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强国介于大国与小国之间，在国际体系中常常扮演着重要的平衡角色，甚至在某些领域拥有大国所不具备的优势。它们可供支配的外交资源较丰富，实现国家利益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较强，能够对地区及国际进程产生一定影响。它们积极参与国际及地区事务并发挥建设性作用，往往是地区一体化组织的活跃角色或中坚力量。［1］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的地区化趋势使得中等国家活动空间扩大，对它们的外交政策及行为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地区及国际体系的演进。［2］
作为发展最快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韩国由最初的弱小国家逐渐上升为东亚地区核心国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末，韩国已在一些重要方面达到中等强国标准。以1991年加入联合国为契机，韩国采取世界化、多边化、多元化和地区合作的政策，积极推进联合国外交、经济外交和环境外交，进一步扩大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它当选为1996～1997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1996年成为OECD第二个亚洲成员。进入21世纪，韩国谋求成为国际社会中坚国家的态势进一步增强，其软硬实力都在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竞争力及其缴纳的联合国会费都处在前列。近几年来，韩国在20国集团中试图充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沟通与仲裁者，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发挥了一定的协调作用。
尽管韩国定位于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促进自身的“全球化”，但它在这一层面上的影响力仍然有限。韩国一直试图超越以东北亚为中心的区域外交，向更广阔的亚洲地区拓展，从而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影响力。其中，东南亚已成为韩国亚洲外交的桥头堡，通过与该区域国家及其地区组织的多层面合作，韩国得到了增进国家利益及国际威望的重要平台。
一、韩国东南亚外交的自主性趋于增强
韩国的东南亚外交最初是追求特定的政治利益，即获得国际社会的合法性承认。但在具备中等强国实力后，这一目标已经向谋求较高的国际威望转变，例如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地区主导国家。另外，促进朝鲜半岛问题的有利解决也始终是韩国东南亚外交的动因之一。下面就从韩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双边关系以及与东盟的整体关系这个角度，对韩国的东南亚外交如何发展到战略层面作一概括分析。
(一)双边关系层面的政策目标不断拓展
早期韩国的东南亚外交明显受到冷战格局的制约，在亲美外交主导下，获得足够的外交承认是这个弱小国家的首要目标。最初，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多是一些亲西方的东南亚国家：1949年，菲律宾成为第一个与韩国建交的亚洲国家；1950～1960年，南越、泰国和马来西亚先后与韩国建交。①
李承晚政府拒绝与承认朝鲜的国家建交，对奉行中立政策的不结盟国家抱有敌意，例如当时的印尼和柬埔寨。到1960年，与韩国建交的国家有15个，其中东南亚地区有4个，其重要性仅次于西方国家。
为了获取更广泛的外交承认，李承晚下台后的韩国对于不结盟国家的态度发生了改变，逐渐接受双重承认原则。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趋于缓和，韩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淡化意识形态的束缚，谋求交往对象多元化，与东南亚的不结盟国家出现了一波建交高潮，包括柬埔寨②、印尼、老挝③、缅甸和新加坡等国家。到70年代后期，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际空间的拓展，韩国的合法性基础得到巩固，并在与朝鲜的竞争中开始取得优势。随着全球化与相互依赖趋势的发展，80年代韩国推行全方位外交，试图从“东亚边缘”走向“世界中心”，并通过首脑外交积极开展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交往。1981年，全斗焕访问了印尼等东盟五国；韩国支持东盟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东盟则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理解韩国的立场。
冷战结束后，韩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大为改善，加之与朝鲜同时“入联”使二者的正统性之争得到解决，韩国外交的主动性和空间得以进一步拓展，成为亚太地区新秩序的积极塑造者之一。随着东南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东盟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卢泰愚和金泳三政府在“世界化”战略下，继续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首脑外交与经济外交。80年代末至90年代，韩国迎来了又一波建交高潮，其中包括1992年与越南建交、1995年与老挝复交、1997年与柬埔寨复交。1998年，韩国还派遣10名观察员监督柬埔寨大选。［3］(P187)
进入21世纪，卢武铉政府奉行更加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政策，通过加强同东盟的关系积极参与亚洲事务。东南亚成为仅次于东北亚的战略利益区域，是韩国实施“均衡外交”的重点区域。2008年上台的李明博政府显示出更大的抱负，试图超越“东北亚均衡者”定位，明确提出韩国是一个全球化国家。为此，韩国在全球外交下更加广泛地参与亚洲事务，扩大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向本地区大国与小国、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桥梁”国家迈进。
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韩国将促进本国经济持续发展，通过参与地区事务赢得信任、提升自身影响力，当作东南亚外交的重要方针。2009年，李明博在访问印尼等国时提出“新亚洲构想”，明确将以东北亚为重点的韩国区域外交拓展至整个亚洲，合作领域也由经济向安全、文化等层面扩展。新亚洲外交的核心是加强同东南亚的关系，推动与东盟的实质性合作，［4］把东南亚作为亚洲外交的跳板，超越东北亚区域外交的局限性，进一步实现外交格局的多元化，使韩国成为具有更大影响的地区主导国家之一。韩国积极参与亚洲地区利益角逐的直接动因是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客观上也促进了与东南亚的地区合作。事实上，韩国要在全球层面上发挥更大影响，也离不开东南亚国家的支持。在国家关系层面上，2006年以来，韩国已与印尼、柬埔寨、越南、泰国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菲律宾的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东南亚已成为与韩国建立这一级别关系最集中的地区。
(二)与东盟的整体关系逐渐向战略层面发展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就希望与东盟发展关系。1989年，韩国与东盟建立了部分对话伙伴关系；1991年，双方进入了全面对话伙伴阶段，韩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中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双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韩国更积极地看待与东盟的合作。在1998年“10+3”峰会上，金大中提议建立“东亚展望小组”，由13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谋划东亚地区合作。根据2000年“10+3”峰会的决定，次年又成立了“东亚研究小组”，负责提出和评估有关地区合作建议，并由韩国和越南分别担任东北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协调人。金大中还主张将“10+3”机制改为“东亚峰会”，并提出东亚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东亚共同体，这一提议得到了2002年“10+3”峰会的认同。进入21世纪，韩国与东盟的合作议题已深入到政治层面，彼此成为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利益相关方。
受到中日两国相继确定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激励，在2003年“10+1”峰会上，韩国也提出与东盟建立自贸区。在2004年“10+1”峰会上，双方签署了《全面伙伴关系联合宣言》，韩国决定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2005年“10+1”峰会上，双方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关于落实全面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自贸区建设正式启动。
2009年韩国与东盟在济州举行特别峰会，双方签署了《投资协议》，韩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基本完成。在2010年“10+1”峰会上，双方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并制定了五年行动计划；韩国还提议建立“韩国—湄公河国家外长会议”机制，以加强同湄公河五国的经济合作。2011年，首届韩国—湄公河国家外长会议举行。①
在2011年“10+1”峰会上，双方同意就粮食安全、互联互通、低碳绿色增长等议题加强合作。2012年的“10+1”峰会则强调通过韩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合作机制，来促进东盟互联互通建设。为了表示对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支持，2012年韩国任命了驻东盟大使(而非由驻印尼大使兼任)，并在雅加达建立了驻东盟代表处。
二、对相关多边机制的全面参与
在亚太地区合作不断加强的背景下，韩国积极参与东盟相关地区机制，甚至形成了较强的倡议与协调能力，影响着地区机制创设。东盟则把韩国视为“大国平衡”格局的重要补充，以使东盟的对外关系体系更加均衡，从而继续掌握地区合作主导权。目前，韩国参与的由东盟主导或与之存在密切关联的地区机制主要有：
1997年以来形成的“10+3”与“10+1”机制，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它东亚合作机制“10+3”机制是东亚地区合作的核心机制，在这一基础上，2005年东亚峰会又形成了“10+6”机制，2011年又扩大为“10+8”机制。此外，作为东盟部长会议的后续会议，还有东盟与10个对话伙伴国之间的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以及2010年建立的“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即“10+8”防长会)。尽管韩国认为这些机制中的某些机制存在着基础薄弱、定位不清的问题，但它仍积极参与各种对话和多边安排。目前，韩国参与了“10+3”进程下涵盖多个领域的数十种机制———除了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其中包括以《清迈倡议》为基础的多边金融合作机制)外，还涉及疫病防控、打击跨国犯罪、粮食安全和自然灾害预警等非传统安全议题。
东盟地区论坛其核心理念源于东盟方式，宗旨是构建地区互信和预防性外交。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提议建立“亚太地区安全论坛”，并通过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促成了1994年第一届东盟地区论坛。作为该论坛的创设成员国之一，韩国还担任论坛闭会期间海上安全会议的共同主席。韩国积极推动把东北亚地区事务纳入该论坛议程，早在第一届高官会议上，就提出成立一个“东北亚安全对话”机制，以促进该区域的军事互信。2000年朝鲜也加入了东盟地区论坛，近年来十分重视这一平台。2007年，朝鲜首次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了防卫与安全形势报告，展示其透明化姿态。2008年朝鲜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朝韩外长还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实现会晤。在2011年东盟地区论坛上，韩朝外长再次会晤。2012年，朝鲜在东盟地区论坛上积极开展双边外交，同多个东南亚国家进行外长会谈。韩国则希望通过东盟地区论坛等相关多边机制约束朝鲜的行为，使其不致脱离东北亚和平进程。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这是与东盟地区论坛存在密切关联的第二轨道机制，1993年在吉隆坡成立，韩国是其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该机制旨在寻求和扩大共识，发挥决策参考作用，促进东盟地区论坛机制的完善。此外，2002年由新加坡参与发起的亚洲安全会议(即“香格里拉对话”)，是一个兼有第一和第二轨道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韩国防务部门高官参与了历次会议。
此外，韩国与东盟还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框架下开展合作。韩国很早就积极支持“太平洋经济共同体”构想，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韩国开始与东盟国家在这一框架下进行合作。韩国先后主办了1991年部长会议和2005年峰会，并采取中间立场，试图在美日等发达成员与东南亚等发展中成员之间发挥协调作用。2002年泰国倡议成立“亚洲合作对话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东盟的泛亚经济合作理念。韩国是创设成员国之一，也是IT领域合作的牵头国。1996年启动的“亚欧会议”同样由东盟国家发起，韩国积极寻求扩大在这一洲际合作机制中的话语权，主办了2000年亚欧峰会。韩国还作为东北亚及南亚国家协调人，与作为东盟国家协调人的柬埔寨参与筹备了2010年峰会。2012年，韩国主办了亚欧会议绿色增长与中小企业论坛。
三、安全关系趋于多样化
在冷战格局下，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生存一直以来都是韩国的基本对外政策目标，韩国选择了与美国结盟的政策。在朝鲜战争中，菲律宾和泰国派出少量部队参加了“联合国军”。出于强化同盟、反共意识形态尤其是国内政治经济的需要，韩国也参与了东南亚地区的冷战活动。李承晚时期，韩国就想介入印度支那事务。越南战争升级后的1965年，朴正熙政府在美国请求下开始向越南派出战斗部队。朴正熙认为，“若不能阻止共产主义在越南的侵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失去整个东南亚地区，这将影响到韩国的安全”。［5］(P280)
在越战期间，韩国成为西方阵营中除美国外派兵最多的国家，其参战费用由美国承担，这让韩国得到了超过1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为韩国的经济起飞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
后冷战时期，韩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更趋活跃，合作层次不断提高，并被赋予新的内容。1999～2003年，共有3000多名韩国士兵被派往东帝汶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东盟国家也很关注朝鲜半岛问题，认为它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性，在2012年韩国主办的核安全峰会上，印尼、越南和新加坡等国也应邀与会。韩国支持东南亚无核区建设，也希望在朝核问题上得到东南亚国家的支持，提升自身在区域安全中的话语权。
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前沿立足点，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还共同参与了近年来美国主导的相关防务合作。作为美国的战略盟友，韩国对东南亚安全事务的参与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美国“重返”东南亚。2002年韩国开始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美泰主导的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金色眼镜蛇”军演，2010年起正式参与。2012年4月，韩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了美菲联合军演。此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韩国与东盟国家开展了反恐、反海盗等合作。出于对外贸易以及自身海洋战略的发展需要，韩国关注东南亚海上交通线的安全，积极参与该区域的海上安全事务。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都把美国的军事存在视为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必要保障，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以美国为轴心的安全体制中。双方的安全合作契合了美国亚太战略的需要，客观上使美国的同盟网络得到加强，增加了地区安全的复杂性。［6］
近年来韩国的军工产业发展迅速，2012年出口有望突破24亿美元。韩国着力开拓东南亚军火市场，已先后与泰国、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等国达成了国防工业合作协议。2011年，印尼提出购买16架韩国产教练机以及3艘潜艇，总值约14亿美元，①此外，两国还计划联合研发KF－X隐形战机，由韩国承担绝大部分费用。据2011年统计，前五年韩国对印尼、马来西亚的武器出口额分别达到7.83亿美元和3.97亿美元，是韩国第三和第四大军售对象。2011年，韩国还向菲律宾捐赠一艘“浦项”级轻型护卫舰。2012年6月，菲律宾确定购买12架韩国产T－50型教练机，12月，菲律宾与韩国签署协议，购买起亚集团生产的价值700余万美元的战地汽车。
四、经济外交是重心
对外经济合作是韩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升级转型必不可少的外部要素，因此促进与东南亚国家的全面经贸合作，并试图在地区经济体系中发挥节点作用，是当前韩国东南亚政策的重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的经济外交由老东盟国家向新东盟国家扩展，贸易对象进一步多元化。
上世纪60年代，韩国的经济外交因其工业化进程而得到推动。韩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起步较早，朴正熙政府推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促使其积极开拓东南亚市场。1966年，韩国主办了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部长级会议，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南越和老挝等参加了这次会议。1967年韩国加入《关贸总协定》，次年韩国召开驻亚洲等国使馆馆长会议，协调促进出口工作。1968年，韩国企业向印尼林业领域投资300万美元，开创了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先河。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及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等因素，促使韩国加强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合作，积极开展多方位的经济外交。［7］(P27)
到70年代后期，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东南亚地区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达到三成以上。上世纪80年代东南亚市场在韩国对外经济扩张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尤其是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尽管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使韩国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有所下降，但仍仅次于北美，且绝对额大幅度增加。为了实现对美国的迂回出口，韩国积极推动本国企业向东南亚输出资本，一些大财团在东南亚建立生产基地，中小企业也纷纷跟进。1989年韩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后，双方经济交往更趋活跃。1994年，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地区上升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一大对象。1988～1996年，韩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年均增长22%。亚洲金融危机后，2003年又恢复到387亿美元的新高点。2006年，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地区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一半以上。
除了与东盟层面的自贸区建设外，近年来韩国还着手与新加坡(2006年已生效)、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尼等国进行有关双边自由贸易的谈判。东盟国家已成为韩国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2011年，韩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达到1249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约28%，预计2015年双边贸易额将超过1500亿美元。在直接投资方面，2011年韩国有61亿美元投向东盟国家。双方的经济合作日益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展，增强了韩国抗击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也促进了东盟的一体化建设。以韩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金融合作为例，2000年以来分别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合建了四家证券交易所，目前与缅甸也有合建证交所的意向。韩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匮乏型国家，而东南亚资源丰富，从这一地区获得稳定的资源与能源供应也是韩国东南亚外交的重要内容。
2001年，韩国与越南确立“21世纪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9年李明博访越后，韩国又成为与越南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第五个国家。2011年两国举行首次副外长级战略对话，2012年又决定每年轮流举办国防战略对话。越南不但成为韩国在东南亚扩大影响的重要支点，还是韩国在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新兴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目前韩国已承认越南市场经济地位。2011年双边贸易额达180亿美元，韩国在越累计投资230多亿美元，居东南亚国家之首。2002年两国在核电领域达成了有关合作意向，目前韩国有望取得越南数座核电机组的建设合同。
印尼是东盟第一大经济体，也是韩国着力发展关系的另一对象。印尼曾与朝鲜关系密切，两国1961年建交，而韩国与印尼1973年才建交。印尼民主化以来，韩国与印尼越走越近，2000年双方首脑实现互访。2002年，梅加瓦蒂总统访问朝鲜和韩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2012年，李明博与苏西洛共同主持了第五届巴厘民主论坛；双方还就环保汽车合作、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等达成共识。同年仅韩国浦项制铁就在印尼投资60亿美元，预计2020年两国贸易额将达到1000亿美元。韩国与泰国具有传统关系，2012年李明博访泰，除了确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外，还同意加快实施两国2013～2017年经贸合作行动计划。韩国有意参与泰国水利、高铁和电厂等基础建设，双方将采取措施促进两国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加快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谈判。韩国还积极与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
的缅甸扩大经贸关系。2012年，李明博访问已开启转型的缅甸，与缅甸总统吴登盛、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举行会谈；缅甸同意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与朝鲜的常规武器交易。同年10月，吴登盛回访韩国，除了争取韩国进一步援助外，两国还同意在能源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进行合作。目前，韩国大宇集团已投巨资开发缅甸天然气资源。
五、援助外交发展迅速
对外援助属于广义上的经济外交，但它具有特殊性，在对外关系中具有某种杠杆效用。韩国曾长期是一个受援国，不过基于国家利益尤其是开拓市场考虑，早在上世纪70年代，韩国就开始向一些东南亚国家提供技术培训。1987年，韩国政府设立“经济发展合作基金”，对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项目提供优惠贷款。1991年，韩国国际协力团成立，它负责实施无偿援助项目。1996年，韩国成为一个净援助国，对东南亚的“贡献外交”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随着从受援国成功转变成援助国，韩国积极地开展与其经济规模相称的援助外交，以“实现人类的普遍价值”，从而扩大国际影响力。韩国承诺到2015年，官方发展援助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5%。［8］
在“新亚洲外交”框架下，韩国加强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2008～2009年，接受韩国援助最多的5个国家中有4个在东南亚，即越南、印尼、柬埔寨和菲律宾。到2015年，韩国将把对东南亚的发展援助在2009年基础上增加两倍，达到约4亿美元。2010年，韩国还与日本联合召开了第一届亚洲发展合作会议，邀请东南亚等受援国参加。韩国在东南亚的援助对象开始转向发展水平较低的越、柬、老等湄公河国家，兼有提升国际威望与换取市场的目的。
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开始对越南进行援助。韩国已成为越南的第二大官方发展援助来源国，截至2010年，韩国向越南提供的优惠贷款、无偿援助等累计达14亿美元。其中仅2008～2011年，韩国就向越南提供了10亿美元优惠贷款。对越无偿援助也呈增加趋势，以2011年为例，在2．36亿美元的援助总额中(占韩国全部对外援助的16%)，无偿援助为2100万美元。此外，韩国还开始对越南进行科技援助：2012年，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与越南科技部签署协议，帮助后者设立“越南科学技术研究所”。2009年以来，韩国还向柬埔寨提供了2亿美元优惠贷款，以及数千万美元的无偿援助。
总的来看，基础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农业、卫生、信息技术以及环境等领域是韩国对东南亚援助的重点方向，这也有利于韩国企业的进入。除了外交通商部等政府机构外，一些韩国非政府组织也参与了部分援助东南亚的项目。
六、环境外交方兴未艾
自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以来，韩国的环境外交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并在区域环境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韩国积极开展对东南亚的环境外交，谋求在这一领域取得相对优势地位，引领亚太地区的绿色发展。
韩国自身也在实施“绿色增长战略”，以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与东亚国家进行环境合作，是新形势下韩国增进国家利益的战略需要。在2009年与东盟的特别峰会上，韩国决定把“东亚气候合作基金”的一半即1亿美元用于与东盟的合作，首先满足印尼、老、缅、越、柬、菲等国的减排需要，并通过官方发展援助向东盟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后者的“低碳绿色增长”。2010年，韩国积极推动与东盟在气候领域的合作，构建“绿色伙伴”关系，共同发起成立了“亚洲森林合作组织”。
2011年底，韩国与东盟缔结《林业合作协定》，促进后者林业经济的转型。2012年，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决定常设韩国仁川，这对韩国的环境外交无疑是个鼓励。同时，韩国政府主导创立的“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也正式成为一个国际机构，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增长。目前，韩国已与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在发展清洁能源等领域开展科技合作。
七、软实力外交丰富多彩
目前，东南亚已成为韩国实施软实力外交的重要区域。韩国与东南亚国家都有被列强殖民的历史，且无领土争端等根本利害冲突，彼此隔阂较少，一些东南亚政治精英甚至把韩国视为“最容易打交道的伙伴”。［9］(P307)
韩国既有传统的儒家文化积淀，也接受了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浸染，其文化外交较易为正处在现代转型中的东南亚国家接受。上世纪60年代初，韩国就开始着手文化领域的民间外交。随着韩国经济的腾飞，面向东南亚的文化外交也得到发展。1990年，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后不久在首尔举行了“东盟文化周”活动。冷战结束后韩国的文化外交得到显著加强，明确把国家形象建设纳入对外政策目标。1994年，韩国政府提出把发展文化外交作为其“世界化”战略的重要支撑。1998年韩国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文化外交更富进取性，并由美欧等西方国家进一步向亚洲国家扩展，着力打造“文化韩国”形象。传统文化与现代因素的结合，使得近年来以韩国影视剧为代表的流行文化在东南亚迅速传播。同属儒家文化圈的越南已成为韩国在东南亚开展文化外交的据点：2006年，河内开设了东南亚首家韩国文化院；2012年，两国开展了“韩越友好年”活动。2011年，雅加达、马尼拉的韩国文化院也先后成立，而2013年则被定为“韩印(尼)友好年”。加上正在筹建中的新加坡韩国文化院，目前海外的韩国文化院有近1/5分布在东南亚。韩国还与泰国等国在对方首都互设文化中心，开展媒体交流，成立东盟—韩国电影社团等。2009年，东盟—韩国中心在首尔落成，通过东盟与韩国“面向未来合作计划基金”(其中韩国出资额占较大比重)，资助了一大批社会精英的交流活动。这种以文化为载体的公共外交，有助于增强东南亚民众和社会政治精英对于韩国的认知和亲近感。
韩国对东南亚的软实力外交还包括体育外交。其中，韩国首尔举办的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对于东南亚国家触动很大，深切感受到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活力，韩国传统的跆拳道等体育项目在东南亚的传播也得到促进。韩国是仅次于泰国举办亚运会最多的国家，还赞助了2009年举行的第25届东南亚运动会。
韩国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中较早实现了平稳的民主转型与巩固，其发展模式与经验成为东南亚多个国家学习的榜样。韩国的东南亚外交也带有一些理想色彩，李明博曾声称，要将韩国的利益与“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相结合，“让韩国成为向世界输出新价值的一流发达国家”。［10］
在缅甸民主化问题上，韩国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基本立场保持一致。近年来，还有一些朝鲜“脱北者”取道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前往韩国。2004年，韩国政府包专机把数百名“脱北者”从韩国驻越使馆接至韩国；2009年，又有9名“脱北者”通过丹麦驻越使馆辗转飞往韩国。［11］
韩国的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也是软实力外交积极的参与者，已成为韩国政府外交的重要补充，近几年来已有上万名韩国海外服务志愿者被派往东盟国家。
八、结语
韩国的东南亚外交受到了建国、工业化、国际化和民主化等进程的影响，并表现在合法性外交、经济外交、全球外交和软实力外交等层面。其中，实利取向的经济外交是核心，这是由韩国国家利益的层次性所决定的。当前韩国要向“先进发达国家”迈进，建立多元稳定的经贸关系以获取经济利益，是韩国东南亚外交的首要动力。韩国的东南亚外交经历了从东盟老成员国到新成员国的扩展，其中与老成员国的关系基础更深厚些，但与新成员国的关系正迎头赶上。对地缘经济因素的充分利用使韩国的东南亚外交显得日益积极和活跃，首脑外交引领下的政府主导、官民并举的外交体制趋于完善，并实现了从经贸领域向政治、安全、社会等领域的扩展。
随着可资利用的软、硬实力资源的不断丰富，韩国外交的自主性和全球视野不断加强，不再是被动适应外部环境。就其“全球外交—亚洲外交—东南亚外交”三个层次来看，韩国要在全球层面追求国家利益，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后两个层次的实现程度，即首先在地区层面上构建必要的支撑体系，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发展。进而言之，韩国的新亚洲外交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东南亚外交，这是其谋求成为地区“中心”或“枢纽”国家、走向全球外交的重要一环。与韩国外交全局存在的某种不稳定性相比，其东南亚外交的政策连续性更强，朴槿惠上台后也会在各种制度化合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尽管东南亚外交对于韩国的重要性尚不会超越东北亚外交，但显然更为自主，并且这两个方向上的事务存在着日益紧密的关联，韩国的东南亚外交也会对其东北亚外交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创造更有利的地区环境。在东亚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韩国东南亚外交的协调性和均衡性总体上顺应了地区发展趋势，有助于韩国在全球外交中发挥更大作用。
韩国的东南亚外交与朝鲜存在一定的竞争，其核心问题是争取东南亚国家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支持。韩国日益积极地参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显著超过了朝鲜，这对于朝鲜加入地区多边进程会产生一定的激励。
在大国高度参与的亚太地区，韩国的东南亚外交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力量产生互动，从而影响其政策效应。在安全领域，韩国对美国的战略追随限制了其中等强国角色。面对东南亚地区的大国博弈，如何处理好与大国关系对于韩国而言具有挑战性。一旦韩国参与地区事务的独立性和建设性与其盟友美国的战略利益发生矛盾，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就会受到制约。在经济领域，韩国也面临着中、日等经济体强有力的竞争，在地区合作中只能承担有限角色。自身实力的相对不足，使韩国在地区层面发挥主导作用或担当领导角色难以实现，充其量只能是局部意义上的。当前东亚地缘政治正处在深刻变动之中，韩国的东南亚外交也会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除了在东亚现有框架下的合作外，两国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也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对于地区安全认知也存在较大差异。韩国在联系东北亚与东南亚、促进地区一体化方面的作用值得肯定，但对其冲抵或制约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甚至有损中国利益的可能性，也要予以足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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