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又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公有制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优势发生了变化。
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居民财富越来越多，民间资本越来越多。个人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的增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到2000年底，非公有经济资产已经占全社会总资产的65％。个人的金融资产已超过国有资产。而且，随着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国有经济将进一步收缩；国家实行公共财政，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将逐步减少；对外开放的扩大，引进外资将进一步发展。
因此，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将会继续发生变化。目前我国非公经济在工业生产领域的比重约占70％，就业人员超过8000万人，超过国企在岗职工3000万人，非公经济出口占56．5％，进口占58％。这些方面非公经济已成为主力军而不是生力军。针对这些新情况，怎么办？有两种选择：一是原来基本经济制度的提法不变。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内涵的理解，从数量型转向功能型，从功能上、质量上解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同时发展多种形式的基金、扩大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二是完善、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把原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完善为“公有制为主导”。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与时俱进，党的文件也应如此。不能认为，过去党的文件上写的就不能改了。事实上，我们党的文件也是与时俱进的。例如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内涵，概括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后来十四届三中全会修改为 “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对此我在第一次起草小组会上提出过意见。为什么这个提法也要与时俱进？因为它涉及：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国家还是市场？宏观调控是资源配置的前提条件还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现在的文件已回避了这个提法，只说“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不能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待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两股道上运行，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例如按不同所有制经济来立法，制定政策，实施管理，对财产的保护也是这样。
现在，要使两股道变成一股道，两个绳拧成一股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使之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发展混合经济。有的可通过上市，变成社会公众公司，实行资本社会化。二是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财产组织形式，使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关于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如果是在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中，国有经济发挥调控力似乎比控制力更好一些。
我在2003年4月23日和6月9日两次文件起草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有文件记录可查的，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例如，提出改革是无止境、完善也是无止境的观点，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论证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已形成共识。十八大报告，就不再提到2020年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又如，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涵。十四届三中全会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述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我从五个方面提出这种表述不够科学。十六届三中全会接纳了我的建议，《决定》提出，“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如，提出所有制经济理论创新的建议。把“公有制为主体”完善为“公有制为主导”或“国有经济为主导”。我认为，这种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势在必行。
四、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论述，都有许多理论上的创新
除了上述三次三中全会做出决定之外，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论述，都有许多理论上的创新。譬如，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而且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十三大我没有参加报告起草，但是有一个建议，登在1987年8月20日国家体改委的一个简报上，题目是《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要有重大突破》。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二，用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第三，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发生变化，从指令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在简报上批了“送总理参阅”几个字。总理看了以后于1987年8月30日批示：“要把指令性计划改为经济合同制的观点反映到报告中去”。
用经济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现在看来不觉得什么，但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国家体改委有一个委员考察了匈牙利回来说：匈牙利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后来受到了猛烈的批判：“指令性计划怎么能取消呢？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上到这么高的纲来批判。我于1986年带了一个18人代表团考察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为什么带那么多人去考察呢？因为匈牙利是第一个搞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派人去考察，地方派人，企业派人，到处派人，匈牙利这个小国有点应接不暇了。他们说：我们的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大家都重复去考察，问的问题也差不多，考察的资料由各单位分别封锁起来，别人不能分享。我当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做深入考察，要弄清匈牙利到底进行了哪些改革，哪些改革成功了，哪些改革不成功，有什么经验教训。在考察过程中，我们把重要问题通过使馆用密电发回来，分发中央各有关领导。后来把考察的结果汇编成册，书名叫《艰难的探索》。这样，资料大家可以共享，避免低水平重复考察。
在考察中，我问了匈牙利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你们为什么要取消指令性计划？”他说：“我们根据平衡表编制计划，计划执行的结果就是有的完成500％，有的只完成10％，但谁也没有责任，所以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后来我又考察了捷克斯洛伐克。该国生产的“拔佳”皮鞋是名牌，解放以前上海有这种品牌的皮鞋，但是，后来搞了计划经济没有名牌了。为什么呢？因为计划部门根据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有1600万总人口，按每人两双皮鞋作计划，总共需要生产3200万双皮鞋，然后把计划指标分到各皮鞋厂。计划执行结果，生产出来的皮鞋往往人家不要，而人家要的却没有生产，一方面大量积压，一方面又大量短缺。为什么？因为皮鞋这样的东西，其需求是个性化的，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城里人跟农村人不一样，收入高的跟收入低的不一样，大人跟小孩不一样，你千篇一律按一人两双来做计划，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他们都明白过来了，很自然地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但我们还在争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