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前中国环境状况客观监测与公众主观感受之间的不一致，提醒我们思考中国环境问题的新趋向：比如中国高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复合效应日趋明显，环境压力在区域间转移诱发了新问题，环境衰退逼近环境容量的极限产生的社会焦虑激发着更加强烈的环境维权；以及环境问题的国际背景，比如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建立的不平等政治经济格局及其在全球环保责任、环保观念上的缺位。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是通过社会建设促进生态建设，区域性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有可能的。这要求我们审视和重建对自然价值的认识，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重视组织化的、理性的公众参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之损益分配的公平性。
关键词环境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 全球视野 社会建设 公平性
中共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并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的提出和建设实践，直接针对中国日趋严峻的环境状况，必将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涵，引领中国发展的新维度、新方向和新境界。
关注中国环境问题的新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伴随着严重的环境破坏。同时，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重视环境保护，加强环境立法，充实环保机构，逐步加大环境保护投入，致力于改善环境质量。新世纪以来，有关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状况之间呈现出一定意义上的走向双赢的趋势。在经济增长方面，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年均增长继续保持较高速度；与此同时，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1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逐年递增，累计达到25649.9亿元。［1］中国政府在2011年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指出：与2005年相比，2010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12.45%和14.29%，两项主要污染物均超额完成了“十一五”的总量减排目标。［2 ］2012年的公报继续显示：全国环境质量总体保持平稳。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比上年减少3.05%和4.52%。［3］
然而，当我们浏览各种媒体的环境报道时，发现“环境形势严峻依旧”、“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水污染触目惊心”、“雾霾指数频频爆表”、“癌症村频现”、“垃圾围城”之类的标题新闻频繁出现。笔者在2010年参与设计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以下简称CGSS）①数据表明：在全国城乡随机抽样的3716名受访者中，70%的人认为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认为根本不严重和不太严重的只占12%，另有18%的被访者认为“既严重也不严重”。由此可以说，媒体和公众对于环境状况的主观感知和反应，与政府公报的客观环境状况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一致。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环境问题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趋向。
第一，由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沿用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发展所造成的环境压力依然很大。大体上，中国目前仍然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城市建设不断扩张，制造业还在发展，钢铁、水泥、电力等能源原材料工业所占比重仍然较大，这种情形意味着难以避免较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排放。同时，中国政府动员型的、高速度的、高投入的、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成本的发展模式还在延续。全国各地之间依然存在着激烈的GDP竞争，工业化遍地开花，环境污染也随之全面扩散，影响人群更加广泛，社会关注自然更为强烈。
第二，中国高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复合效应日趋明显，环境治理难度加大。由于所谓后发优势的影响，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时间上被高度压缩。英国、美国完成工业化分别花了200年、135年，而日本、韩国仅分别花费65年、33年。在中国，加上我们特定发展模式的作用，长期保持了很高的发展速度。在快速的大规模的工业化过程中，各种环境问题集中爆发，交互叠加。可以说，从天空到地上、从地上到地下、从陆地到海洋、从国内到国外，都有我们发展所“制造”的环境问题。这样一种形势显然比发达国家分阶段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要严峻得多，使得我们在环境空间上的回旋余地非常有限，导致我们应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准备、知识储备、能力建设和资源分配等存在巨大不足，难以有效治理环境问题。
第三，由于中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在客观上创造了环境压力在区域间转移的可能，并且诱发了新问题。从全国总量来看，一些环境污染数据呈现某种下降趋势，似乎表明环境治理已经取得效果。但是，如果从数据结构上看，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11）发布的数据，从2002年到2010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先增后降，在2006年达到2588.8万吨后呈稳定下降趋势。但从各地区看，北京2002年是19.2万吨，2010年降到11.5万吨；而同期内蒙古则从73.1万吨增加到139.4万吨。［4］其他指标如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烟尘排放达标率、工业氮氧化物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等，位居前列的也主要是东部发达省市。［5］中国的环境治理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重城市、轻农村倾向，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有加速趋势。换言之，虽然整体上的环境压力数据可能确实下降，但是环境压力的地区分布和影响人群却更加广泛，越来越多的地区遭受环境破坏，越来越多的居民直接感知到环境质量下降。
第四，由于中国资源环境天然条件并不是很好，加上日积月累的环境破坏，环境衰退正在逼近环境容量的极限，由此产生的社会焦虑等正在显现，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和判断。总体上讲，资源紧缺、环境空间有限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人均耕地、淡水、森林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27.4%和12.8%，［6 ］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和7.5%，［7 ］而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水平则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由于环境系统自身的运行极其复杂，长期累积的复合性的环境破坏以及环境治理的长期欠账，使得一些地区的环境状况在短期内难以修复，甚至不可逆转，中国生态环境形势比较严峻。
第五，中国发展过程中长期累积的各种环境问题，对公众生命财产的直接威胁正在显现，由此激发了更加强烈的环境维权。环境状况由改变到真正变坏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逐步累积的，初始阶段往往不易被发现。越来越多的数据开始证实，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居民罹患各种恶性肿瘤的风险也越高。一些地方频繁出现的癌症村（例如，淮河流域的沈丘县1年癌症死亡2000人），就是水源遭受长期污染的一种结果。近期由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团队研制的《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也证明了这一点。［8］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设施陈旧、管理不善、问题累积，导致环境突发事件数量和造成的直接损失日益增多。“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数据［9 ］显示：2005~2010年的6年间，全国统计突发环境事件4022次，年均670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不包括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故损失）累计达到90799万元。
第六，随着环境问题及其治理的日益复杂化，中国环境治理的制度和体制存在着相对失灵的现象。应该说，中国政府注重推动环境法制建设，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以环境保护专门法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资源法、环境保护行政法规、环境保护行政规章、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法律体系。同时，中国也已建立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的标准体系。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相关制度的虚置和扭曲执行还比较普遍。很多组织和个人的环境破坏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和惩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考虑到环境治理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复杂性，迫切需要更加适切、更加有效的针对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政府与公众、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等方面的体制性安排。这些方面的体制创新还很有限，环境保护难以形成有效的分工协作，地方主义、部门主义长期成为环境保护的大敌。
第七，当前中国环境问题的新趋向还表现为公众环境意识进一步觉醒。在环境信息日益公开并且传播更加便捷的条件下，在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的激发下，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公众越来越关注生活质量：原来迫于生计被忽视的或者勉强承受的一些环境问题，现在已经不能容忍；原来没有关心的环境问题，现在也越来越关心。最近一两年里，城市居民对于PM2.5问题的高度关注就是一个例证，这种关注甚至驱动政府修订空气质量监测标准。CGSS数据表明：在全国城乡随机抽样的3716名受访者中，65.7%的受访者表示对环境问题“非常关心”和“比较关心”，表示“完全不关心”的只占3.1%；另有10.6%的人表示“比较不关心”，19.2%的人表示“说不上关心不关心”，1.4%的人表示无法选择。应该说，一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关心环境问题，表明环境保护工作有了更好的社会基础。但是，这种情形也表明，环境问题越来越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
中国环境问题的新趋向，提醒我们对于环境问题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关注客观的环境状况。事实上，环境状况的社会影响、公众对于环境状况的反应和主张、社会对于环境状况的应对措施和能力，都应构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内涵。解决环境问题的直接目标是改善客观环境状况，但是深入分析环境衰退的社会影响、认真回应公众的环境诉求、促进环境友好的社会变革等，同样是在解决环境问题。如果忽视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和社会影响，忽视环境问题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仍然以单纯的技术观点和对象化的态度看待环境问题，那么不仅无助于达到改善环境状况的直接目标，而且可能引发新的社会政治问题。
环境问题分析的全球视野
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环境问题，除了分析中国国内的影响因素之外，还应在全球工业化进程、国际社会不平等和全球环境变化等大背景下看待中国的环境问题，谋求对环境问题之社会本质更深刻的认识，以有效应对国际社会的舆论和更好推动中国的环境治理。
从国内因素看，我们的人口状况、技术状况、资源环境禀赋、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所采用的发展模式、组织制度和体制安排，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价值偏差等，都是导致环境破坏和衰退的重要原因。但是，当今世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国家的环境状况并不是仅仅由其国内因素所独立决定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环境问题是世界工业化进程以来环境问题的新发展，与发达国家密切相关。或者说，发达国家自身的环境改善并不直接意味着其在根本上改善了全球环境；甚至，发达国家迄今为止也还没有为全球环境改善创造更好的条件。在此情况下，一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袖手旁观、蓄意指责甚至别有用心，既非合理，亦非道德。
其一，地球有限的环境容量被发达国家优先挤占了，而且他们现在还消耗着大量的地球资源和能源，排放着大量的废弃物，应对全球环境恶化负有历史主要责任。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为例，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排放量还占全球的77%。就中国而言，虽然当下每年的总排放量很高，但是从1904年到2004年的100年间，其累计排放仅占全球的8%。其中，相当比例的排放还是为了生产供发达国家消费的产品，大约占中国排放总量的14.5％~24%左右。［10］在能源资源消耗方面，发达国家同样占有与其人口规模严重不成比例的份额。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其生存权、发展权，具有无可争辩的正当性，却只能在被高度压缩的环境空间中进行，必然遭遇严重、局促的环境问题。
其二，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为前提的，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衰退在一定意义上“支撑”着发达国家的环境改善。美国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其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份额下降，第三产业份额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城市化水平高，国内环境质量也逐步改善，同时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富裕程度不断提高。其中的“奥秘”在哪里？就在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分工。发达国家在制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当然，其中也包含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愿望）的同时，以援助发展和共同开发等名义，将大量易于造成环境破坏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全球新兴工业基地形成的同时，也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衰退。而其自身则通过研发、设计、品牌以及管理组织等环节保持着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控制，并消费着发展中国家加工制造出来的廉价商品和服务。中美关系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个缩影。与美国的后工业化相比，中国仍然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钢铁、煤炭、水泥、化肥、棉布、电冰箱、电视机、自行车、钟表以及电话通讯中转设备等的产量都位居世界前列，大量产品经由出口供发达国家消费，大部分的产品附加值也为发达国家所攫取。有数据表明，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以及对世界出口增长的贡献率都接近40%。［11］整体上，越富裕、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其出口占GDP的比重反而越低。这表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正利用自身有限的资源和环境空间，承受着日益严重的环境压力，支撑着全球经济，特别是支撑着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和“环境改善”。
其三，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建立了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格局，由此攫取并且依然在攫取世界发展的大部分成果，扩大世界各国的发展差距，削弱全球环境保护的共识。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是世界环境保护的大敌，也是各国各地内部环境保护的大敌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东亚、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正在崛起并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这种趋势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迄今为止，它既没有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事实，也没有改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及其内部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事实。根据《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当时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20个国家的37倍，［12］全球性的贫困现象不仅未得到遏制，而且呈日益加剧之势。从人口数量分布来看，北美、欧洲及亚太地区高收入国家的人口相对较少，却拥有世界财富的90%。［13］全球前200名富翁均在西方国家，其财富超过发展中国家24亿人口的总财富。而在14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80多个不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在减少。全球有近2/3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其中有60多个不发达国家被排斥在经济全球化之外。［14］这样一种趋势的持续，不可能为解决环境问题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内部推进环境保护工作。
其四，发达国家在利用技术、资金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状况方面没有履行应尽的责任。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占用了过多的资源与环境空间，享受着发展中国家用其自身环境恶化换来的商品、服务和财富，本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自觉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为全球合作创造适宜的条件，共同推动全球环境保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发达国家总是逃避责任，希望保持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常常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失望。CGSS数据和同年进行的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数据表明，80.0%的中国公众同意“在保护环境方面，富国应该比穷国做出更多努力”这一说法，对富裕国家有很高的期待；但是，高收入国家公众中只有36.1%同意这一说法，两者之间有着显著的反差。在应对环境衰退方面，发展中国家急需技术创新和资金投入。在中国，尽管技术创新在资源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已经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整体落后于发达国家。例如，在电力、交通、建筑、钢铁、水泥与石油化工六大部门，降低碳排放需要60多种关键的专门技术和通用技术的支撑，对于其中的42种关键技术，中国目前并不能掌握。［15］而发达国家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拒绝推广先进技术，实际上是想凭借新技术巩固其在世界体系中的支配地位。这种思维逻辑与携手发展中国家共同保护全球环境的逻辑是相悖的，也在加剧着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而这种恶化最终必将威胁全球各国。
其五，发达国家在助推消费主义、传播不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负有重要责任，这是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全球环境保护也非常不利。很多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以基督教教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过分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制造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而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强调服务于资本利益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过度开发，催生了消费主义思潮，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直接制造了现代环境危机。然而，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充分反思其文化中的局限，而且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多种方式大力推广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价值混乱和种种流弊，由此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人与自然的紧张和对立，并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西方国家的环境危机转移。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必须注意到西方文化扩散的负面影响，深入反思和批判其所建构的人类“进步”方向与标准，例如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对物质财富的掠夺和占有、对个人主义的张扬和追求、对自由市场的鼓吹和遵循等，祛除其“现代”的伪装，揭示其“西方”的本质；同时，要致力于发现自身文明的积极价值，重建新的文明形态，推动文明转型。如此，才有可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