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府过多干预、垄断是既得利益形成的两个重要条件
在中国社会中，既得利益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可能是一个十分复杂问题，也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既得利益的产生和发展，肯定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痛苦经历有密切关联。但从本质上说，恐怕与另外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公权力的膨胀和扩张；二是垄断，抑制了市场、社会竞争的活力。前者可以看做既得利益形成的权力条件，后者可以看做是既得利益形成的社会条件。
从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看，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和对社会的干预。对市场过多的行政干预，突出地表现为市场门槛过高，行政审批、许可过多过滥，不仅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经济的活动力，降低了人们创业的意愿，而且助长了公权力的滥用，为权钱交易、权力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看看这些年出现的大量官员腐败案件，绝大多数都与土地出让、项目审批、工程上马等息息相关。从对社会的过度干预看，主要是社会组织发育不良，为市场和社会服务的成熟社会组织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客观上也为政府过度地干预社会提供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得利益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公权力过度扩张和滥用的过程。而过多的行政干预，恰恰为既得利益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既得利益的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垄断。这种垄断既包括市场中的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也包括对权力的垄断。前者为既得利益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社会空间，后者则为既得利益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权力资源，使其有更大的能量在资本并购、企业上市的运作乃至掠夺社会财富提供保障。
三、破解既得利益要从政府自身改革入手
破解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有多重路径和选项，如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校正被扭曲的社会利益格局，开放市场，打破垄断等，但笔者认为，最核心的还在于约束公权力，打破政府对市场、社会的过多干预和公权力的过度膨胀、扩张，如果不改变既得利益掌握资本、资源和权力这样“三位一体”的格局，向冲破它将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有很大风险的。因此，破解既得利益的根本之道，必须从政府自身改革入手。在一定意义上，这样的选项既考验我们的勇气，也考验我们的智慧。
具体而言，从政府自身改革入手冲破既得利益的藩篱，关键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减政放权，减少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过多干预，重构政府和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特别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方面有实质性举措。而这项改革的前提是，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以及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要通过大刀阔斧地改革现行行政审批制度，大力削减政府的权力，把本该由市场和社会自主可以的权利还给市场和社会。所以开放市场、开放社会，在改革的应有之义。二是改革国有垄断行业。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从长远来看，国有企业要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确立国有企业在公共领域的主导地位。要改变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其次，要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官僚化、行政化的色彩，实现官商的制度性分离。再次，要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制度，国有企业中的人员，除了少数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可以保留公务员身份、但不能享受天价年薪之外，其余的所有人员、包括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都实行市场化机制，不能与公务员队伍互通。总经理等可以实行年薪制，但必须和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第三，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为各类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一整套政策框架。第四，要从根本上遏制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的蔓延和泛滥。包括严格限制官员参与商业活动，建立严格的重要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以及提高政府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