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粮食安全的远忧和近虑不容忽视
对中国而言，粮食安全是需要长期密切关注的主题，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更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既面临长期的资源约束，又有短期的体制性障碍。
1.制约中国粮食安全的长期性矛盾依然十分严峻
一方面，人口增加和消费水平提升将使我国粮食需求保持刚性增长。有关预测表明，未来十年我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6亿。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口粮需求刚性增长，按照人均400公斤年口粮消费量计算，到2020年我国口粮需求总量将达到5.84亿吨，比2010年的5.48亿吨增长6.57个百分点，这将大大超过同一时期我国粮食生产可能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加快将使未来十年我国城市人口以年均1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大批农民工进城后由粮食生产者转变为粮食消费者，也将增大粮食消费数量。还应重视的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粮食消费结构变化将更为剧烈，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的消费需求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据有关预测，到2020年全国饲料用粮需求总量将达到2.36亿公斤，占粮食消费需求总量比重超过40％。同期，生物燃料、生物制药和酿酒工业的迅猛发展，不但会显著增大粮食消费比重，而且可能推动粮食价格上涨，引发物价总水平上升预期。
此外，由于储运技术落后、设施简陋，我国粮食产后损失率高达10％左右，同时因为公款消费和不良消费习惯，我国粮食消费中的浪费现象十分惊人。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也不合理地扩大了粮食的消费规模，加大了供给压力。
另一方面，耕地资源减少和水资源短缺趋势的不可逆转将对我国粮食供给构成长期性巨大压力。在过度追求GDP的体制背景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生产的“挤出效应”极其强烈，耕地“非农化”浪潮席卷全国，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相关资料，过去十年间我国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减少至18.26亿亩，减少总量达1.25亿亩，年均减少829.2万亩。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8亩，约为世界水平的40％。并且耕地质量总体偏差，中、低产田约占67％，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土壤退化、“三废”污染问题严重。宜耕耕地后备资源匮乏，可开垦成耕地的不足7000万亩。同样的，高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在与农业和农村的水资源争夺中也明显处于优势地位。由于水能资源开发的低门槛以及工业、城市用水的低成本和低效率，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也呈现无序扩张的趋势，愈演愈烈的“跑马圈水”现象，事实上不断加剧着日趋严重的水资源垄断行为。同时在农村内部，由于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水源工程建设滞后，用水过程浪费严重，水资源供求失衡矛盾更趋尖锐。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100立方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且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水资源紧缺已成为常态，应对旱灾频发已经成为国内多数地区保障粮食供给能力的极为艰巨的任务。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等战略性资源的严重匮乏，加之难以逆转的数量锐减和质量下降，共同构成我国未来粮食发展长期面临的制约性最强的资源瓶颈。
2.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短期性因素更加令人担忧
始于2010年的粮食涨价以及由农产品价格上涨拉动的物价的较大幅度的上涨，就实质而言反映的是粮食及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全面或局部失衡，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全面敲响了我国粮食安全的警钟。现实表明，除了需求刚性增长与供给压力加大的长期制约因素之外，我国粮食安全还面临如下三个方面严峻的现实挑战：
(1)耕地“非粮化”日趋严重。长期以来我国分散化、小规模的农地经营方式导致土地产出的低效率，为改变这一状况，地方政府出台大量优惠政策引导公司和业主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进行规模化经营。在这种形势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向业主流转和集中的态势不断得到强化，土地流转开始大规模突破乡村行政界限，外来城市工商资本挟强劲经济实力，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农村土地流转的主导地位。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既然城市工商资本是逐利而来的，为了获取最大化经济利益，其必然倾向于发展经济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农业部的典型调查显示，外来业主流转耕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只有7％以制种等方式与粮食生产相关，其他的无一例外的都是蔬菜、瓜果、药材等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更有甚者打着休闲观光农业的幌子肆意改变土地用途。
显而易见，我们事实上面对的是这样的现实：土地流转进程与“非粮化”趋势如影相随，土地流转规模越大，“非粮化”发展越快。从趋势上看，我国农地的流动和集中正在进一步提速，城市工商资本在受到诸多质疑的情况下仍势不可挡向农村大规模渗透。可以预见，我国土地“非粮化”的态势将进一步扩张，与粮争地的矛盾将更趋尖锐，由此继续发展，必将使我国家粮食安全的形势更加严峻。
(2)经营粗放化不断发展。虽然近年来粮食价格趋于走高，但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超过粮食价格上涨幅度，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依然不高。由于劳动力价格上升，抬高了农民种粮的机会成本，强化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动力，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之后，农业生产中老龄化矛盾愈益突出。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我们事实上面临着局部地区现代农业加快发展与更大范围区域传统农业迅速衰落同时并存的严峻现实。在许多传统农区，其产业结构基本依旧，老品种、老技术加老农民，超小规模、粗放经营加自给为主，共同构成这些地区传统农业日渐衰落的主要表征。由于严重老龄化的“末代农民”群体只能支撑自给性的小农模式，由此必然导致在许多地区耕地粗放经营甚至抛荒现象日趋加重，已经构成影响粮食生产增长的关键因素。从总体上判断，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粮食生产中小农户分散生产的基本格局仍然没有改变，粗放经营现象普遍，尚未形成激励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扩大的内在机制，这无疑是影响我国粮食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的更重要制约。
(3)政策低效化仍未改变。我国粮食生产形势的根本好转与高强度的政策投入是直接相关的，2011年，仅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四大补贴”资金就达到1406亿元，比2004年的145亿元增长8.7倍。农业补贴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虽然深受农民欢迎，但并不足以弥补比较效益之差，对大多数农户并不能产生足够的扩大粮食规模的生产激励。更重要的是，现有主要按承包地面积平均发放补贴的普惠制方式，补贴的只是土地承包者而非实际生产者，不仅实施的政策成本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耕地粗放经营和撂荒现象变相得到了政策支持，从而产生不利于增大粮食供给的结果。现有农业补贴政策的主要缺陷是将对农民的利益补偿和对粮食的生产激励两大政策目标相互混淆，因此导致政策绩效受到明显限制。在严格意义上，现行农业补贴政策更多地表现为惠农民政策，而非强粮食政策。在粮食安全压力继续加大背景下，农业补贴政策不能对粮食生产者产生更直接和更强烈的扩大生产规模的政策信号，这显然是我们亟待进行合理的政策调整的重要方面。
还需要重视的是，粮食安全不仅包括数量安全，而且包括质量安全。在许多地区，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以及大规模农膜残留和粪污排放等现象正愈演愈烈，导致耕地和水污染日趋加重，粮食生产的质量安全也因此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