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的“九月暴动”彻底打破了乡村原有势力的权威结构，并以由迷信与利益驱动的红枪会的彻底战败而告终。当时红枪会内部也起了分化，会众与“红学”的学东老师矛盾加剧，“红学的‘打不死’的群众也觉得打不死是骗人的(已经打死了千把人)。同时学东老师打了赤党，结果收课租还是厉害些。‘打不死’的群众说：‘谁说打不死!’又说：‘乘马岗、七里坪他们打了不完租又有田!’于是红学群众造反了!杀学东老师”。而暴动的农民在“与红枪会经过了多次的争斗，到底收服了红学，其胆量愈大，其气愈壮”，下一步他们准备向正规军出击了。1927年11月10日至11日两天，他们首先对付的就是黄安“七里坪三十军一营”，由于该营兵力虚弱，在得到暴动农民即将来缴枪的消息后即溃逃了。这虽是一次未遂行动，但“在这次暴动第一次进攻军队之时，农民群众愈加看出敌人的软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的革命勇气更加百倍，同时引起他们进攻的决心。”77
当农民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壮大时，他们的进攻决心就会膨胀到极点，而恰在此时，中共上层也在加强、完善两地的组织建设，中共湖北省委指示这些革命知识分子成立黄麻区特委，并“尽可能的发动黄麻农民群众起来斗争，夺取溃败军的武装，占领县城。”7811月初，黄麻特委成立，由外派的符向一担任书记，同时成立了暴动总指挥部，由懂军事的黄陂籍革命知识分子潘忠汝、吴光浩任正副总指挥，开始攻占县城。于是，11月14日起，黄麻暴动“大爆发，中心区、七里、紫云、乘顺区，一共有二三十万人组成起义大军”，但这基本是乌合之众，“真正参加起义的只有一两万人”。79当时暴动总指挥部就凭着这一两万人非常轻松地攻占了县城，并活捉了国民党县长贺守忠等人。80直到12月5日，占有城池时间达到21个昼夜。时间虽然很短，但它具有重要动员意义：第一，暴动攻占了县城，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及工农政府，先前“许多对乡村政权存在观望之心的农友，在这个时候也觉得农民有力量，农民政府可巩固了，他们也同样干起来，杀土豪劣绅，开铁匠会或造武器。”81第二，暴动攻占县城也给周边县份带来示范效应，比如周边“黄冈、罗田及河南商城县等处农民都纷纷准备派代表前来庆祝”，而麻城已经派到黄安县城祝贺的代表则表示：
你们已经抓到了权柄，故有今日这样的好处，我们回去也一定照你们这样去抓到权柄，黄安办的这样好是兴共产兴得好，我们不怕共产，只有共产能够代表我们的利益。不赞成共产我们不得来，来了不怕，我们都愿上名字(加入共产党)。82
黄麻暴动的起义军毕竟是一帮农民队伍，暴动攻占县城21个昼夜之后，最后还是在国军任应歧部(第十二军)围剿之下走向了失败，绝大部分群情激昂的农民因挫折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一部分骨干分子也脱离了队伍。比如带有很强本土意识的骨干分子吴焕先在暴动失败后，因不满革命队伍撤离老家，自动脱离了队伍。83后来在老同学戴季英的争取下才又回到革命队伍中，而那已经是1928年冬之后的事情了。据戴季英回忆：
起义以后，后来退到七里坪的时候，他就走了。1928年我从木兰山回来以后，我就派人去找他。第一次他没有回来，他在新州郊区教书的那一家，很有财产，只有一个独生姑娘，那一家就想把他收为坐堂女婿，那一家没有儿子，把他的姑娘给他，还没有结婚。后来我就派人去找他，算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天气冷了，就到了冬天。1928年冬后的事。他回来见到我哭、流泪，他感到很惭愧，他没有参加跟我一路去木兰山打游击，我们胜利回来了，他感到不好意思。他还好，他承认他不对。84
除了部分脱离革命队伍的，应该说绝大部分骨干分子仍在克服前路的重重困境，分散在周边山区打游击，继续铲除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主导的枪会与民团势力。即使革命的燎原之火已经奄奄一息，但可以确信的是，乡村阶级界限及仇恨意识毫无疑问已在敌对阶级血泪四溅的厮杀之中夯实、固化，革命的烽火也逐渐在大别山区蔓延成势。
不过，要说中共组织及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完全享有实际的控制权，这又并非历史本相。在这样的运动之中，因为激情与怨恨左右，运动难免成为大众的骚乱。从上面的暴动过程来看，黄麻暴动其实仍是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协会与红枪会的械斗、仇杀之延续，带有半自发性质已毫无疑问。据当时的档案文件记载，暴动中的农民“不了解CP的策略，CP也不知道明确的(地)指出农民革命之出路去领导农民，只知道附在农民的尾巴杀红学”，85因此，“党未能使这一自发的暴动达到最高的组织性”，“致暴动中出现浓厚的无政府状态”。86《郑位三的谈话录》也进一步验证了这种档案记载，他说：
那时的革命运动是半自发性的，半领导的。党员少，又幼稚，懂不到什么东西。
党在群众中的信仰威信没有如今高，群众对党不太认识，有人说共产党是穿红衣服的，就真有人相信，所以党完全起领导作用不可能，只能起一部分领导作用。
总而言之，带半自发性，不完全是党领导的。87
这种相互佐证的记载，凸显了早期民众动员的粗放性，不过，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的动员、引导及其摸索作用亦不可矮化。
中共党史话语体系里，一般而言把1927～1929年称为中共暴动期，依笔者观察，暴动期的暴动基本都是如此发生的，先是杀戮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然后围剿驻军攻占县城，在乡村造成赤色恐怖。上文爬梳的主要是这个时间段黄麻地区的暴动及动员情况，其实大别山区也曾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暴动，多数以失败告终，只有黄麻暴动成立红三十一师，商南暴动成立红三十二师，六霍暴动成立红三十三师，成功走向了割据局面，后来鄂豫皖苏区及从红一军、红四军到红四方面军的整体格局及规模的形成基本都是在这三次暴动基础上孕育的。上文通过黄麻暴动的研究可以发现，这时期中共的民众动员并未有后来那么严密组织化，基本还是一种非正式组织网络动员，一旦非正式组织网络动员起来之后，即顺势演化为乡村械斗及仇恨的蔓延，带有半自发性特点。不但黄麻暴动如此，依笔者梳理的资料来看，其实后来的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商南暴动、六霍暴动也基本如此，其暴动及民众动员也具有前文论述的类似过程及动员特性，但也有两点不同：第一，商南暴动与六霍暴动都迟于黄麻暴动近两年后爆发，因此更多受到中共上层激进政策的指导，自发程度较低;第二，商南暴动与六霍暴动由于暴动时间晚，所以不少骨干革命知识分子多利用传统“社会资本”进入当地的民团组织，暴动更多是从统治集团内部开始的。如此，黄麻暴动模式基本是革命知识分子和农民协会的形式，而商南暴动与六霍暴动模式基本是革命知识分子和民团的形式。三者相较而言大同小异，论文在此受篇幅所限不再赘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