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与转型深化
中国和俄罗斯虽然选择了不同的转型模式，但是两国在转型进程中、特别是在当今的转型深化阶段，越来越多地开始暴露一些相同的问题，诸如过分集权、官僚作风、社会腐败、民众政治参与意识低下、公民社会建设步履维艰等———这更多的是体现了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相同之处，国家崇拜、集体主义等共性在两国当代政治文化中继续发挥着影响作用。而在历史的新阶段，要将转型推向深化，除了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还必须要直面这些政治文化矛盾，正视并合理利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些固有因素，将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提升国家“软实力”作为两国首要的战略任务。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将“软实力”概括为文化影响力。 实际上“软实力”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国家信仰的力量; 二是人民的爱国热情;
三是国民的道德水平，主要包括遵守法律、待人诚信、积极向上的精神等。中国和俄罗斯分别属于宗法伦理型和宗教伦理型文化，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靠宗法还是宗教来维系，成为两种政治文化最大的差异。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社会同西方社会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西方社会将人理解为二重的，即分成灵魂和肉体两个方面。出于这种二重的理解，社会组织也分成教会和国家两部分，这种社会是理想与现实分开的二元社会：
理想的社会靠宗教，现实的社会靠法律，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张力。中国是理想与现实合一的一元社会，依靠社会道德体系来构建社会理想。理想和现实由于缺少张力，经常发生冲突，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艰巨。俄罗斯历史上东正教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转型后更有一个社会回归宗教的过程。改革之初，俄罗斯将西方作为参照，虽然改变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但是仍保留有现实世界之外的宗教世界，因为东正教“不是学说，不是外部组织，不是外部行为方式，而是精神生活，是精神体验和精神道路”。在转型过程中，虽然也有追求金钱、利益的现实需求，但是在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内里，信仰的力量始终没有消退，始终有个宗教的世界在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罗斯文化的二元性不仅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更是世俗逐利和信仰追求的并举。
在转型前，中俄( 苏)都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作为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保证了社会的团结和国家的完整、统一。但转型启动后，这种价值体系受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俄罗斯已经公开放弃了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指导作用，人们在价值观上的分歧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现象。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8%的俄罗斯人赞成恢复苏联时期的体制和思想。另一方面，东正教对俄罗斯社会的影响多年不减。2011年8月，俄罗斯列瓦达民意调查研究中心对全国45个地区的1624名18岁以上公民进行了民意调查，公布结果的同时还与此前的同类调查做了比较。结果显示，东正教依然是俄罗斯人的第一大信仰，从1991年开始，1994年、2001年、2004年和2007年的调查表明，分别有31%、38%、50%、57%、56%的俄罗斯人表示自己是东正教徒，2010年和2011年的比例更是高达70%和69%。相应地，表示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却在逐年下降，与上面提到的年份对应，比例分别为61%、58%、37%、32%、33%，而2010年和2011年是21%和22%。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上述结论。由此可见，东正教在当今俄罗斯社会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根本原因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基因，也与俄官方的倡导有关。
普京 2000年担任总统后，多次表示反对“在俄罗斯恢复任何形式的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但他也承认，如果没有统一的信仰，建设国家的任务“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里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的”。普京明确提出，宗教“应该用人类价值观的精神培养正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只有全国家的价值观、道德和伦理的概念才有可能在今天把所有生活在俄罗斯的民族团结起来”。普京将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社会团结作为新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不但借助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家崇拜和集体主义的共性因素，利用“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理念来弥合西方制度和民族传统间的矛盾，还通过扶植东正教会、加强学校宗教教育、重视宗教社会活动等措施，极大地强化了东正教信仰在恢复民族传统文化和重建民族国家认同中的作用，新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被构建起来。普京不止一次提到国家建设与民族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关系，肯定这种道德准则与宗教的关系：
“我们在解决管理问题，制定管理任务的时候，我们首先依靠的是健康的思维。当然这种健康的思维应该建立在道德准则上。我认为，在当今世界，道德准则不能，也不可能与宗教价值观相分离。”“俄罗斯文化基础是基督教价值观。”“我深信，整个人类社会、乃至具体个人失之就无法生存的道德观一定是宗教性质的。”“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应该不仅符合民族的政治文化，而且要与民族的政治文化一起发展。只有这样，政治体制才能既是灵活的，又是稳定的。”普京通过宗教、现实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大国意识这一“三位一体”的思想结构构建起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并获得了成功。
反观中国。章太炎曾提到，“中国自古薄于宗教思想”，此因“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所以对宗教很冷淡”。严格说来，在中国自古被广为传授的儒学不是宗教，儒学宣扬“在世”，不是“出世”。儒学的思想方法是“实用理性”，强调如何体现上天的意旨，或者说体现天道。如前所述，中国人的信仰是实用的，即使是对敬畏的上天，也是目的实现了，就说“苍天有眼”;
目的没有达到，就说“老天瞎了眼”，不存在不受条件制约的信仰支柱。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通过“道德”尽责。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不可能通过宗教的发展而只能在现实生活中构建信仰体系。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改革开放后宗教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严格按照宗教仪式确认的信教总人数始终不超过总人口的5%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代中国民间宗教信众基本上是乡村农民群众，年龄大多在 40 岁至 69岁间，这部分人群所信奉的教义思想，虽与传统的民间宗教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但他们在从事各种宗教活动时，均与时俱进地增添了许多当代社会生活的新内容。如天地门教的信众在祭祀神灵时，除了供奉“天地三界十方万灵之真宰”、“天地君亲师”等传统的神牌外，还供奉有“中国共产党万万岁”、“革命烈士”的牌位。可以说，当代中国民间宗教信众所表现的这种政治立场，具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适应、相和谐的可能性，但是却不像西方宗教那样具有真正形而上的精神指向。
如果说，在转型初期，中国理性、务实的渐进模式要比俄罗斯感性、功利的激进模式更为成功，那么，进入 21世纪以来，俄罗斯在总统普京的领导下，更为有效地通过构建社会价值体系重建了社会和国家认同。在转型深化阶段，在解决因相同的政治文化基因造成的问题和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中国可以借鉴普京的经验，结合自身社会内部特点，也采用“三位一体”的合力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只不过这种合力与俄罗斯的结构有本质的差别：
首先，一定要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吸纳合理成分，这是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来源。中国政治文化有着明显的延续性，其中很多成分是可以被今天所利用的重要的文化资源。国家崇拜固然有其皇权主义的负面因素，但也有爱国主义的正面内容;集体主义更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统一的道德情怀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元素。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既是最可怕的，也是最可贵的，关键是要将其纳入到正确的思想体系中去。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家庭、基层、单位等中间环节的建设，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其次，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所在，其中自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着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兼爱”、“怀德”、“大同”、“保民”等理念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有兼容的成分;近代以来在私人占有制基础上中国人口和资源极度紧张的社会矛盾，加上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弊端的充分暴露———这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三个重要社会文化原因。进入21世纪，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发端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又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追求享受”、“竞争过度”、“金钱政治”等固有弊端。通过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显示出了光明的前途。
最后，发挥先进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是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中国道德至上的重要内容是“德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实现德政的重要途径，是重视官员的德行。统治者要依靠道德榜样来治理国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历来强调道德自律。君子之道，是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厚德载物”，“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重义轻利”，构成了评价“君子”的重要标准。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训、族训，又强化了道德上的自律。在老传统之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又建立了“新传统”，其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必须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公务员、公众人物的道德标杆作用，这是推动社会道德进步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