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再次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伴随着经济发展深层问题逐步显现、群体性事件频发、思想文化领域禁锢愈演愈烈，公共舆论中长久以来都在酝酿着崇尚改革的浓烈社会情绪，各种改革呼唤、建议和方案层出不穷。
中共新一届领导层全面接班后，改革成为一个主题词、关键词，出现在各类会议、活动和讲话中，说明国家的领导者们应该深知民心所向，民意所在。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以经济为核心的改革。事实说明，如果不从政治体制入手进行改革，经济改革不仅不能深化，而且也不可持续。而社会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如果不配套进行，公平正义的社会建设、自由活泼的思想文化就无法得到保证。
这些问题在10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到了某些回应。会议总结历史经验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中共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成就举世瞩目。
由此预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仍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上述基本原则的阐述，充分说明了新一轮改革的底线和局限。改革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利益集团强大，即便一定程度上能够回应人民对六大核心和关键领域深化改革的强烈愿望，但也可能与人民愿望仍存有距离。这六大核心和关键领域，简单来说就是处理好六大关系。
党权和政权的关系。在宪法框架下，规范党权，制约党权，监督党权，是改革的必由之路。近一段时期以来舆论对宪政问题的讨论发酵，表明开明人士十分期望这一根本性问题能受到高层正视。
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相互关系。权力的内部制衡，被认为是避免权力被滥用的根本制约手段。行政权力过大，而立法和司法权力边缘化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无法保障改革的持续顺利进行。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出的“383”改革方案应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方案的蓝本之一，在处理这一关系方面，该方案提出一系列措施。如果能实行，应该是能起到一定效果的。但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经济改革或难真正到位。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系。这是普通民众最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培育了一个庞大的特殊利益群体，社会大部分人收益与之相比，严重不成比例。处理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系，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关乎人民幸福，因此在改革方案中应处于基础性地位。
经济发展和杜绝腐败的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附生结果是，腐败现象已成为社会顽疾。如果不有效遏制，不仅严重侵害社会大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而且造成政治腐化、道德败坏。杜绝腐败关键是建立三位一体的反腐败体系，即反贪污贿赂腐败专门立法、独立反腐败机构的设置以及官员申报和公开个人财产等有效制度的建立。
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高低，最终衡量标准是公民享有经济发展成果和个人自由权利的程度。公民的幸福感水平，取决于能否享受优质的物质生活、完满的精神生活，当然一切均应在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范围内。换言之，只有宪法和法律才能规范公民的自由权利，任何个人或组织乃至政府都无权干预公民私域的任何事项。如强拆、抓捕“嫌疑人”，亟需就保障公民权利专门立法，否则保障公民权利只是一句空话。
中国当前一切问题之源头，都是这六大关系处理得不好或者不够好，中国当前一切问题之解决，也有赖于正确处理好这六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