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组织化动员
暴动，因国民党新军阀及乡村旧势力的逼迫与镇压而起，最初它的组织性薄弱，而情感性肆意，它来势汹汹的劲头确实冲破了乡村旧有体制。不过，暴动初始及其后续的无序状态也是中共所不愿意看到的，维持革命的绩效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于是中共在健全组织的过程中开始在暴动区域努力恢复秩序，并建立一个非同寻常的革命政权——苏维埃。
苏维埃政权名副其实是由中共革命知识分子回乡领导农民通过枪杆子打造出来的，基本都是在乡村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的。88最初因便于民众动员及认同需要，一般都叫工农政权，之后在中共上层的要求下，基本都由工农政权改为苏维埃政权，两者本质差不多，只是名称上更加苏俄化。至于它的建立方式，张鸣曾有精当论述，他说中共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先由地方党组织暴动，再由暴动武装建立政权;另一种是先由红军出击，然后在军队占领的地方建立政权。后一种建立方式远多于前一种，但是两种方式产生的苏维埃政权从形式上看，并无两样。由地方党组织暴动产生的苏区及政权，军队归地方苏维埃指导，属于地方党导向的;而由主力红军通过军事力量开辟的苏区及政权，军队高于地方党的威望，这种苏区及政权无疑是军队导向的。89后来以大别山区为主要依托地的鄂豫皖苏区，1927～1929年的三大暴动之后，基本都通过这两种方式得到开辟，在巅峰时期它曾占领过包括黄安、麻城、黄陂 、罗田、孝感、黄冈、黄梅、广济、蕲春、蕲水、光山、罗山、商城、新县、固始、六安、霍山、霍邱、英山、金寨、寿县等地，并在这些县份里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90不过，随着苏区的建立与发展，两种方式所产生的苏维埃政权通过正规化整合，最终基本都可归为军队导向的，虽然军队是为夺取政权、建立及维护苏维埃政府服务的，但是在战争的高压环境中，苏维埃政权又始终带有浓厚的为军队服务的痕迹，因此，笔者认为这种苏维埃政权基本都可归类为“军事全能主义”91政权。在这种“军事全能主义”政权之下，中共与农民之间进入亲密接触阶段，其民众动员也更具组织化，组织化的民众在中共型塑的阶级矛盾及仇恨面前，与国民党新军阀及乡村旧势力及旧体制作斗争，其斗争目标也由局部性抗争而走向了全国性。
值得一提的是，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地方，其展示的“军事全能主义”面向，与以往王朝国家体制进行对比而言，是第一个能在乡、村级别上进行管理、调动与支配民众资源的政权。这种政权一方面打破了过去历史上“皇权不下县”和县以下皆由士绅进行管理与统治的传统行为习惯及局面，而直抵村落末梢与底层。就老苏区麻城县而言，苏维埃政权实行县、区、乡、村四级行政区划，村级苏维埃主席下面还统辖着义务明确的运输队、担架队、洗衣队、缝衣队、慰问队、代耕队等各种革命小队。92另一方面，虽然中共是通过各种传统“社会资本”及“日常行为轨制”进入乡村的，但是，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基层和中共领导的群众组织，又会通过紧缩分割的方式切割乡村宗族、血缘、地缘等地方传统的各种文化网络，进一步将农村人口分门别类地按照人口、性别及阶级成分来进行重新整顿，使每一个非敌人的农民都有一个或多个革命组织统一的身份。当时苏区基层除了有党、政、军等组织，还存在共青团、雇工会、农民协会、贫农团、妇女会等各种群众组织。93有了这样纵横向交合的组织，中共的意志才能贯彻到乡村每个角落。革命运动必须向农民个人提供物质利益及社会效益，才可以换取农民对革命的支持与参与。
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此决议案指出：要“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用。”94不过，前文已有研究，农民由于阶级仇恨心理驱动，又可以通过暴力得到浮财，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要求土改。戴季英回忆1928年黄麻暴动后的情景：
在方家湾党委开了个会，那时已经急着要土改，因为已经要搞秋收啰。这时，党委就作了一个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谁种归谁收”，发了一个指示，“耕者有其田”。如果要在中国正式搞“耕者有其田”，还是在这一次。到了1929年开始分土地。在柴山堡把那几家大老财、大地主，陈德祖、大屋米家、郭家河、杜家湾这几家大地主土地没收，分配了，这是第一步，也就是1929年春天。95
1930年2月，中共地方党在商城召集市民大会成立了临时县苏维埃，但是全县农村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建立起工农政权，所以除南乡斑竹园等地实行“谁种谁收”之外，“农民群众的斗争仍然停留在分粮运动”，“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都没有开始”。96因此，可以说，农民走向暴动，土改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但是，中共一直倾向以物质利益的诱导方式来塑造革命群众自发性特征，并强化革命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当成规模的苏区建立之后，中共就会进行大刀阔斧的阶级划分及土改来迎合民众的需求，以赢得民众的认同。1930年初，鄂豫边特委出台《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其主要内容就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和祠堂、庙宇，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将所有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除逃跑的大地主外，一般小地主也分给薄田种，地面上的庄稼随田分配。房屋、耕牛、农具及其他财产的处理，与土地处理大致相同。97这个细则出台之后，鄂豫边地区即进入土地实质性分配阶段。笔者查阅不少地方革命史及文史资料，发现这些事后记载的地方土改实践极为平淡无奇，基本都经历了发动群众、进行人口与土地测量、划分阶级及颁发土地证等四步。98其实，真实的历史场景远要复杂与混乱得多。比如，当时的档案资料记载：鄂豫皖苏区大部分地区不少土地分配的执行者，依据私人关系、感情利益来决定土地分配，有的农民为分得肥沃的土地，就尽其所能地巴结执行者，被俗称为“吃鸡式的分配”。99而六安闻家店进行土地分配时“凡与该区苏维埃人员关系浓厚些，可以多分些肥美的田地。”100不管土改时这些不和谐之音到底存在多少，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土改本身就是一个阶级塑造及动员的过程。农民一旦在土改中对土地所有权认定之后，不仅享受到土地农有的利益，同时亦感受到平均主义的喜悦。这样，中共上层宣扬的马列共产主义理想，便与基层的平均主义洪流通过土改彼此呼应而又相互激荡，致使苏维埃革命奔向集体主义革命的情境之中。
土地，从来都是中国农民安身立命之本，它对农民生存的实际意义决不可轻视与低估。在苏区土改之初，农民确实从强制性再分配的土改运动中获得了物质利益。比如商南“太平山漆成水一家六口人，土改前种商城周家地主田，七斗稞，每年打十一石稻，交租七石，根本无法维持起码生活水平，土改时分了一石多田种，兄弟二人参军，分得的田又有人代耕，每年能打二十多石稻，交一石公粮，家里四口人，粮食吃不完。”101立竿见影的利益满足面前，农民的信任感、忠诚感、责任感会随之觉醒。经过接受革命宣教以后，农民自然对中共有所认同。这种认同一旦建立，农民一般都愿意被纳入中共党政军群等组织中。就中共革命最主要的夺权政治组织——军队而言，鄂豫皖苏区土改之后，“赤区的工农生活，的确改善了，肃清了苛捐杂税，得到了土地，一切政治上自由平等，都确定了他们热烈起来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精神上物资上农民都能自愿的(地)起来帮助红军与政权。”102正因为如此，即使国共战争高压状态下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在战斗中有严重减员，但仍然不断壮大。扩红方面，1930年底，红一军由组建时的2100余人发展到1万人以上，其中“贫农约占全数的70%”。1031931年5月，红四军由组建时的12500余人发展到近2万人，其中“85%是农民”，不仅贫雇农占多数，而且“中农也占一个相当数量”。1041931年春，鄂豫皖苏区地方武装也发展到四五万人，其中“贫农占60%，中农占30%。他们有些用来复枪，有些用标枪，受苏维埃政府指挥和训练”，并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05乡村宗族个体成员参军越多，在中共组织力的助推下，由于人情因素，宗族其他成员拥军也就更积极。1931年4月，红军在“与敌人作战的时候，很多成群结队的群众来帮助他们”，“红军每到一地即受群众热烈的欢迎，亲切的慰问。送果实及鸡蛋等给红军的也很多。”106
土改之初，农民确实能够获得实际的物质利益，这种强制再分配要比按部就班地搞生产来得快，所以他们愿意加入中共的党政军群组织，团结起来保护自己及其他贫苦农民利益。而最为重要的是，一旦农民加入中共党政军群组织，其积极分子又可获得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但除这一途径之外，乡村农民向上流动的其他路径即使不被堵死，也是极为不畅通的，因此中共在乡村成立党政军群组织为长久边缘化的农民提供了上升的渠道。这样，农民在物质利益及社会地位上升机会的激励之下，一旦进入中共的党政军群组织，就会成为中共政治话语的追随者，中共及苏维埃政权指向哪里，底层那些农民就会将阶级对立的怒火喷射到哪里。但革命毕竟是大规模的暴力性集体行动，随着国民党及地方旧势力围剿的加剧，这种民众动员的强度也会水涨船高，而一些革命初期享受既得利益同时又因长期革命让其失去既得利益的农民，就对中共及苏维埃政权产生怀疑，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此，中共还需要以自己掌握的一套组织系统，以动员的技艺来弥补民众动员的不足之处。
1931年5月，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在大别山区整合成立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分局成立之后，即应对国民党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这样，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就成为非常急迫之工作。笔者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发现，1931年5月之后的整个下半年，中央分局自上而下颁发的扩红、拥军专项计划通知至少有8份，不但密集程度高，且摊派到各县头上的任务亦越来越重，其他年月亦可想而知。107那么，中央分局又怎样完成这些扩红、拥军计划呢?中共及苏维埃政府一般是动用前文所言的这些中共领导与控制的民众动员的发动机——各级苏维埃及群众组织——向群众宣传扩红、拥军是保卫苏维埃政权、保护群众自己利益的举动，鼓动群众自愿参军与拥军。比如，1931年5月18日鄂豫皖中央分局下达通知，要求各县“应即规定自己要做的数目，动员区委支部的每个同志及所有的群众团体、政府机关来努力完成这一宣传鼓动工作，向广大群众说明投入红军与消灭包剿、保护春收的关系，使他们自动自愿的为自己的利益，踊跃的(地)加入红军。” 1081931年5月2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又出台通知：
应当组织党的、团的、苏维埃政府的、妇女的、童子团、少先队等新的捷报宣传队。宣传队的任务，是要使每一个苦于国民党军阀压迫忍饥挨饿，担心春收不能到自己手里的男女老小群众都晓得他自己的红军已经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开始击破了他们的生死敌人国民党土匪，并且更要使他们懂得因为有了许多他们自己的爹妈哥老弟兄姐妹拥护了红军，配合了红军的行动，才争得这一次的胜利。所以要争取反“包剿”的彻底的胜利，真要春收能到我们自己手中，不饿死，收了再不要有土匪来抢去，我们就必须要更大动员来拥护红军，配合红军的行动。109
土改后，苏维埃控制的土地已分给农民，所以中共扩红、拥军的宣传都是为保卫苏区、保卫民众的切身实利而进行的具有崇高意义感的型塑与强化。但即便这样宣传，随着扩红、拥军密集度的增强，也难免会出现强制、命令的局面。据1931年8月9日的档案文件记载：“扩大与拥护红军方面：各地都充满命令群众、强迫群众”的情况。110
有些地方不是站在群众自己的利益上，鼓动他们自己愿做拥护红军的工作，而是说：“你要不要革命，要革命就拿拥护红军的东西。”或者妇女刚来收了遍东西，童子团接着又来了，因而有一些群众甚至讨厌，反动派更想用这些缺点来挑拨群众，如光山捉的反动派就供有“革什么命?今天也是拥护红军，明天也是拥护红军，(以)往不出钱说是‘通共’，现在不拿东西说是‘不革命’。”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