一直坚持中国文化的本位和主导地位，西方文化价值观从未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话语。也正因为这种坚持，在改革初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很快被全国人民所接受，对西方文化批判性地吸收、在实践中摸索具有本国特色的改革之路，成为了所有中国人所认同的转型模式。
所以说，与西方文化的亲疏关系不仅是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差异所在，也是两国转型模式选择迥异的重要根源之一。中国没有盲目学习西方的一切，而是坚持自己的文化本位并考虑到历史的依赖性，从而有选择地、结合自身特点走渐进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俄罗斯企图在一夜之间全盘接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是忽略了对专制主义传统的路径依赖和民族国家认同的需求，在转型模式选择上或模糊或极端的做法最终导致付出了惨痛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