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学术”的学术乃有大格局 ——杂忆吴师熊和
业师吴熊和先生仙逝已一载，我怀想在心，感念良多，常有意撰文追忆先生，然而思及同门皆承继先生学问门径，各开风气，光大词学领域殊多，唯吾一人，虽有幸忝列门下，却至今未能一窥词学堂奥，未免汗颜，因而举笔迟疑，恐有负于先生。今同门编辑先生之纪念文集，我虽为“教外别传”，亦理当从旁作些回忆，以摹写先生之侧影。
吴熊和先生得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真传，实为一代词学名家，而我所习重在先秦文学，稍涉汉魏六朝。能从先生求学，实属天缘巧合。1989年，我曾参加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先生的先秦文学博士生招生考试，但在面试后不久，杨先生因心脏病突发，撒手人寰。因我祖籍浙江，杨先生在面试时曾对我说起与任教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私交甚厚。故1994年2月5日，我从北方回家过春节，途经武林，意欲报考姜亮夫先生的先秦文献学博士生，然而姜先生已是久病在床。因此，杭州大学研招办便推荐我报考吴熊和先生的唐宋文学博士。我拿着先生家的门牌号，换了数路公共汽车，贸然前去叩门。幸蒙先生不嫌鄙陋，才得以随从左右，亲聆謦欬之音。
在唐宋文学研究方面，我仅辑校过南宋遗民方凤的诗文，在词学研究方面并无基础，因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最终定为《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在吴熊和先生的精心指导下，经过我的三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个题目，并得到了评审专家的肯定。随后，我赴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到了先秦文学研究上。在外人看来，像我这样半路出家研治三年宋元文学，又不能稍窥先生词学之门径，未免留有遗憾。但我心内十分明白，吴先生的恩泽，并不止于指导我圆满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而更在于对我学术眼界与长期规划能力的惠益与提升。
自1994年9月入杭州大学求学后，我曾多次听闻，“文革”期间，吴先生仍治学不辍，没有荒费时间。我在中文系资料室所藏《四部丛刊初编》、《丛书集成初编》两部丛书中，也每每亲见先生的钢笔眉批，甚能见出先生用力之勤，用心之专，见解之新，使我感触甚深。同时，每当奉读吴先生的著述，或当面请益时，更能直接感受到其学养之深。先生非凡的学术见识，常使我受益匪浅。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我依照先生的点拨，阅读了大量唐宋元明清时期的文献资料，甚至连江南地区的大批方志、族谱也在我的搜讨剔抉范围之中。此一过程，为我大大开拓了学术眼界，也使我对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献资料有了整体的把握。日后，我之所以敢于着手《庄子学史》这样的大选题，甚至更大的课题，也深深得益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眼界之拓展。
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期间，曾听该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一位年轻教授说起，吴熊和先生的文献功底之深、阅读面之广，在同辈学者中并不多见，尤其在词学方面，哪里多了一条材料，哪里少了一条材料，他都了如指掌。此言不虚。记得我在完成《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前两章后，将稿子送去请吴先生指教，先生即在上面增添了两条材料，对于支持我的观点甚有作用。而此前我虽经极力搜索，却并不曾发现。于此，更使我增添了对先生的敬佩之心。事实上，吴先生的博览并不限于专业书籍，而是延伸到了各个方面，他对于杂史乃至各类小说作品等，时有翻阅，得闲还与我们畅谈心得。我到上海工作后，创办了《诸子学刊》，每辑必及时寄奉先生，先生则对每辑都会通读一遍，并提出一些宝贵意见。我将陆续出版的著作先后寄给先生，情况也大致如此。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2012年6月12日我把刚出版的《庄子纂要》寄给吴先生，先生14日下午就给我打来电话，除了表示高兴外，还说拟在病中读完此书（八册精装本），这真让我惊讶不已，已在绝症中挣扎的先生，竟然还有如此的热情与毅力关注学问！
跟从吴熊和先生以来，我深深地感受到，学者需要有积厚之功，投机取巧是成不了大学问的。在当今社会的浮躁风气中，吴先生确实堪称厚积薄发的典范。他指导我们做学位论文，必须要有扎实的文献功底作基础，要求杜绝一切无根之谈。他甚至主张，硕士生应集中精力读书，可以不写毕业论文，以尽可能弥补现有学制所造成的缺失。近十来年，吴先生在与我的通话中，屡次询问我是否招到满意的学生，尤其对于现在的学生（包括本科生）不怎么读书感到十分担忧。吴先生的这些治学特征和思想，对我的治学以及指导学生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