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是对中国农村社会本体问题的研究。在本文看来，对传统需要细分。那些能够能够对现 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性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不同，中国是家户制，并在此基础上构成 独特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其中包括：以家户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组织，家户内部农工商结合基础上的农工商互补经济，家户互助合作基础上的农村合作形式，家 国共治基础上的农村治理体系。在中国农村发展进程中，家户制是不可规避的传统，构成当下及未来农村发展的制度底色。尽管家户制一度被抛弃，但它仍然会如人 体基因一般顽强的再生和复制。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农村发展中，需要高度重视和深入挖掘这一基础性制度和本源性传统，精心厘定本国的制度传统资源，注意发展 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关联，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当下中国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换之中。在探索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注重传统的“延续性”与注重超越传统的“创新性”同样重要。诺贝尔奖获得者阿 马蒂亚•森在为其著作中译本写的序言说：“中国必须在建设其未来的同时不背弃其过去”，并特别引述了一句中国经典名句“与古为新”。[①]那些能够对现代 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性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或者说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起点和给定的条件。当代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就是“大国小农”，即由 数亿个农户构成的农民大国。而这是由数千年历史型构而成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的东方大国，并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特有的“中国特性”，其 中包括特有的中国家户传统。这一传统既与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庄园制传统不同，也不同于以俄罗斯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村社制传统。在认识“中国特性” 的过程中，不仅要以“西方”为参照，而且要分辨非西方的东方传统中的差异。在某些方面，东方传统中的差异甚至大于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比 较，才能准确把握具有“中国特性”的本体制度，进而从传统中寻求当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走向，建立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性。本文试图就传统、中 国家户传统及农村发展道路进行一些探讨。
一、 对“传统”、“东方”的再认识
社会的变迁受历史惯性的支配，长期社会历史形成并积淀的社会因子会对当今及未来社会的变化及路径产生规制性影响，形成一个社会发展的“底色”或“根基”。 愈是文明悠久的国家，传统的影响就愈深。因此，对于传统更多的是尊重，而不是简单地消灭。这在于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传统沿续而来，并由不同环节构成的历史链 条。今天是昨天的延续，并成为明天发展的起点。当形成“传统”的社会条件仍然存在，“传统”就会继续发生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 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 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②]问题首先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传统”。
“传统”一词实在是一个定义十分模糊和复杂的词。从社会科学研究来看，它可以从两个方面度量。其一，它是一个建构性概念，是新与旧的比较和区分。旧的属于 传统。作为建构性概念又分为两种话语体系。一是革命话语。革命话语体系对传统是持根本否定态度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 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③]在这里，“传统”就是指“旧”的私有制 及其私有观念。而革命就是要建立“新”的，即“破旧立新”。“旧”与“新”是二元对立，相互排斥的。中国进入20世纪后的前70年，革命的话语占主导地 位。对待传统是持批判和否定态度的。1950年代开始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属于这一范畴。二是现代话语。以研究现代社会著称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从权威属性 的角度，对社会进行了分类：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介入两者之间的卡里斯玛社会。传统社会属于前现代社会，是与现代社会不同的一种社会形态。现代话语体系虽 然没有简单地批判和否定“传统”，但它还是属于二元分析法，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起来，而没有注意到二者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领 域，现代话语体系逐渐占主导地位。
其二，它是叙述性概念，是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维度度量的。这是历史的话语体系。在这一话语看来，过去的就是传统。传统是过去出现的东西，是历史的产 物。但是，历史又是一个由不同事物构成的总和。历史上发生了许多的事情。那么，究竟“传统”包括那些东西呢？这是历史话语体系的困境。有人因此将“传统” 分为“大传统”、“小传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的“前30年传统”和“后30年传统”等。
总的来看，传统是一个相对性、历史性概念，是与当下和现代性相对而言的概念。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之所以要关注传统，是因为进入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 和面临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由此就会产生两种主张：一是传统主义。即每当现代化发展中遇到问题时就会主张向传统回归，从传统中寻求解答现实问题的秘方，如 马克思曾经批判的“死人抓住活人”。对于这一主张是否可行暂且不论，但这一主张存在着难以解答的问题：传统是什么，向什么传统回归？如当今中国有革命传 统，也有儒家传统，而这两个传统却存在内在的价值冲突：前者强调对既定秩序的破坏，后者强调对既定秩序的维护。就中国农村发展道路而言，有人民公社传统， 也有人民公社之前更久远的家户经济传统，如果是回归传统，究竟向什么传统回归呢？所以，传统主义本身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
与传统主义相对的则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在当下具有话语优势，它适应当下社会的需要并确定社会发展的现代价值取向。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忽视或者无 视当下是由过去而来。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传统是历史的沉淀，更是当下必须面对的现实，必将长期影响和制约当今的发展。只有正视或者尊重传 统，才能汲取当下发展的丰富资源，使社会步入链接式发展轨道，而不致于大起大落。自现代化成为当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以来，“现代”便具有话语优势。与“现 代”相对应的“传统”则处于话语弱势。“现代”意味着进步，“传统”意味着“落后”，由此形成“现代”与“传统”二元割裂与对立的思维定势。而在本文看 来，现代承接着传统，恰恰是那些长期历史形成的“传统”因子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美国学者摩尔对此有过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在两大文明形 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作用。”[④]
因此，我们研究传统，除了保存历史文明以外，更重要的在于它对当今和未来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传统犹如人体基因，它具有重复性和可复制性。它不可能被简 单地消灭，也难以作最彻底的“决裂”。同时，过去的不一定都属于传统。许多过去的东西在整个历史长河里只是一瞬间。短暂的存在恰恰说明不具有重复性和可复 制性。与工业社会及其相应的城市社会是一种建构性社会不同，农业社会及其相应的农村社会是一种自然演进性社会，其传统的影响更大。这就需要我们对传统加以 细分。
从对当今影响的角度，我们可以将传统定义为能够对当今，甚至未来会发生影响的价值、行为和规范及其与此相关的历史条件。为此，我们可以对传统加以分类：一 是本源型传统，即能够对当下和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并长期发挥作用的传统。这种传统对于当下的现代社会发展具有本源性，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也可 以说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本体；二是次生型传统，即在历史上产生并会对当下产生一定影响，但不具有基础性作用的传统；三是派生型传统，即在历史上产生但属 于本源型传统派生出来并发挥当下影响的传统。在讨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时，有人将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作为传统加以继承。其实，人民公社虽然存在20多年，但并 不属于在中国长期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本源型传统。它在某些方面恰恰与本源型历史传统是脱节和背离的，甚至是反传统的。如“一大二公”的公社正是对中国长期历 史上的“一小二私”的家户传统的否定。
人民公社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在相当程度上是借鉴前苏联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是“以俄为师”的产物。由此就需要进一步讨论东方社会。在思想界，自亚里士多德 以来，流行的是“东西方”的二元世界观。人们将以西欧为代表的世界称之为“西方”，将以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为代表的世界称之为“东方”。东西方是两个不 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历史并形成不同的的传统。这种东西方二元世界的划分深深影响，甚至固化了人们的思维。尽管，东方世界的学者为了抵抗西方话语，提出了 “东方主义”的概念，但仍然局限于东西方二元世界的套子里。这种东西方二元世界的划分除了简单化以外，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这就是忽视，或者漠视了东方社 会内部的差异。
其实，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其内部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西方世界的英、德、法，各有不同；东方世界的俄、印、中，相差甚大。在某些方面，所谓东 方世界内部的差异并不亚于东西方世界之间的差异。因此，要认识“中国特性”，除了与西方世界相比较外，还应该与东方世界相比较，特别是与曾经对中国道路产 生重大影响的俄国和与中国毗邻的印度比较。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以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为导向的历史转折点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也处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折之中。这一过程不是非 此即彼的更替，既不可能简单地回归传统，也不能无视传统。合理的选择是面向现代，背靠传统；尊重传统，走向现代。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本 源性传统及其由此形成的基础性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