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是由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由城市陆续转入乡村、由联络地方精英到专注民众动员，其动员农民汇入革命洪流的革命实践有一个地方性因应特征，即由一个非正式组织网络动员向组织化动员转向的趋势。这种动员趋势大体可呈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仇恨驱动的;第二阶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阶段重点是反富农的再动员。需要指出的是，在没有相关刹车机制的制衡下，其间的两难困境凸显了苏维埃革命本身的不可持续性。
【关键词】中共 农民 革命 组织化动员
一、 引言
《开放时代》2011年曾发表拙作《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一文，是以革命知识分子抱团、串联为主线，对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由城市转入乡村、由联络地方精英到专注民众动员的转型脉络进行了梳理。①本文承续前文研究理路，继续深入挖掘。需要指出的是，国共合作破裂前，其中只有少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民存在接触状态，但正因为有这些涓涓细流存在，国共合作破裂之后才迅速汇成湍急的江河。那么，这些回乡革命知识分子进行乡村革命实践时，其嵌入乡村的方式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动员农民汇入中共革命长河的?他们动员农民革命的过程中又会产生怎样的困境及其解决困境的状况如何?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二、“嵌入自主”的方式与仇恨的阶级化整合
中共自成立起到1923年5月，工作重心基本都在城市，确实并未太多关注农民运动，但自1923年6月中共三大至国共分裂之前，农民运动对革命的战略作用，已在中共相关文件中被凸显出来，有关农民运动的决议案也越来越具体、系统和激进。国民革命时期，大别山区农村战略如中共上层及其他地方一样有膜拜农民群众之风，但地方性革命实践，其主流却是联络地方精英或者通过拉拢地方精英动员农民群众，并未普遍与农民群众接触。不过，不断激进化的农民运动政策对大别山区的地方性革命实践确有指导意义。国共分裂前，这些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已有部分与农民群众进行星星点点的接触。这正如陈德军所言：
长篇大论的农运政策如花瓶坠地，其中的一些碎片立即为当地的革命知识分子所拣取、吸收，而其他部分被遗置一边。然后，只是这些“残篇断章”却激发了地方新的政治氛围。当地革命者通过对各种地方的资源的动用，展示出辉煌的庆典式的革命场面。②
大别山区早期革命运动充分展示出一个辉煌的庆典式的革命场面，这无疑仰赖城市运动向乡村运动的过渡及其革命知识分子的成功倡导。
大别山区最早发生暴动的地方主要是鄂豫边地，至于为何会发生农民暴动，当事人郑位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谈话可谓一语中的： “(鄂豫边)黄麻地区群众生活与穷的地方比较并不很苦，革命却搞起来了”，“关键就在这个地方要发动农民。发动农民是共产党的功劳，要发动农民非要共产党不可，但还要有条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革命知识分子多，农民就容易发动。”③不过，他又补充说：当时“党员干部的几人作用大，组织作用小，容易造成个人信仰。只要那个人能力强些，群众有事就找他多些，有事找个人不一定找组织，成为一般的习惯。”④因此，可以说，起初弱小的中共组织是乡村社会走向革命的发动机，而其构成核心是颇多下乡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才是两地农民走向暴动的火种，这与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特性相关。这些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普遍出身于乡村地主、富农家庭，后来又多在城市接受新式教育，并触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中共农运政策。当他们因各种因素回乡进行乡村革命实践时，因对乡村实际情况比较了解而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因此他们能够根据乡村老百姓的习俗，以老百姓所能理解的语言来宣传、解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并能捡拾中共乡村农运政策的要点，领导农民在乡村进行革命实践。
早在1924年，兼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董必武就曾告诫因各种因素回乡从事乡村农民运动的革命知识分子，要他们注意四点：
(一)注意看房子，青砖瓦屋一般较富，要求找贫苦农民，取得他们的信任;(二)先不宜作空乏宣传，要闲谈，与农民靠拢;(三)帮助农民办好事，写信记账，助工助教，多帮忙，不要使农民吃亏;(四)领导农民斗争，开始选择容易取胜的事情干，先小后大，注意团结农民。⑤
这四步，最关键的就是革命知识分子下乡发动贫苦农民等边缘群体进行乡村斗争。遗憾的是，即便董必武有如此告诫，在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回乡革命时，也只有少部分下乡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有接触，国共分裂前，这些接触应该属于细枝末流性活动。不过，即便当时只有少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在乡村动员农民进行“造暴”活动，⑥但也不能忽略、矮化他们的历史功绩。郑位三指出了当时这些地主富农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回乡干革命的特点：
(他们)就把地主、富农家庭分化了，这一分化对地主不利，地主孤立，容易打倒;这一分化农民就勇敢些。假若一个村有二十家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十家地主子弟参加了革命，就把地主分成了两种家庭，有儿女参加革命的家庭和没有儿女参加革命的家庭。这一分化，地主的秘密都知道了。农民看到很多地主子弟参加革命，胆子就大些、勇敢些。这是当时革命迅速搞起来，成与不成的主要关键。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愈多，剩下的地主就愈孤立，农民就愈胆大。这样革命就迅速得很，快得很。⑦
郑位三所言极是，正是这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在乡村的辛勤耕耘，农民才被动员起来。至于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接触并嵌入乡村社会的路径问题，笔者在梳理地方性资料后发现，他们当时嵌入乡村社会多采用的是乡村“日常行为轨制”。这些“日常行为轨制”基本都是乡村长久积淀的习俗，这些习俗是型塑、承载乡村民众相互交往、交流的主要载体，包括“串亲戚”、“交朋友”、“谈天”、“唱山歌”等方式。
其一，串亲戚。“串亲戚”是发展革命极为重要的路径，当时“串亲戚”发展革命最厉害的恐怕要属王树声，他1926年加入中共之后，即串联其家人及亲戚参加革命，甚至造成“全族革命”的气势。⑧后来，据王宏坤回忆，王树声、王幼安家“兄弟姐妹全部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十分积极，其中大部分同志担任了领导职务。最后全家除王树声和一个出嫁的侄女外，都为革命牺牲了。”⑨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通过“串亲戚”的方式，一旦与贫苦农民串联成功，这种传播路径又会进行再生产，当再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加强其组织化、可靠性及安全性就成为必要，当时乡村颇多农民协会就是通过“串亲戚”的方式建立的。
其二，交朋友。早年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如李梯云、肖方、周维炯等人，最早在商南太平山开展秘密活动时，多以“小贩”、“教书匠”等正当职业伪装，“假借结拜兄弟为名”，“串联穷苦农民廖炳国、罗炳刚、汪品清等十八位同志”，“在太平山火焰脑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十八兄弟会’”。⑩这种“拜兄弟”的“交朋友”方式是乡村最传统的习俗，中共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利用此类“兄弟会”进行大规模串联革命，本身就具有优越性。但是，成立“兄弟会”又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中共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进行乡村动员的“过渡”团体。比如早年下乡革命知识分子熊少山、杜彦威、殷仲环等人，回光山县殷区开展革命工作时，就是以“焚香结金兰、拜兄弟的形式，建立‘穷人会’、‘竹林会’、‘兄弟会’，每会几十人或百余人”，但是后来，“党组织及时引导殷区农民在‘穷人会’、‘竹林会’、‘兄弟会’的基础上，公开成立农民协会。”11当时大别山区颇多农民协会就是在这些灰色组织的基础上改造、建立的。
其三，谈天。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多找“贫苦农民交心谈心，单线发展”。12这种“交心谈心”式的“谈天”，其实就是乡村最常见的“拉家常”方式。他们多联系到农民个人的境遇，从不同的话题入手，进行乡村革命启蒙与宣传。这种事例非常繁多，或许可从吴焕先以“谈天”方式串联佃农吴先恩革命的事迹中得到些许朴素的认识。1926年暑期的一天，吴焕先发现吴先恩看着谷子发呆，就问：“今年的谷子长的(得)好吗?”吴先恩答：“谷子长得不错，一交租就剩不多了。”吴焕先又问：“你家要交多少租?”吴先恩答：“二十五石啊!”吴焕先接着问：“不交不行吗?”这时，吴焕先拉了一下吴先恩的衣服，两人一同坐了下来，吴焕先继续说：“现在全国各地都在闹革命，快参加革命吧，北伐军已快打到汉口啦!地主、军阀都可恨，共产党要领导农民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斗倒了地主，分了地主的田地，我们就可以不交租了，谁种的田归谁。”13吴焕先成功动员吴先恩走向革命，其采取的就是乡村最常见的“谈天”方式。不过，有时下乡革命知识分子为创造与农民“谈天”的机会，又不得不启用非正常性手段：
许多是装作生意人与群众联系，对群众进行党的宣传，还用下款子的方法发展党员。如有的给穷人一个要钱的条子，穷人无法只好卖猪卖羊，然后我们装作买牲口人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不要怕，我们不是要钱的，我们希望农民起来打土豪，许多农民很受感动，参加党的活动。14
其四，唱山歌。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说：“宣传要富有效力，就必须求助于最传统、图式化的甚至是简单的话语形式。”15山歌是乡村农民最为喜闻乐见的艺术，当时大别山区流行的革命歌谣基本都是以山歌的形式传播，目前这些革命歌谣存世的不少，笔者查找到的亦不少。其中，《为什么贫富不均》这首颇具代表性。16诸如此类的革命歌谣在乡村的流行肯定与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所创并与其传授有关，他们当时“投合普遍的农民艺术上的要求，练习一种歌调，把革命的精神纳入其中，去满足他们艺术上的要求，顺便输入革命的思想。”17而暗含革命思想的这些革命歌谣在乡间一唱就懂，一懂就万人传，对动员民众革命极为有利。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还只是个案的一对一的举证，其实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动员农民时都采用多种方式交叉互用的方法，比如在麻城，除上文提到的王树声之外，胡静山、徐其虚、徐子清、桂步蟾、凌柱中等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在乘马岗一带活动，多“以串亲戚、谈天和交朋友的方式”，“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活动，党在乘马岗、大河铺一带逐渐有了根基，一批忠实可靠，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成了扎根串连的对象。”18乘马岗地区即是如此，周边其他地方亦可想而知。
不过，笔者在梳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这部分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最初在乡村动员农民的实践中，也确实存在失策之地方，因此农民群体中的个体反应不一，既有专注之人，亦有怀疑、拒斥之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他们已稍稍注意到农民文化及学识的低下问题，因此不与农民长篇大论地交流马列主义理论，也很少空喊反帝、反军阀之类的口号，而是结合乡村农民的实际情况，去根治农民传统宿命论观念，告诉他们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是帝国主义、军阀在乡村的统治基础，是导致农民走向贫困与破产的剥削根源，鼓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铲除他们。19关于此，曹学楷、王树声、江竹青等人在家乡发动农民走向革命的魅力话语，或许能够帮助我们阐述清此类问题。曹学楷在黄安七里区刘家园创办农民夜校时总是非常亲切地问当地农民：“我们这些种田佬，成年累月拼死拼活的劳动，打下的粮食能铺满地，能堆成山，为什么总是缺吃少穿呢?”有的说，这是因为穷人的“八字”不好，“生来命苦”;还有的说，是因为穷人的坟山不好，风水不济。曹学楷就告诉大家：
我们种田佬受害受苦，绝不是什么“八字”不好，命里注定，也不是坟山所应，天生应受罪，而是这个世道不好。在这个黑暗的世道里，豺狼横行，豪绅霸道，劳动者终年勤劳而不得温饱，剥削者四肢不动而花天酒地，一切真是颠倒着的。我们穷人要想有田种，有饭吃，有衣服穿，过上好日子，就必须团结起来，打倒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坏家伙，推翻这个吃人的旧世道。20
王树声在麻城乘马岗甘家堂大庙指着泥菩萨鼓动农民参加农民协会时也说：
过去，我们对这些泥菩萨烧香磕头，求神灵保佑，可我们发财没有?没有。天天烧香，天天受穷，这全是骗人的。真正能够救我们出苦海的，不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而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穷人要想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过上好日子，只有跟共产党走，组织起农会跟那些吸血鬼干!21
江竹青在黄安余家湾村组织秘密农民协会时，同样对穷苦农民宣传说：
穷人种田，土豪收租，这是极不合理的事情。现在我们要把土豪打倒，自种自吃，再不受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土豪能不能打倒?我们若是一盘散沙，就没有力量去打倒他们。如果我们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力量就大了，土豪定能打倒。22
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民接触时，多从马列主义阶级视角出发，向农民宣传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是乡村剥削与压迫的根源，鼓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打倒他们。这一方面确实体现了乡村长久流传的公平正义观;另一方面下乡革命知识分子也关注到乡村农民的切身利益，体现出了中共乡村革命正义道德的合理内涵。不过，这种贫富、官民二元对立及简单有力的逻辑归罪，只会扭曲为变形的阶级二元敌对。正如雷蒙·阿隆所言，在马列主义历史哲学中，阶级定义的细节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懂得阶级的对抗性、斗争的必然性，以及组织这场斗争。23
这无疑是一种独特的动员、斗争方式，即由下乡革命知识分子联动乡村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目的乃是培养农民阶级的自我认同意识，这种自我认同其实就是“个体根据个人的经历反思性的理解到的自我”。24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启发之下，农民一旦有自我认同的阶级归位，革命知识分子与贫雇农之间即达成一种默契，由革命知识分子带头动员民众组织农民协会也就成为可能。农民协会一旦建立，胆小的农民也就有了组织力量，有了组织力量的农民才会有胆量与乡村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等乡村旧势力作斗争。
早期革命知识分子下乡动员农民革命，基本都是通过“串亲戚”、“交朋友”、“谈天”、“唱山歌”等乡村最常见而非正式的“日常行为轨制”嵌入乡村社会的，但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嵌入乡村社会又不是被动的，而是一个“嵌入自主”的过程。这种“嵌入自主”的方式，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中共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充分借用了传统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嵌入乡村后，进行的又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农民暴动，而是具有阶级斗争的深刻含义。农民个体化抗争直接被疏导成集体化的阶级斗争形式，其本身应该潜藏两个层面的内蕴：
其一，边界意识的型塑。上文已揭示出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就要打破乡村传统的宗族、血缘及地缘的维系链条，一方面把农民建构为“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的“好汉”;另一方面又把地主建构为“成日游荡不做工，闲着双手不做事”的“社会寄生虫”。25这样一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区隔建构，在乡村不但型塑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边界意识”，26而且还型塑了善与恶的边界意识，穷苦的农民代表“好汉”、代表“善”;富足的地主就代表“寄生虫”、代表“恶”。一旦阶级及善恶边界得到农民的认同，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领导农民组织农民协会与乡村旧恶势力作斗争，就具有了阶级斗争的特性。
其二，矛盾及仇恨的统合。其实，光有边界意识，而无矛盾及仇恨，亦不会激活阶级及善恶边界意识而走向阶级斗争，不过，传统乡村社会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在革命知识分子下乡之前，随着传统乡村权力网络的武化与劣化，乡村各个角落散落着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比如官民、贫富矛盾及仇恨等。这些矛盾与仇恨不管是结构性的，还是私怨性的，大小、形式亦不同，但不可否认其存在。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最为厉害的地方就是用阶级矛盾及仇恨去整合乡村散落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一旦这些矛盾及仇恨被整合成阶级矛盾及仇恨之后，俗称“地主老财”的豪绅地主及贪官污吏，也就成了农民近在咫尺的阶级敌人，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乡村斗争也就具有阶级斗争的意义。
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采取乡村“日常行为轨制”嵌入乡村社会后，他们通过自己一点一滴的工作，使农民心理上对自己的地位角色期待彻底发生翻转。当时的《汉口民国日报》就有报道说：经过下乡革命知识分子的转换与调适，农民一般都“从大梦中惊觉起来，睁开了他们的眼睛，看清他们所受的痛苦，不是‘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命不好’所遭遇的，完全是军阀官僚劣绅土豪制造给他们的，于是都知道起来找出头的路，去谋本身痛苦的解放。”27这样，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即达成一种联盟关系，这种联盟关系一旦形成，革命知识分子就可以组织并依仗农民与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进行日常斗争，只有“能够领导群众从事这些日常斗争，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才能训练群众的政治意识，才能遇重大政治主张时使群众与我们一块。”28正因为如此，农民协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之后，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在乡村就领导农民进行经济斗争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形式多样且偏向弱者的乡村日常经济斗争，不但能够很容易地达到民众动员的效果，而且也会转向面对面的政治斗争，比如“借粮”、“减租减息”及“五抗”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