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会议主办方给我的题目，我最先想到的是一句老话：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最早出自宋代初年，赵普给宋太宗的折子中说：“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
但是这句话流传开来，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的功劳。他认为，要抵御日本侵略，就要先消灭共产党。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
今天情况当然不同了。就拿“攘”来说，意思是排斥或者是抢夺。今天用“攘”来看待对外关系，不准确。我们希望和谐共生。当然，面对敌对势力，还是用“攘”的。
今天的世界，无论攘或者寻求和谐共生，也都存在一个国内治理的问题。道理不复杂，国内问题大都是和国际问题有联系。
我今天想说的，是完善国内治理要从一张网和两种人做起。
一张网，是互联网。两种人，是少数民族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互联网不用说，其实是没有国界的。
少数民族地处边疆，和邻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实是桥梁，通过思想文化艺术和国外联通。
所以，完善国内治理，应当从这一张网和两种人入手。
一、关于互联网
大家都知道，互联网是最近几十年科技创新的结果，而互联网管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严重的课题。
确实，很多国家的动乱是由短信或者互联网推动的。
中国提高这方面的警惕没有错。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这是“表”，而“里”是我们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发酵的根本，互联网确实提供了温床。
我们当然也要治理这温床。因为，有的时候，是互为表里的。
互联网是不断创新的，从九十年代中国互联网开始发展，不过20多年，到2012年底，网民人数达到5.64亿 手机网民数量4.2亿。从博客到微博到微信，现在又有微视，LINE，蓝莓等等，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也不断，例如现在的“比特币”，完全是超出了传统的想象。过去的财富主人的概念，现在完全不同了。昨天，新闻说，平安马明哲、腾讯马化腾、阿里巴巴马云，这三马组建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保险公司，马明哲说，十年之内，也许信用卡和钞票都会消失，取代的是互联网。这个说法，也许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互联网的颠覆性改革，怎么估量也不过分。
不久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财经杂志上，题目是“见微知著说改革”，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是说不需要从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探索改革，而是说这是和科技创新并行不悖的，只是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做不同的事情。不要以为那些埋头科技创新而从不高呼改革的人就不是改革者，也许，高喊改革甚至为改革冲锋陷阵流血牺牲也冲不过去的难关，在科技创新引领的路径下，不经意间就过去了。
历史常常在这时回眸一笑。”
我的想法是，很多时候，科技创新会带来社会的变革，例如，现在的微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言论自由，而微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结社自由。
因此，不要对互联网保有敌意，而是要善于运用这个工具。
用好互联网，它不仅不是危险，而且是有力的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治理也要与时俱进，不能单纯用堵和打压的办法，也不能一说疏导就组织一些所谓的水军。要知道，现在的老百姓，文化水准和思想水准比管理者不低，不要以为能够糊弄老百姓。
我做过凤凰网的总裁，现在管理共识网，深知道现在的网络管理部门付出了极大努力，也承担着极大风险，而风险还在与日俱增。不是管理者无能，是技术发展和思想发展实在太快。
所以，除了要有真正懂互联网的管理者，同时也要发挥非体制内的网络精英的作用。
要建立一个平行于网管办的互联网的自律公会，真正是独立的而不是依附于网管部门的；要调整网络管理的思路，不是以堵和打为主，而是以疏导为主。该严管不放手，例如对于谣言。但是主要是靠引导；
不要过于紧张网络上的不同声音，其实很多声音是互相抵消的；另外要依法管理互联网企业，既不能随意注册，也不能随意取缔。
二、关于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主要说新疆。
最近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恐怖行动加深了我们对于民族问题的担心。
新疆地域占了中国领土面积的六分之一，不可以掉以轻心。
2008年，王震100周年诞辰，我写了纪录片《王震》的脚本，对于那时的新疆有些了解。新中国建立之初，王震受命管理新疆，他其实是两手，一手是镇压叛乱，一手是为新疆人民造福。建了钢厂、铁路、水渠等等。没有钱，是部队省下钱来投入建设，我记得，那时军队把帽子的帽檐和军装的兜布都省下来了。
当然，那个时候的情况和今天又不同。今天尽管内地对新疆的支援非常多，但是情感少了，利益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所以永无满足，现在还需要道义的渗透，不是官样文章，而是像当年王震修水渠时，自己跳下去的那种劲头。总而言之，利益和道义，一项不能少。
再就是语言和文化，普及汉语才能使维族人融入现代社会，这方面，需要借鉴美国的经验，美国是移民大都保持了自己的语言，但是，统一使用的都是英语。现在，少数民族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懂汉语就找不到工作，即使有工作机会他们也不能胜任。语言和文字应当分开来看，我认为，语言可以永远保存，文字应当适当弱化。
而从文化的角度说，汉族人又不懂得维族的文化，例如，汉族人认为的维族人懒，也许正是维族文化的一种体现，要谅解。
此外，要发现是要有真正的维族领袖人物，像建国之初的赛福鼎和包尔汉。有威望有水平，这种人是不好培养的，需要长时间的历练和被发现。刻意培养的往往是维族人不信任的。
三、关于知识精英
知识精英人数不多，也就人数看也许不值得重视，但是，他们能量很大。
现在的许多做法，我认为是在一定程度上忘记了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而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重要保障之一。
过去我们的统一战线，除了团结支持和同情自己的人，也要注意团结有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而现在，会有些人和机构把那些说了难听话的或者是提了意见的人看做另类，采取各种手段来对付。
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不少朋友推到敌人一边去了。
而这些人常常文化程度很高，和海外联系很多，影响了中国的形象。甚至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
所以，应当有这样的原则，能够和风细雨就不要电闪雷鸣。
能够用批判的武器，就不要用武器批判。
我认为，管理者要定期听取不同意见者的意见，要面对面，而不是仅仅依赖网络或者是听汇报，最好每个管理者能够交几个自由知识分子朋友，像当年的王震对待艾青和丁玲；
形式上的听意见还不够，从心里尊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才是沟通的前提。
同时，还要不断梳理以往的知识精英的情况，不能一以贯之地对待。要知道，人是会变化的，而变化的人现身说法更加有力量。
总之，把着力把新的改革时期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
以上三点，看起来都是内部治理，实际上都紧紧联系着外部，都是需要完善的。
十分钟的时间，要说这么大的问题，大都是点到为止。也许很片面，也许不对，请批评。
（这是2013年11月7日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举办的2013世界多边对话中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