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工商结合传统与农工商互补经济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农业文明岁月里，中国创造了世界无与伦比的农业文明，同时又伴随着农民的普遍贫穷，存在世界最为突出的农民问题。造成这 一历史悖论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人多地少。呈几何级增长的庞大人口堆积在有限的土地上，人均占有的土地资源不断细碎化，所获得的产品也十 分有限。人们只能在有限的土地空间内寻求生存的可能。由此形成在家户基础上的农工商结合传统。
一家一户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农业的基本生产方式。所谓自给自足，就是农村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物品主要，甚至完全依靠自已。而人们的需求是随 着生产的进步和产品的增多而扩大的。最初的需求很简单，主要是吃饭穿衣，即通常所说的温饱生活。要维系简单的温饱生活，除了农业生产以外，还需要手工业劳 动。这就有了“男耕女织”。手工劳动是农民得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重要条件。除了家庭内部手工业以外，家户以外的务工并以此获得劳务收益是农民生活的重要 条件。特别是在缺乏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家庭，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需要通过出卖劳动寻求生路。首先是在本家户附近为大户帮工，其中有时间较短的“短工”，也 有长年累月为他人做工的“长工”。这种务工尽管主要是农业劳动，但不是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而是通过为他人劳动交换自己所需要的收益。当然，这种劳动收益 取决于劳务供给。如果当地不能提供更多的劳务供给，便会出现进城或者到外地务工。如农忙季节专门的从事割麦子的“麦客”。远走他乡寻求生存之道的“走西 口”、“闯关东”、“下南洋”等。
除了务工以外，经商也是农民获得收益的活动之一。这种活动最初或者普遍的是简单的产品交换。因为农民的日常生活不可能做到完全自给自足。许多生活物品是本 家户难以生产和满足的，如作为生产用品的铁器，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盐等。农民需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必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因此，集市贸易成为农村普遍 的经济活动，也是维系农民日常生活的必要条件。为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又是一个集市社会。[31]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使农民萌发了商业意识。一部 分人脱离或者半脱离土地专事商业活动，有的甚至远离故乡或故土。如“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的相当一部人是从事商业活动。
农业基础上的打工经济和经商活动在中国由来已久，人们并不只是固守土地和固守单一的农业活动。特别是这种农工商结合是建立在家户基础上的，是家户生产经营 和生活延续的重要条件。务工经商是对家户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中国的家户实际是一种农工商结合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农工商结合是中国家户制的重要特点，维系 和推动着中国农业文明。
首先，农工商结合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机会，维持了家户经济基础。在古代中国，不仅人多地少，而且土地流动率高，人口占有土地极不均衡。除了一部分自耕 农可以勉强维持生计以外，相当一部分农民缺乏，甚至没有生产资料。即使是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成员，也有可能因为天灾人祸而陷入困境，甚至绝境。务工经商可 以为农民提供更多的生存机会。特别是那些人多地少的家户，只有从事务工经商活动才能贴补家用，维持生计，使他们在残酷的生存条件下有一条活路。所以，在中 国，愈是人多地少的地方，愈是人多地少的家户，农工商结合，特别是工商活动就愈活跃。如人多地少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带便是民间工商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很难想 象，如果没有工商活动作为补充，中国的家户制能够长期维系。
其次，农工商结合为农村人口发家致富提供了希望，成为家户发展的动力。一般来讲，以劳务为主的务工活动和简单的经商活动收益十分有限，只能简单贴补家用， 维持生计。但是，有些特殊的务工活动，特别是经商活动，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甚至发家致富。在中国，许多地主得以成为地主，是依靠从事工商活动积累的资 本。纯粹依靠农业劳动去购买田产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地主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土地主，即纯粹依靠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地主；一类是工商业兼地主，即从事工 商业活动并获得收益的地主。前者不仅收益小而且风险大，如果农业生产歉收或者绝收，地主也会陷入破产。后者不仅收益大而且风险相对小，因为有多种收益。因 此，工商业地主成为地主经济的发展方向。尽管在古代中国，由于发展空间有限，发家致富的可能和希望并不大，但是它毕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性为 人们的勤奋劳作提供了动力和示范。在中国，一方面是安土重迁，故土难离；另一方面是许多人离土离乡，别妻离家，外出务工经商，一旦成功便可家族兴旺，光宗 耀祖。在古代中国，一批批，一代代人“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除了生活所迫外，也不乏发家致富的希望。因此，农工商结合为中国农村发展注入了 活力，并进一步巩固了家户传统。
农工商的分工分业是一般规律，但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形式。与人多地少的中国相比，俄罗斯恰恰相反是人少地多。辽阔的土地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机会。相对 中国而言，俄罗斯人的生存压力更小。在俄罗斯农村发展历程中，也存在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但在村社体制下，农业和手工业是在村社单位基础上结合的。在村社 劳动组合中，有的人从事农业，有的人从事手工业活动，是一种专业化分工。人们从事农业和非农业活动所获得的收益没有太大差别。而在村社基础上的农奴制下， 农奴为主人提供的劳务是无偿的，自然也是被迫的。由于生活相对平均且有一定保障，俄罗斯农民没有外出务工的冲动。而且，村社制也限制了社会成员外出务工经 商。因为一旦人们离开了村社，就会失去村庄组织的保护。他们“紧抱着村社不放，甚至不敢想象没有村社自己能否生存。”[32]村社农奴主不允许农奴离开村 社，否则他就无法生存。“农民的农奴化是通过剥夺农民的自由迁徙权、将其固着在领地（村社）上来实现的。”[33]特别是俄国统治者为了巩固作为统治基础 的村社制，从法律制度上严格限制农民外出。因此，俄罗斯农村犹如静静的顿河一样，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社会。
印度农村也存在农工商活动。但在村社种姓制下，村社成员是按照家庭种姓从事不同产业活动的。高种姓家族的人从事高级活动，低种姓家庭的人从事的是低级活 动，是一种种姓职业化分工。这种分工由于种姓因素世代传递。本来，职业化分工有利于产业发展和生活改善。但是，低种姓世世代代从事的是低级职业，甚至被认 为是高种姓不会从事的低贱的活动，所获得的收益也自然是十分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无法改变其世代受穷的悲惨命运。村社种姓制下，高种姓的人不愿意也不允 许低种姓的人离开村社外出务工经商。因此，尽管低种姓的农民从事的是非农业活动，但并不可能通过这种活动改变其命运，其生活状态犹如恒河一般是固定不变 的。
农工商结合是中国农村家户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农业文明不断累积的动力源泉。但是，在古代中国，工商业活动空间有限，农工商结合毕竟是低层次的，绝 大多数农民仍然处于贫困状态。正因为如此，进入20世纪以后，家户制被视为落后的传统而被抛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看来，家户小农经济尽管延续了数千年， 但农民依然贫困，为此选择了走集体化道路，其方式是极具俄国特色的公社体制。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农村也存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但与家户制的农工 商结合不同，公社体制下的农工商活动是在公社组织基础上的内部分工，类似于俄国村社的劳动组合的专业分工。无论是从业农业，还是非农业生产活动，都是以工 分的方式取得相差不大的报酬。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人与从事农业活动的人一样缺乏生产自主性和积极性。在公社体制下，农村社会成员根本没有自己外出务工的 可能。由于国家实行统购统销体制，主要商业活动为国家所控制，家户个体的商业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在极左的“文化大革命”年代，集市自由贸易作为“三自一 包”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批判，连农民卖鸡蛋以换日常生活用品的活动都被之为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民正常的生活。
但是，传统的力量是无限的，并会自己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在生存空间有限且有务工经商传统的东南沿海地区，家户个体性的工商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许多家庭内 的一些成员通过外出务工做小买卖来贴补家用。出于生存压力，基层干部也默认这种活动。这种农工商结合的历史传统随着公社制的废除和家户经营制的兴起而复 兴。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改革开放以来，农工商结合的传统不仅焕发了历史活力，而且跨越到新的高度，形成农工商互补经济的农村发展道路。农村实行家庭承包以后，农民摆脱了饥饿状 态，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温饱生活，但农民的生活还不宽余。因为要在人均耕地只有2亩多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农业是很难致富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的“富裕村” 都不是依靠农业而致富的，且这类富裕村人口仅仅占中国农村人口的极少数。外出务工因此成为大多数农民家户的选择，也成为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农村以家庭为 单位，适合于外出务工经商的人外出务工经商，或者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自1990年代以来，非农收入开始成为农户收入，特别是家户现金收入的主体部 分。这对于巩固家庭经营体制起到了巨大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小农经济由于其脆弱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避免破产的命运。因为，市场经济是货币经 济，而小农户是最缺钱的。他们在以实物为主的自然经济条件下面临的风险更小，在货币经济条件下面临的风险更大，贫富分化也更突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希望改造家户小农经济的重要原因所在。改革开放以外，农民通过外出务工经商，进行自我“以工补农”，成功地避免了大量家户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的命运。而改 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业发展，是以一个个没有破产的家户为重要支撑的。
农工商结合传统不仅巩固了家户经营制，为家户经济带来了活力和动力，而且富裕了农民，促进了农村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市场化，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空 间迅速扩大。赚钱效应吸引着农民离开土地务工经商，并发家致富。中国数亿农民背井离乡在外务工，经历着千辛万苦，基本动力便是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中国农民 不仅进了城，而且出了国。许多农民家庭由地道的农户成为专门从事工商活动的专业户，有的迅速发展成为“农民企业家”。而工商经济活跃的沿海地区也成为中国 农村率先进入小康的地区。
与此相应，俄国缺乏家户基础上的农工商结合传统。专事农业的农户由于缺乏工商业收入的补充，农业收入较低，从而缺乏农业生产积极性。尽管俄国实行了比中国 更为彻底的土地私有化政策和比中国更高的国家补贴农民政策，但由于农业生产者缺乏以工补农和以工富农的传统和效应，因此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并不理想，与其 丰厚的自然条件更不成比例。而在印度，尽管大量农民开始脱离土地，但他们进城后仍然从事的是低级工作，收入也有限，并形成了一个个贫困者居住的“贫民 窟”。
不容讳言，中国农村和农民仍然处于不发达和不富裕状态，愈来愈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农村出现“空心化”趋势。而要稳住农民，必须富裕农民。其中，要弘扬家户 基础上的农工商结合传统，形成农工商互补经济。一是家户成员分工分业，一部分适宜非农产业活动的人从农业分离出去，将土地留给愿意从事农业活动的家庭成员 种植，以扩大家庭经营规模。二是从各个层次将工商业活动产生的利润尽可能返还农业生产领域，以增加农民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