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就在亚洲各国股市以大涨迎接美联储暂不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之时，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在新加坡专访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局长孟文能（Ravi Menon）。眼下，亚洲金融市场的注意力还是集中于关心美联储的动向，但更为深远的变化已经在亚洲内部酝酿和发生。
在专访中，孟文能谈及对美国QE退出选择的理解和政策应对、新加坡金融中心建设的经验，以及新加坡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取得的进展。
中国和新加坡的经贸、金融联系愈发密切，采访围绕新加坡展开，对中国金融业亦有颇多启发。
QE退出只是时间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美联储9月18日表示将维持QE政策，随后美国和亚洲股市大涨，黄金价格飙升了3.52%。普通投资者感觉是美联储决策出人意料，作为中央银行的监管者，你怎么看美联储的决议？
孟文能：美联储的表态一直是一致和清晰的，他们说没有固定的退出时间表，要看经济数据来判断何时退出。
我想，美联储参考了最新的就业数据，就业情况有明显改善，但还不足以确认现在就开始退出QE。不过，这里面的信息是相当明确的，QE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一旦经济数据超过临界值，退出QE是一定会发生的。
财新《中国改革》：你在演讲中曾经谈到，目前是观察各国货币政策的一个“有趣时间点”，货币政策可能也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美联储与QE相关的决策，好像部分印证了你的看法。
孟文能：我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地确认，发达经济体采取的货币政策能够最终帮助实现他们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效果，可能也呈现一种“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
美国、英国和欧洲央行的银行家们相信，他们的经济还不够强，还需要进一步的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政策支持。
但是，中央银行始终要意识到，超低利率的情况不能持续过长时间。当政府开始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时，需要采取一种有序的措施，不要再给市场带来新的波动。
财新《中国改革》：在QE退出的预期下，亚洲很多国家的外汇、股票市场都已经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你觉得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是否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工作？
孟文能：现在各经济体和金融市场，确实要仔细检查自己是否已经为应对QE退出做好了准备。在量化宽松时期，一些市场估值可能已经被推得过高，现在的回落只是对这种情况的调整。随着量化宽松政策退出预期的增强，全球各市场都在对风险重新定价。
过去几年，美国债券市场的利率水平过低，如果美国经济能保持增长的势头，并让其货币政策转向利率水平的上升通道，一些投资者一定会考虑将更多的资金重新配置回美国。这一过程发生的速度或方式可能过于激烈，但这就是市场发挥作用的方式。
我想，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意识到了这个趋势，并且已经开始准备，财务纪律不强的经济体面对的风险要大一些。
中国的经济总量更大，也更复杂。很多国内因素也在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去年实现了软着陆，CPI下降的同时维持了很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速有些下降，但是最新数字显示增速还在预计的范围内，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增长率。另外，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没有哪个经济体是完美的，我们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就亚洲而言，其整体财务状况要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好很多。
金融中心的竞争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上海自贸区全面启动，其中有很多金融方面的政策支持。这会怎样影响亚洲金融中心竞争的格局？新加坡在这场竞争中如何给自己定位？
孟文能：亚洲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可以让我们施展能力。竞争本身也是我们两个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欧洲，有伦敦、法兰克福、巴黎、苏黎世等多个金融中心。新加坡、中国香港之外，上海将会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加坡的国内市场非常小，但我们在一些领域的业务已经扩展到了全球。今年，新加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外汇交易中心，同时，新加坡也是第三大石油炼化中心。
长期以来，新加坡在外汇交易领域，依赖的是优秀完备的交易和通信基础设施、在时区上的地理优势，还有非常雄厚的人才储备。货币和大宗商品的衍生品交易这两块业务增长迅速，满足了很多跨国公司的对冲和风险管理需求。所以，要看到，这些外汇交易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新加坡是亚洲最大的一个资产管理中心之一，有大量的资产管理公司为遍布亚洲的客户提供资管服务和产品。
一方面是亚洲国家的很多居民成为中产阶级，他们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是巨大的商机。另一方面，还有国际投资者通过新加坡投资亚洲。可以说，新加坡通过资产管理业务将亚洲与世界连接起来。
财新《中国改革》：从新加坡观察人民币国际化的情况，你觉得取得了哪些进展，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
孟文能：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量来说，新加坡紧随香港之后，我们是两大人民币贸易结算的离岸中心。人民币在贸易结算、贸易融资中的使用比例越来越高。这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量有1000亿美元，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量有4000亿美元，其中大多数也是经由新加坡实现，另外，新加坡也是这些贸易融资的主要来源。
很多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也有使用人民币的愿望。他们构成了人民币使用需求的另外一部分。
此外，新加坡有很多资产管理的资金池，这些资金需要将配置多元化，需要人民币的投资产品。这类人民币产品不多，只是在缓慢地增长。
今年，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在新加坡的人民币清算行，这样可以支持相当大量的人民币流动性，提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推动力，加强新加坡作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的竞争力。很多银行发行了人民币债，创造了一个可以投资的人民币资产类别，我们希望更多机构来发行人民币债。过去两个月市场波动，可能影响了投资者的情绪，但我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和明年，能有更多的人民币债在海外发行。
我们目前正在跟中国的监管机构讨论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安排的细节，可以想象，RQFII制度可以帮助新加坡沉淀下来的人民币找到新的投资渠道。（编者按：10月22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布公告称，已经就500亿元人民币的RQFII额度与中国监管者达成协议。）
我们还希望能够建立更多的人民币交易席位，吸引人才。很多国际银行都开始考虑发展其在人民币领域的专长，我们希望他们到新加坡来寻找这方面的人才。
改革心得
财新《中国改革》：你在新加坡金管局工作多年，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哪个阶段是最为困难、挑战最大的？
孟文能：我想，在过去的15年中，新加坡金融有几个很大的转变。
最近的挑战是2011年到2012年，当时，外部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内部则是新加坡经济在金融危机反弹之后、增长速度再度放缓的压力。
不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在1997年-2001年期间，我参与了新加坡的金融市场自由化改革，从政策、准入到监管层面，从银行、保险、证券到资产管理，全都涉及了。
因为我们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顶点实施这次改革，当时房地产市场受到重创，整个亚洲的金融领域都受到冲击，可以说，这次改革成为我职业生涯中一次非常集中、非常有趣、非常有挑战性的阶段。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不知道危机会如何演化，但我们知道改革开启之后不能停止。我们非常小心地推进，不能太慢——不然会落后于世界，可也不能太快——不能让改革措施所引发的变动大到我们无法控制的程度。
所以，在随后的四五年间，我们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每一个单独的改革都看似影响不大。但是，这些改革措施整合在一起，相当有威力。改革的成果，是一个更聪明的、而不是更松散的监管体系，更为审慎但同时也给机构更多的创新空间。
金融市场改革，永远不会有一个最优的时间窗口，或者说这个时机是等不来的。世界变化非常快，今年改革起步的时候很好，第二年可能就在哪里遇到危机，市场、技术、客户的需求都在快速地变化。如果不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你就要坐失发展机会。
中国也正在或即将经历类似的改革阶段，外部挑战仍在，国内压力也不小。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各种挑战，采取渐进的改革措施。新加坡的经验就是，改革一旦启动就要推行下去，控制好节奏，但要有决心把改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