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者之“担道”精神
梁漱溟先生的一生都在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之间纠缠，在1987年为《梁漱溟问答录》写的序言中，他说：“算起来已为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探索并奔波了八十个年头了。”
自青少年起，他就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追求“充实而有光辉的人生”。在1917年目睹南北战争之祸后，他曾写作《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并自费印刷散发，呼吁制止军阀内战。此等气魄雄心何其令人感动！
回忆当年“朝会”情形，他说：“每天清晨，天将明未明之时，师生共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唯间闻更鸡喔喔作啼。身处此境，顿觉心地清明、精神振奋，且有众睡而我独醒之感，并由此而倍感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之重大。大家或讲话或沉思反省，尽情地利用这人生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抑扬朝气，锤炼心志。”此等人格精神何其令人神往！
梁漱溟对生命抱有真诚和温贴的态度，积极乐观地践行自己的信念，矢志不移，至死不渝。无论是投身社会改造运动，还是在历次政治事件中，更不用说在其著作中，他都活出了一种儒家的生命气象。尤其可贵的是那种“担道”精神，那种以一己之心为天下之心、以一己之命为天下之命的怀抱，这使他的人生与中国联系起来，也使他一生的两个问题融为一体。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中“修齐治平”式生命政治逻辑的回光返照吧。
梁漱溟始终保持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在那个时代实在难得，也是继续思考中国问题的后人首要继承的态度。对我们而言，始终保持中国文明的主体性是首要的，但同时，我们需要对西方文明传统具有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如此才能通过重建自身而迎来中国文化的复兴。
1980年，梁漱溟在接受美国学者艾恺采访时说：“我写的书最重要的一本叫《人心与人生》。”该书系梁先生晚年写成，可谓一生思想总结。艾恺问：“你算一个圣人吗？”梁先生答：“我所懂得的，圣人不是平常人。圣人说话行事跟其他人不大两样，可实际上他那个生命、他那个人格，已经完全超过普通人了。”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而非圣人，如果与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他远远地望见了，在雾中不十分清晰地望见了孔子和王阳明是怎么回事。
在一篇题为《谈乐天知命》的短文中，梁漱溟先生说：“一切祸福、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随感而应，行乎其所当行；过而不留，止乎其所休息。”这种人生境界，是最值得我们品味和向往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