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问起：梁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便为我回答说：“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或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这样便恰如其分，最好不过。如其说：“他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造运动者。”那便是十分恭维了。
——《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梁漱溟先生生于1893年10月18日，他的120周年华诞日刚刚过去。今天我们纪念他，最好的方式仍是认真读解他的思想。他曾说过：“我终是一个思想的人而非行动的人；我当尽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让诸旁人。”然而，梁先生所说的“思想”绝非凌虚蹈空，总是与实际问题相关。在1965年底所作《我对人类心理认识前后转变不同》一文中，他总结说：“我从来无意讲学问，我只是爱用心思于某些问题上而已。我常常说我一生受两大问题的支配：一个是中国问题，再一个是人生问题。我一生几十年在这两大问题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动——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
人生问题：寻心灵之安顿
梁漱溟祖籍广西，自先辈即已官居北京，然其父时感国势衰弱，倡导新学，故他不似同龄孩子一般从读四书五经始，而是接受西式教育长成。但以崇尚实用为主的“功利主义”并不能满足他面临的人生困惑，1912年，19岁的梁漱溟曾两度自杀。此后四年间，他完全静下来自修思考，出佛入儒，先以佛学撰述赢得北大教席，又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归宗儒家，标志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把人类文化分为西方、中国、印度三种类型。西方和印度代表人类生活的两种路径样法，一为“向前面要求”，一为“转身向后去要求”，而中国则代表与其不同的另一种路径样法，即“对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此书指出，西方人的理智生活较为发达，因此可以展开出征服自然和科学、民主等，然而却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印度的佛家则求破我执和法执，倾向于过一种出世的宗教生活；独有儒家能够持守中道，它最反对基于理智考虑的“算账的生活”，同时也最立足于过一种现世的生活而不赞成出世，它能够起到慰勉人的情志需求的作用，同时又不导致沦入宗教式的“超绝”和“神秘”。
梁漱溟论述儒家生活时最强调“直觉”，它就是那“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而“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他认为，仁是一个很难形容的心理状态，极有活气而稳静平衡。仁，首先要“寂”，即像是很平静而默默生息的样子；其次要“感”，它最敏锐而易感。他还把“孔子生活之乐”归于一“刚”字——“知命而仍旧奋发，其奋发为自然的不容已，完全不管得失成败，永远活泼，不厌不倦，盖悉得力于刚。”此刚健态度正是《易经》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孟子所言“浩然之气”所表征的气象。
经过二十余年的生活经验和不断思考，梁漱溟又写出《中国文化要义》，这一著作更为成熟，然其内在精神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贯。该书从整体上把握“老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征，但其所论主题仍与具体个人的安身立命相关。“以我推想，孔子最初着眼的，与其说在社会秩序或社会组织，毋宁说是在个人——一个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中国老话‘如何做人’。”梁漱溟用“理性”一词取代了“直觉”，指平静通达、清明安和之心。要葆有这理性精神，首先是“反求诸己”，其次是“尽其在我”。若从反面言之，与理性相违者有二：一是愚蔽偏执之情；一是强暴冲动之气。二者时常相因而至，倘若沾染一个，理性即受妨碍。
梁漱溟说：“我要做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许我没有为我生活作主的思想。”他是个怎样思想就怎样生活的人，思想不过为生活寻一根基础，而生活则为思想之着落点。这体现了“诚”的精神。对他而言，找不到归依处，便焦灼难安，人生各种事情变得索然无味，而一旦把心放下，便不再停留于独思的生活，要不刚猛于行动，要不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心得传授于他人。由此观之，他是一个具有宗教精神的人，而这也正与他所服膺的儒家践行精神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