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出现了拥红强迫群众的现象，而且数量亦多，“在皖西北商城有一家在一月内收过八次”。112鉴于此，1931年8月9日，中央分局要求“拥护红军工作：应加紧继续进行，一面要反对过去强迫拉夫的形式，一面反对取消这一工作的错误。”1131931年12月10日，又要求“完全要有充分的鼓动工作，出于群众的自愿，不要命令拉蛮。”114
要避免这两个极端，中共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及群众组织，就必须在动员技艺上动脑筋。当时，鄂豫皖共产青年团就总结了自己的一套动员技艺：
首先在团的支部会上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使同志深刻了解扩大与拥护红军的重要，每个团员起来并实行支部与支部的竞赛，区委与区委、县委与县委的竞赛。(2)在与群众谈话中及各种会议把过去强迫、命令群众的错误说出，加紧对群众的宣传鼓动，把群众对于这一工作的热烈性普遍发扬起来。(3)对于参加红军同志的家属应在未去以前加紧他们的训练及政治上、成分上、身体的选择，动员一切力量来开大小欢迎会，在物质上、精神上帮助他们，尤其是他们的家属。(4)扩大代耕与帮助红军家属的宣传，并且实际上去做，在生产中、挑粮中，日常生活中都要把红军与其家属看成团及劳动青年第一个对象。(5)当红军兵士回到后防，团应动员少队、童子团去慰问他，开会来欢迎，并切实帮助其家属，鼓励士兵快到红军中去，这种影响写信或者亲自传达到红军中去。(6)鼓励红军家属写信给红军，给红军士兵说明家中的情形，以安慰红色战士的心。(7)加紧红军训练，使红军能自动告诉红军中的乐处，在后方扩大这种信件。(8)各级团部应动员必需力量去切实慰问伤兵及医院的伤兵。115
在这一套动员技艺的操作下，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们更容易受到鼓动，民众动员也即取得不少成果。据鄂豫皖共产青年团书记钱文华1931年10月8日给中央汇报动员成果：
1、扩大红军。在这三月内输送五二九五个青年到红军中去拖枪(内团员占七二一不确)，其他还有到各地队伍中(如独立营、警卫营及各种游击队)去了没有统计，并且皖西北六、七两月的统计没有。2、拥护红军。我们是由区支部去宣传鼓动少先队、童子团、妇女帮红军做鞋子，以及自动的拿东西出来拥护红军(如米、钱、吃的小东西等)。三月的成绩是：①帮助红军粮食四一一.0一石。②帮助红军大洋二二五.五元。③帮助红军钱一一一二一八0文。④帮助红军鞋子四0四四八双(内有一部分是袜底)。其它还有许多肉、鱼、鸡子、面、饼果很多，无以统计，这些钱都是青年团、少先队员、童子团员一个一个的小积小存存下来的，粮食也是他们一把一碗一升的积下来的，一般的都是表现得热烈的。116
红军反围剿难免出现减员，而其补给也难免滞后，随着国民党及地方旧势力围剿的加剧，这种反围剿的困难越到苏区后期就愈加明显。因此中共领导的各级组织都必须以动员技艺来弥补，这些动员技艺非常之多，包括动用节庆、群众集会、慰问、游说、命令、胁迫、革命竞赛、摊派等手段进行综合动员。
应该说，这种综合性动员民众的目的是为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服务的，而民众动员强度的增强，又有待于政权自上而下的运作、扩张与延伸。如此，随着苏维埃政权及权力的不断运作、扩张与延伸，苏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亦逐步被动员伦理所取代。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共在大别山区建立苏区及苏维埃政权，其乡村民众动员有一个由非正式组织网络动员向组织化动员的转向及其实践过程。
在国共合作破裂之前，只有少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在乡村真正践行农民运动，但这少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具有双重性特点，在乡村熟人社会里，他们熟稔当地的人文生态环境，没有过多传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共产主义理念，而是捡拾中共不断激进化的农运政策，通过乡村“日常行为轨制”等非正式组织网络进行民众动员，属于“嵌入自主”性的动员路径。他们使农民组织化而成立农民协会，并用阶级矛盾及仇恨去整合乡村散落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这些矛盾与仇恨不管是结构性的，还是私怨性的，都被整合到阶级矛盾及仇恨的框架内，乡村豪绅地主及贪官污吏等旧恶势力，也就成了农民近在咫尺的阶级敌人，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乡村斗争也就具有了阶级斗争的深刻含义。
大别山区革命是由日常斗争走向政治暴动的。这些日常斗争包括“借粮”运动、“减租减息”运动及“五抗”运动等。为了制止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的逃跑，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协会进行了清算运动，这一运动随即步入专横型与扩大化。在清算过程中，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在乡村的威风被打压下去，而农民也抒发、释放了无以复加的仇恨感，同时还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包括浮财在内的物质利益。这个时期，民众动员采取的更多是情感驱动的策略，仇恨及愤怒是革命暴动的真正动力源泉，而平分土地并非革命缘起的充分必要条件。在鄂豫皖苏区最早暴动的鄂豫边黄麻地区，农民在国共分裂前即暴动，但是平分土地却是1929年春之事。可见，土改并非革命暴动之充分必要条件。正因为情感和仇恨的驱动，这个时期的暴动难免带有半自发性特征，同时也更多地兼具无序性。第二阶段是土改的型塑。维持革命的绩效并与国民党及地方旧恶势力合谋的强大外敌作斗争，无疑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于是中共开始在暴动区域努力恢复秩序，并建立苏维埃及中共党政军群组织，土改立竿见影地满足了农民土地农有的物质利益，促使农民加入中共党政军群组织，农民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得到提升。可以说，中共是通过组织化动员达到组织资源的一元化。笔者把中共建立的这套组织资源一元化的体制称为“军事全能主义体制”。当农民一旦在物质利益及社会地位上升机会的激励之下进入中共党政军群组织，他们就会成为中共政治话语的追随者，当有农民出现立场不坚定时，中共会利用节庆、群众集会、慰问、游说、命令、胁迫、革命竞赛、摊派等策略加强民众动员的效果，这种情况越是到苏维埃革命后期越是明显。值得重视的是，中共对异类的惩罚也一直在警示民众，激情背后是无处不在的凝视与恐惧，不服从组织动员目的的人，随时就有被划为富农成分的“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危险，此为第三阶段的民众再动员，笔者的另一篇拙文已有专门论述。117
中共大别山区革命及其民众动员大体有这样的轮廓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仇恨驱动的;第二阶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阶段重点是反富农的再动员。这个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共革命由城市转入乡村、由联络地方精英到专注民众动员的实践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在没有相关刹车机制的制衡下，这种民众动员最终走向的只会是“过度动员”。有没有更好的民众动员路径呢?应该说没有。一方面，此时苏维埃革命的地方性及国家性敌人正处在上升阶段;另一方面苏维埃革命区域多处在落后的封闭地区，这种动员模式必然走向不可持续的地步，它凸显了苏维埃革命实践本身之两难困境。
*本文为“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资助”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33190110)。
【注释】
①黄文治：《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
②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37页。
③《鄂豫皖苏区历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选集》， 1982年3月，第8～9页。
④郑位三：《郑位三谈话录》，武汉：湖北省档案馆藏， GB-83。
⑤郭家齐(主编)：《红安县革命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⑥“造暴”，此概念源于戴季英所作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一书，“造暴”即“制造暴动”的意思，可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⑦同注④。
⑧麻城县革命历史文物征集办公室、武汉大学历史系75级赴麻调查队(编)：《麻城革命史资料汇编》，1977年，第16页;中共麻城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麻城简史》，2006年，第5页;温瑞茂、王淼生(主编)：《王树声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4页。
⑨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⑩中共金寨县委宣传部(编)：《立夏节烽火》，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大革命时期党在麻东活动的情况》，麻城市党史办藏， C3-01-02，第20页。
11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光山革命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12《谢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情况》，麻城市党史办藏， C4-02-35，第1页。
13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新县革命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华中师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1册，1979年，第67页。
14麻城县革命历史文物征集办公室、武汉大学历史系75级赴麻调查队(编)：《麻城革命史资料汇编》，第22页。
15[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1页。
16红安县革命史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红安革命歌谣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3页。
17王卓如：《一个小学教师对农民运动的意见》，载《中国青年》1925年3月14日。
18中共麻城县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麻城革命史资料》第1册，1985年，第38～39页。
19同注⑥，第60页。
20《黄麻起义》编写组：《黄麻起义》，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页。
21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22同注⑤，第46页。
23[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周以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2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翻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5页。
25《大革命时期党在麻东活动的情况》，第6页。
26笔者提出的“阶级边界意识”概念，受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提出的“政治边界”理论的影响。可参见[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中文版前言”，谢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27邃佛：《河南商城农民运动之发展》，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日。
28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历史文件选集》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
29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印)：《丰碑：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 1984年，第26页。
30同上。
31《麻城乘马四、九乡农民运动情况》，麻城市党史办藏，C4-02-07，第2页。
3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历史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33华中师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1册，第33页。
34华中师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室(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2册，1981年，第6页。
35《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日。
36陈耀煌：《地方菁英与中共农民运动关系之研究——以湘鄂西苏区早期发展为例(1925—1930)》，载《政大史粹》(台湾)2000年第2期。
37《省党部通令各县建设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
38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新县革命史》，第29～30页。
39同注33。
40同上，第42页。
41同注34，第7页。
42同注33，第17页。
43同注④。
44同注33。
45同上，第43页。
46同注38。
47同注14，第28页。
48同注33。
49同注14，第29页。
50同注16，第16～17页。
51中共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8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52同注22，第73页。
53同注⑥，第68页。
54同注⑥，第74页。
55同注33，第34页。
56同注⑥，第3页。
57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2年版，第144页。
58同注33，第17页。
59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5～96页。
60同注32，第265～271、294～297页。
61《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10月)，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册，1983年，第133页。
62《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议案》(1927年9月29日)，载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册，1984年，第108页。
63《安徽省临委关于安徽三个月工作计划纲要》(1927年9月6日)，载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册，1987年，第16页。
64《中共武昌市委决议》(1927年12月12日)，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1984年，第103页。
65同注④。
6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7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225页;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1辑，第59页;戴季英：《戴季英同志谈话》，麻城市党史办藏，C4-02-04，第5～9页。
67《中共湖北省委最近政治、党务工作方针决议案》(1927年10月30日)，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册，第95～96页。
68《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第1927年10月)，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册，1983年，第275页。
69同注25，第8页。
70同注33，第44页。
71同注14，第44页。
72同注⑥，第4页。
73《黄安工作报告》(1927年12月14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册，1985年，第2页。
74同上，第6页。
75同上，第5页。
76同注⑥，第12页。
77同注⑥，第7～8页。
78《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向湖北省委扩大会的报告》(1927年12月12日)，载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第49页。
79戴季英：《戴季英同志谈话录》，第7页。
80亲身参加攻打黄安县城的老红军周业成在一篇采访录中指出，坊间说黄麻暴动“关于几万人攻打黄安城呀，战斗如何激烈呀，都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实际上城里根本没有军队，起义队伍一枪没放就进了城，只是在打县政府和公安局时发生了零星战斗。”可参见李敏：《黄麻起义，我为你喜，也为你忧》，liminxjh的博客，http：//liminxjh.blog.163.com/blog/static/42023643200802545834/，2010年8月9日访问;也可参见注73，第8页。
81同注73，第17页。
82同注73，第10页。
83周业成：《回忆黄麻农民起义》，载中共麻城市委资料征编委办公室(编)：《黄麻起义》，第179页。
84戴季英：《我的回忆》，麻城党史办藏，C4-03-01，第62～63页。
85同注73。
86同注73，第18页。
87同注④。
88中共麻城县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麻城革命史资料》第1册，1985年，第74～75页。
89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128页。
90参见《鄂豫皖苏区邮电史资料》，武汉：湖北省档案馆藏，SZ104-02-0332-001;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中国苏维埃》，武汉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7～51页;《鄂豫皖苏区发展的简略概况》，麻城市党史办藏，A3-05-13，第1页。
91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革命所确定的首要目标为夺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势必要通过全能主义政治模式的雏形或言以军事为核心的“军事全能主义”来整合乡村社会。当时，如鄂豫皖苏区等地方，这种“军事全能主义”体制已萌芽并建立起来。应该说，鄂豫皖苏区革命通过“军事全能主义”达到一种工具化使用，不免造成颇多困境，同时在解决困境的同时，“军事全能主义”体制在具体实践中也进一步得到了锤炼。关于“全能主义”解释，可参见[美]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萧功秦：《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92同注14，第72～74页。
93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387页。
9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历史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352页。
95同注84，第52页。
96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商城革命史资料》(1985年9月)，第97页。
97《鄂豫边特委关于成立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经过的报告》(1930年)，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册，1985年，第74～76页。
98同注96，第100～101页;《六霍起义》编辑委员会(编)：《六霍起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
99《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1929年)，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册，第64页。
100《舒传贤关于六安中心县委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12月10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1985年，第227页。
101同注96，第104页。
102同上，第101页。
10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99～100页。
104《张国焘关于鄂豫皖苏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1931年5月24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1985年，第35页。
105同注103，第99页。
106同注103，第100页。
107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10、81、146、214、299、303、522、530页。
108《鄂豫皖中央分局紧急通知第一号》(1931年5月18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10页。
109《鄂豫皖中央分局万急通知》(1931年5月29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54～55页。
110《中国共产青年团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1931年8月9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550页。
111《鄂豫皖中央分局党团联合通知第二号》(1931年7月22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165页。
112《CY鄂豫皖中央分局给团中央的综合报告》(1931年10月8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571页。
113同注110，第557页。
114《鄂豫皖中央分局万急通知》(1931年12月10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册，第501页。
115同注110，第555～556页。
116同注112，第569～570页。
117黄文治：《民众动员视野下的中共与富农——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考察(1922～1932年)》，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