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驱动给中国带来巨大风险
求知：你认为中国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吴敬琏：有些人不把中国经济的茁壮成长归因于改革开放，却把它归因于“强势政府”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超强权力。于是在“半市场、半统制”的体制中，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统制不但没有削弱，相反还不断增强。我们应当明确，强势政府不是中国成功的根源，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
求知：何以见得政府主导并非好事呢？
吴敬琏：现在，强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营造高速增长等亮丽政绩付出的高额成本和产生的消极后果正在显现。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造成的最严重后果，是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导致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
求知：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危机不断，如果没有政府主导的强势投资，中国的高增长是不是难以为继？
吴敬琏：宏观经济每次出现这类问题，惯常的办法是采用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动员资源海量地投入去救市。例如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2009年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到8%以上。当时把经济拉起来，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经济增速就开始连续5个季度下降。这些投资中相当一部分是回报率很低、甚至没有回报的，还出现了一些所谓“死城”、“鬼城”。有三个经济学家分别研究了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结果都发现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杠杆率迅速提高，在中长期存在危险。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旧的增长模式和用“强势政府”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增长的发展路线已经走到了尽头。
求知：那怎么办呢？
吴敬琏：既然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要转变发展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资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要提高效率，或者技术进步。要提高效率，就要充分发挥竞争性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企业不得不通过活跃的创新来得到利润。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正是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才造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而不是一个“强势政府”的干预带来了奇迹。政府不应该管的，就不要去管。
求知：你反对政府补贴科技创新、扶持企业做大做强？
吴敬琏：政府这几年又在大力补贴技术创新，但科学和技术是两回事。科学需要通过强化科学共同体的功能，技术创新需要竞争性市场来奖励和淘汰。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一种技术是有前途的呢？我一些年前到一个省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从省里一直到县里，都有要扶植的企业名单，这本身就违反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
求知：你觉得应当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吴敬琏：李克强总理讲过嘛，“市场能够干的事情应该由市场去管，社会能够干的事情应该由社会去管，政府去办他应该办的事情，总体来说，政府管的事情是提供公共品”。政府工作重点，要转移到需要深化改革，建立和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规则，提供私人不愿意或不能够给以充足供应的物品方面。
不改革国有经济，整体效率难以提升
求知：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具体怎么做呢？
吴敬琏：现在看起来有几件事情一定要做，第一就是完善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第二要放开各类资源的价格，第三要反垄断，强化竞争，第四要实现司法公正和完善的执法监管。
求知：完善产权制度要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吴敬琏：首先，要明晰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基础。比如说讨论很多的土地产权问题。明确了土地产权，就可以来改变各级政府垄断征地的体制，在土地确权和赋权的基础上，建设全国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其次，要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清理，确保“不同所有制主体的财产权利得到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企业能够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
求知：强化竞争主要指什么？
吴敬琏：完善反垄断立法，严格执法，消除目前严重妨碍市场有效运作的行政性垄断；按照“市场能办的放给市场，社会能办的交给社会”的原则，划定政府职能边界，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禁止各级政府介入营利性经营活动；打破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求知：国企还要不要改革、怎么改？
吴敬琏：近些年来，很多国有企业不但继续保持行政垄断的地位，而且得到国有银行的大量贷款支持，迅速扩张。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否高于民营企业呢？中外研究机构所作的大量实证分析，都给出了否定性结论。
不改革国有经济，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难以得到提升。我们要按照十五大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决定，进一步深化改革，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行业和竞争性领域。没有退出的国有企业，也要按照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切实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制衡结构。
重启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求知：很多人说过去10年改革推而不动，你同意吗？
吴敬琏：21世纪以来，确实存在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十八大前，曾经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有很对立的意见。
求知：但你又说改革已有共识？
吴敬琏：我认为，改革共识已经形成，这个共识就是：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除非重启改革，别无他路。
从微观经济来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效率降低，产能过剩，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从宏观经济来说就是消费需求不足，货币超发，国家资产负债表恶化，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宏观经济政策进退两难，既不能松也不能紧。
要应对这种复杂局面，只要稍微有远见的人都会看到，不改革就是邓小平1992年说的死路一条。只有通过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繁荣。
求知：你认为全面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
吴敬链：邓小平1986年讲过，“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即使只从建立统一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体系来说，也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切实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保证所有的经济主体都在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下竞争。其中，独立的司法审判又是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需要切实加强。
求知：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推出的全面改革，你有什么期待？
吴敬琏：现在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临界点，中国不能够出错。我当然希望这次全会通过一个方向正确又切实可行的全面改革路线图，然后希望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我们每个人也要意识到，我们不是旁观者，需要积极参与到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