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求天下之太平
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其来已久，但早初还只是停留在事功层面，所谓中国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富强问题。亲身遭逢“人生问题”后，他看出此中之短浅，明白了如何整顿失散紊乱的人心秩序才是最为重大的中国问题。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结尾，梁漱溟提到“今日应再创讲学之风”，希望把儒家的生活态度普及到更多的人，因为“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不仅如此说了，更如此做了。他不愿做堂堂北大教授，而与同仁弟子共同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扎扎实实做一些根本的工作。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会过一种共同生活，但必须以中国人的态度来营造，乡建工作的着眼点即在于此。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类文字，为现实问题求答案。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先生所有著作中对中国问题最有担当者，其立足点就是“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他主要从社会结构入手，通过与西方的比较，来揭示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价值。在他看来，中西社会生活的很大区别主要表现为：中国人特别注重家庭和家庭生活，而缺乏集团生活，并因此无从映现出个人问题；相反，西方人则富于集团生活而且个人地位得以显现，但家庭不被看重。如果说西方近代社会是个人本位的社会(英美为其典型)，西方最近的趋向是社会本位的社会(苏联为其典型)，那么，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所谓“伦理”，“就是要人认清楚人生相关系之理，而于彼此相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而已”。
与西方社会是阶级对立相比，中国社会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职业分殊”。中国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四种基本职业，其地位具有相当的流变性。这种社会结构使中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且根本不像一个国家。在中国，统治只是消极相安。
伦理本位和职业分殊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独具性格的中国文化。在儒家领导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了一种风气，或民族精神，即向上之心强和相与之情厚。“纳国家于伦理，合法律于道德，以教化代政治”，正是中国文化所趋重之处，中国人的长处在这里，短处也在这里。
所谓“短处”是指，由于中国人理性早启，导致中国文化早熟，过早地将注意力关注在人与人的问题上，忽略了对物的研究，进而导致了中国人在科学上没有成就，产业革命也不见发生；而在对人方面，则一味地讲礼让、讲相与之情、讲以他人为重、注重家庭、注重伦理，而忽略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个人不被发现，则人己权界不分，群己权界难别，于是既无自由，也无民主。
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伦理文化使中国的政治也与别国不同，在梁漱溟看来，它有三个特征：政治之伦理化，政治之无为化和权力之一元化。这种特殊的政治，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只能是消极相安，而非积极进步；只能是一治一乱的循环，而非一次一次的革命。
认识老中国，是为了建设新中国。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并没有提出解决现代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具体方案，他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没有走通，不过他仍指出，“一旦于老中国有认识之后，则于近几十年中国纷扰不休者，将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见；而其今后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