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紧张是现阶段中国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其直接根源是当下医疗体制的欠缺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以来的医学文化与医学话语的变迁有深刻关联。当代意义上的医疗活动主要体现为一种技术化的、医生对疾病的单向治疗过程，而非人文化的、医生与病人的双向沟通过程，“疾病”取代“人”成为了治疗活动的中心。这就容易使医生的诊断焦点与治疗重心并不以病人自身的患病体验为中心，从而造成医患之间的话语隔膜和沟通障碍，在诸多现实因素的作用下诱发或加剧医患矛盾。重新审视现有医学观的不足，彰显医学活动的人文特性，充分尊重病人在求诊与接受治疗中的主体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医患关系的非对称化：医学科学化与专业化的负效应
现代医学的发达主要体现在科学化与专业化上。现代医学的教育、培训和执业体系，基本上是围绕如何“科学地”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而建立的。这种医学观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把人看作是相对独立的生物体，从生理学的角度寻找病理机制并据此建立治疗方案，形成了所谓的“生物医学”观，并建立起一整套专业化的现代医疗制度体系。这种医学模式的出现，强有力地塑造了医学是一门科学的职业认同，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对疾病病理的认知，对于治愈疾病和提高人类的整体健康水平起到了无可否认的作用。但这种医学观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教育和执业模式，也潜在地造成了一些负面效应，对专业医学工作者与普通求诊者之间的疏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在对疾病的认知模式上，生物医学倾向于以“病”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在医学发展进程中，为了追求自身的科学地位，医学知识就必须成为自然科学般的确定性知识。这就使得现代医学对疾病病理的解释首先要有一个能够进行科学验证的客观实体：作为纯粹生理学意义的躯体。于是，医学现象的生理化解释水平也就决定了医学的发展水平和治疗水平。从19世纪的器官和组织，到20世纪的细胞和分子，现代医学对自身生理机制的探索日渐细微，获得的病理知识也愈发精致，并将这种精细化作为对疾病本质的日益趋近。在这种把宏观的人向微观的细胞和分子分解和还原的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人”的特征逐渐隐退，身体成为一个细菌、病原体、免疫细胞等生理名词所指称对象的“斗争场所”。如此，患者眼中的“病”与医生眼中的“病”逐渐产生了本质的区别：患者陈述的只是表面现象，而医生透过现代化的仪器探测后得出的结果以及对这种结果的生理学解释，才是最终的“真相”。虽然患者求诊，最初是因为自己感觉某方面的不舒服，但这种“不舒服”是否称得上是“病”、是否需要治疗、需要怎样的治疗、治疗多长时间，原则上都不再是患者自身所能够判断和决定的，而必须通过医生结合专业的仪器进行判断。病人如今已经很难在专业层面与医生进行话语沟通，而只能作为被动的倾听者与接受者，其在治疗活动的地位被边缘化了。
也正因为如此，病人对医院和医生也就有了多重的期待。对于医学专业“一无所知”的患者，最多只是一个医疗活动的参与者和医疗方案的执行者，一旦治疗效果不理想，应承担主要责任的自然就是医院以及具体负责治疗的医生。现代医院制度对疾病解释权的垄断，也就意味着患者将全部的信任寄托于医院与医生；患者对疾病解释权的丧失，也伴随着对自身责任最大程度的豁免。如此一来，在责任承担关系上又出现一种新的医患不对称性。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升，社会成员对自身健康水平的要求也不断攀升，他们对医疗活动的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的要求更是不断提高，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大众对于医院和医生的主观期待，并很容易因一些具体利益或细节问题上的纠纷，演变为各种形式的医患矛盾甚至是恶性冲突。
重视医疗活动的人文特性：缓解医患矛盾的重要方式
现实中的医患冲突，既有对医德的声讨，又有对医术的检视，这实际上凸显了医疗活动的双重维度：它不仅仅是生物医学模式下的一种生理技术，也是一个涉及社会伦理道德、深受社会氛围影响的社会活动，同时具有科学与人文的双重面向。
现实中的患者对疾病的理解、对症状的陈述、对治疗的需求，除了医生眼中的“生理疾病”因素外，往往夹杂着个人和家庭的心理诉求和利益考量。单纯从医生的角度看，医院可能只是一个生理疾病的治疗场所，而在病人看来，医院却是一个综合性的、全方位的展示舞台；医生可能认为自己要解决的只是患者的“病”，而患者作为一个“生病的人”，除了程序性的治疗外，还会衍生出其他要求，如医生的言语关怀、护士的导引态度、接诊时间的长短、收费的高低等等。这都构成了他们评价医生和医院治疗服务的重要维度。而这些“外围问题”往往是患者投诉的核心问题，也容易使医生、护士和其他医院工作者成为其迁怒的对象。患者的普遍不满，医学工作者的满腹委屈，成为医患关系恶化的一大诱因。
因此，要想破除医患关系紧张的难题，除了诸多专家学者提出的加强制度建设的建议外，还需要医学文化自身的重新建设和对医学本质的深入反思，以及大力提倡人文医学的实践氛围。医学并不能被完全定义为一门科学，至少现实医院中的医疗活动不应当被完全界定为一种科学化的工作；医生的业务能力，不能简单地操作化为诊断能力、手术能力等狭义医学指标，还应当包括语言沟通能力、情绪管理能力等柔性内容。医务工作者的态度、医院自身的管理、医疗机会是否平等，等等，都是医学从业者和管理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它们与技术性问题一样，都是现实社会中的医疗活动的中心事项。从医学教育，到医生执业资格考试，到具体医疗活动的执行与管理，都必须考虑医学的双重属性。只有这样，才能还原医学在社会中的本来面目：给予人类更健康的生存状态，不论以科学、还是人文的名义。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