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用语中，有一个似乎为隔海相望的中日两国所专用，这就是“一衣带水”：“衣带”之长，象征着中日交往历史之悠久，“衣带”之窄，象征着中日地理位置之接近。开创日本律宗的中国唐朝鉴真和尚一千多年前在回答日本僧学恳请其东渡传法时说，“日本是有缘之国”。“有缘”二字，意义非常：它既指日本与佛法方面的缘分，也指中日在历史、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缘分。
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10月和1955年1月两次会见日本客人时一再表明：“从中日关系的历史来看，我们两千年来是和平共处的。”“中日间几千年有过良好关系的历史，只是从甲午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欺负了中国，这只有60年。”这意味着中日关系有“两个历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1952年日本独立，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从此中日关系开始了“第三个历史”。在这三段历史中，中日关系发生了几次转变。
【中日关系：从“强弱型”到“弱强型”】
在唐朝和明朝，中日间发生过两次军事较量，都以日本的失败告终。第一次是公元663年，日本与中国在朝鲜发生军事对抗，唐朝和新罗的联军大败日军于白村江口。这次战败促使日本清醒地认识到与中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并顺应时势，修正了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中日和平一直延续了九百余年。第二次是1592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并宣称此次战争就是针对明朝，还狂妄地宣称两年内即可迁都北京，然而，丰臣秀吉的军队遭遇朝军和明朝援军坚决抗击，日本侵朝战争彻底失败。
上述两场战争显示出中国的强大，同时经济数据也表明，从公元1年到1820年，中国以“国际元”计算的GDP接近甚至超过日本GDP的10倍。这说明中日2000多年的和平交往时期也是“中强日弱”的历史时期。这段历史留给人们的一个深刻教训是：对中国来说，仅仅先进，不足以使日本追随你；仅仅强大，也不足以使日本服膺，只有既先进又强大，让日本对你既服气又服输，中日关系才能太平，才能“友好”。
但自约1600年以来，世界进入了以“先进的欧洲，落后的亚洲”为特征的时代，特别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牺牲品，落后贫穷衰弱的面貌展露无遗，日本对中国的尊敬和期待随之烟消云散。出于其追随先进、服膺强大的秉性，日本掉转船头投奔欧美文明，实行“脱亚入欧”政策，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
以1868年明治维新为转折点，日本告别了“和魂汉才”时代，进入到“和魂洋才”时代，这个“洋”字是指“西洋”，指不仅先进而且强大的欧美国家。通过效法欧美，日本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国力日益增强。然而，日本开始在对外关系上张牙舞爪，效法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叠加上本国源于古代中世纪武家当政及武士道的军国主义传统精神，走上了侵略扩张之路。1895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了大清帝国，中日关系进入了“日强中弱”时期。其后，从1905年在中国土地上开打日俄战争。正如廉德瑰所指出：“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目标的实现，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大多数日本人都变得浮躁和膨胀，大国意识和强国意识弥漫全国，爱国主义演变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成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形成了谁都不敢被贴上卖国标签的氛围，结果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失去了理智，滑向了灾难的深渊。”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走向“强强型”的中日关系】
1945年日本战败。1949年新中国诞生。从此“一强一弱”型中日关系成为历史，中日开始走向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第三种状态──“强强型”关系。但战后中日两国走向强大的速度有很大差别。从经济实力比较看，1950年以“国际元”计算的中国GDP相当于日本的约1.5倍，然而到了1973年，日本的GDP反超中国，相当于中国的1.7倍，人均GDP则相当于中国的13.6倍。
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的“奇迹”成为影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因素。1978年邓小平访日，提出“为学习日本经验而来”；在参观日本的工厂以后表示“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邓小平甚至说“现代化的日本是中国的老师”。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正值战后日本发展达到顶峰期，被誉为“世界工厂”。然而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战后中日“走强比赛”的“日快中慢”局面出现逆转并一发不可收拾。1978年中国以美元计算的GDP仅相当于日本的1/6，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大大超过日本，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日本的50%，2010年则反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当年中国人均GDP仍只有日本的1/10。
今后，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还将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特别是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不仅实现了GDP“量的扩大”，而且实现了经济“质的提高”，是一个量与质兼备的、既快又好的国民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国科学院2010年发表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综合现代化水平世界排名第78位，而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战后日本用了20来年就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主要是拥有一技之长的高级蓝领工人和白领），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30多年了，中产阶级还是很小。“从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比拉丁美洲国家都大。”2008年中国的显示社会不平等度的基尼系数为0.49，同年日本为0.32；日本的贫富差距虽然较前扩大，却仍然比中国低得多。
当下，尽管中国GDP超过日本，但中国经济“量”的扩大和“质”的提高很不平衡。现在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日本仍是发达国家。在日文中，发达国家叫做“先进国”，这意味着在日本人看来，中国的巨大发展并没有改变相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是“先进国”的基本事实，这是当今日本对于中国持有优越感的根源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虽然相当强大，但比起美国仍存在很大差距。那么，从日本追随先进、服膺强大的民族秉性看，它必然继续追随美国的先进，服膺美国的强大。对迅速发展的中国，日本人通过媒体更多地看中国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当今日本对中国的心理可以用“三感”来概括：对中国GDP超过日本的失落感；对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优越感；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恐惧感。总之，日本一方面嫉妒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并没有对中国服气。
中日实力对比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基本参数，可以预计，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很可能再次回到“中强日弱”状态，但至少在21世纪10年代甚至更长一段时期，中日关系将依然会保持“强强型”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日关系会出现两种可能：第一，双方都采取理性、稳健的政策，实现互利双赢的良好局面；第二，双方都采取非理性的强硬政策，甚至被情绪化左右政策，其结果是两国“互损双输”，甚至发生军备竞赛乃至军事对抗。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曾预言：“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靠拢中国。”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日本从当前追随美国转向“靠拢”中国的长期过程中，是否也需要经过古代历史上日本对中国“服气”之前曾发生过的同中国之间的“战争磨合”呢？这或许是今后中日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
追随先进、服膺强大、对外来文明具有极强的消化力，堪称日本民族的秉性。中国要让日本从追随美国转变为友华亲中，最根本办法就是致力于搞好自己的事情，让日本彻底服气。
【日本：从“鸠山梦”向“石原梦”摇摆】
2013年1月，面对中日关系的困境，日本有识之士开始探索缓和之路。继鸠山由纪夫、山口那津男之后，村山富市和加藤纮一也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对于这些肩负着历史责任的沟通和努力，日本各大媒体基本上都给予肯定，但也有媒体认为，这些人是在实行“赎罪外交”，访华者是日本的“国贼”。特别是率先访华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中国表示，钓鱼岛问题上“日中之间存在争议”，这个表态在日本国内仿佛“炸开了锅”，不仅右翼分子，连日本政府高官都大骂鸠山是“国贼”。然而，鸠山在中国的表态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这是他一贯的政治理想和理念使然。
现在人们都喜欢说“梦”，其实鸠山有他的梦，“鸠山梦”就是“友爱哲学”、“日中友好”、“东亚共同体”。然而，鸠山的梦，或者说鸠山的理想主义为日本右翼所不容，也让多数日本国民“跟不上”。他们被美国和日本主流媒体所虚构的“中国威胁论”所煽动，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对一个“威胁”自身的中国“友好”，日本相当部分的“精英”也认为鸠山的理想是与现实脱节的。
在日本，除去“鸠山梦”之外，还需提及另一个异想天开的人物，那就是石原慎太郎。他正是这次中日“岛争”的肇事者，也是把鸠山由纪夫从首相位子上掀下来的第一人。早在2010年4月，日本召开“全国知事会议”（相当于中国的全国省长会议），当时日本媒体大肆炒作中国海军力量的正常活动，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借机在知事会上向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质问：“尖阁（指中国的钓鱼岛及附属岛屿）有事之际是否适用日美安保条约”，鸠山重申了在自民党政权时期日美就已达成“尖阁有事之际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的协议，但他还表示，“尖阁主权的归属问题还要和中国商量”。这句表态令石原大发雷霆，导致众人围攻鸠山，日本国内互联网上充斥“鸠山是卖国总理”之类的谩骂。可以说，石原此举不仅打出了倒阁（鸠山内阁）第一拳（鸠山最终在当年6月因为普天间基地问题被美国利用日本的“民意”拉下台），还为日本政坛立下了一条“家规”或紧箍咒——任何日本政治家都不许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其后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问题风波迭起，在菅直人内阁时期的2010年9月发生了“撞船事件”，中日关系陷入了两国复交以来的最低谷。但随着中日经贸关系、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中日酝酿货币互换等合作事项的进展，两国紧张关系逐渐有所缓解，这使得石原坐不住了。2012年4月下旬，石原到华盛顿提出由东京都“买岛”，并声称“如果中国反对就无异于向日本宣战”。那么，石原为什么选择在美国提出向中国“宣战”？显然与他对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部署的误判有关，以为“中美开战”已提上美国对华战略的日程。其后，石原为“买岛”掀起募集捐款热潮，时任首相野田借机宣布钓鱼岛（日本）“国有化”，中日岛争日趋激化。
日本在过去的战争中很擅长运用计谋，战后至今，中国人也包括日本人往往用“阴谋论”观点看待日本在对外关系上的一些做法。比如这次钓鱼岛争端，很多人认为这是石原慎太郎为“敌对型民族主义”寻找舞台的一个阴谋，石原“买岛”决非一时心血来潮。2012年11月日本共同社客座论说委员冈田充推出新著《尖阁诸岛(钓鱼岛)诸问题——领土民族主义的魔力》，向读者深刻而清晰地揭示了石原在钓鱼岛问题上挑事的计划、谋略和梦想。作者在书中指出：本次钓鱼岛之争，是石原慎太郎为“敌对型民族主义”寻找舞台的一个阴谋，其政治目的是最终推翻美国和联合国在东京审判后建立的战后秩序，推翻和平宪法，使日本摆脱“美国之妾”的地位，实现日本再武装进而重振“大日本帝国”。但要实现这一目标，直接把矛头指向美国那是“飞蛾扑火”，因此他心怀叵测地设计了十分巧妙的步骤，那就是以日美安保条约指定的所谓“日美协防地区”钓鱼岛来挑战、刺激中国，中国肯定会积极回应挑战，对钓鱼岛采取行动，日本就可以用“国难”为借口实现修改宪法和再武装，而钓鱼岛战事如果发展，日本“引蛇出洞”得逞，美国不得不卷入，从而引起中美战争，中美必然两败俱伤，日本就可以借机摆脱美国，重振军国。
那么，中美会按照石原设计的脚本一步一步走向战争吗？从当前的形势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日本不断采取强硬举措刺激中国，促使两国紧张关系升级；另一方面是美国越来越表现出偏向日本一边。1月3日奥巴马签署201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规定的美对日本的安全承诺；1月中旬美国开始在日本冲绳县的美军基地临时部署F-22“猛禽”隐形战斗机，还将在东海海域部署空中预警机（AWACS），从而使日本成为云集美国最先进武器的“演示场”。
【中国应警惕日、美联手“引蛇出洞”】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不应被美国不断放出的“美国不愿看到中日开战”的烟幕弹所迷惑，必须警惕如果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发生军事对抗，美国有可能抗拒不了这个牵制中国的“机会的诱惑”，将中日“岛战”作为结束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机遇”。对于美国是否会武力干预中日岛争，必须持“两点论”：在中日尚未开战之时，美国显然不希望开战，因为这会干扰美国重返亚太的全盘战略，损害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利益，而且打不打仗是作为美日同盟的“盟主”——美国才能决定的事，不能由日本单方面说了算。但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中日一旦打起来，打大了，美国决不会坐视不管。如果美国坐视其最重要的盟国受伤而不救，那会导致失去日本乃至其他盟国的信赖，甚至导致美国几十年营造起来的整个同盟体系趋于崩溃。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2013年2月号载文〔题为《驻日美军在日中军事冲突中的作用（空军篇）》〕指出：“日美军事同盟具有紧密同盟国性质，因此美日海空军的主要作战平台都使用共同的Link16数据链，海军拥有相同的Link11/14数据链，武器装备的通用性也相当强。一旦在东中国海出现任何事端，美国的军事卷入是自动的。”事实证明，美国的战争门槛很低，美国打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时出手都相当快，美国国内敌视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和“军产复合体”（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语）以军事手段扼杀中国和平崛起和“发战争财”的用心和动机不可低估。中国应该警惕日美联手“引蛇出洞”的阴谋。如果中日发生武力冲突，美国选择“合适”的方式、地点和手段，从后台走向前台，“伺机而动”的可能性不会小。当然，这不会“吓退”中国保卫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但我们应当做好万全的筹谋和准备。
石原慎太郎长期以来被称为反美、反华、反政府的“三反分子”，他在日本战败时就开始仇恨美国。石原的父亲是日本一家船运公司的代表，在美国的严厉打击下，二战结束前日本从军舰到商船，几乎所有船只都变成废铁沉入了大海，所以他仇视美国。石原曾希望二战能以日本战胜告终，让新加坡永远变成日本的“昭南岛”，让整个太平洋变成日本的内海，但是他的梦想破灭了。长期以来，石原以爱国之名，行害国之实，谋取私利，沽名钓誉，动辄骂别人卖国。石原“购岛”在实质上就是一种“曲线救帝国”的办法，企图让中美按照他所设计的情节为了钓鱼岛而走向对抗，并将中美对抗作为日本再度实现军事崛起的“机遇”。然而我们可以相信，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应授予日本这种“机遇”，都不应陷进石原设下的圈套。正如刘源将军所指出：“战略机遇期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不打仗，起码不打大仗。而一旦打起来，部分工作重心马上就要转向战争。我们现在的中心是加快建设。中国的经济建设被打断过几次，第一次是晚清时期，搞‘洋务运动’，被中日甲午战争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时期，那时资本主义有点发展的趋势，又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掉了。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到了关键时期，可千万别因为偶发事件再被打断了。美国和日本就怕我们赶上来，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发展，而我们千万不能上当。”“现在没人打得了你，除了我们内部不争气。我就不相信，现在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靴敢踏上中国的大陆。”
激进的民族主义势力总是会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回顾战前的日本，“由于进行了彻底的皇民化教育，夸大了爱国的精神作用，导致对武力的疯狂崇拜，结果把国家引向了灾难的深渊。战后，天皇裕仁在写给现在的天皇明仁的一封信就说：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军部过分强调爱国精神的作用，忽视了国力的差距”。长期以来，日本总是不肯正视这段历史的深刻教训，日本或将为此再次为其所谓的名为“爱国”实为“害国”的“敌对型民族主义精神的作用”付出惨重代价。
笔者认为，当今日本已经在2010年6月抛弃“鸠山梦”，一步一步地向“石原梦”靠近。“石原梦”就是战争，一旦石原的梦想成真，那必将是日本人民乃至亚洲人民的巨大灾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