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关于会议将通过什么样的改革方案，坊间有诸多猜测，其中之一是废除国有企业及其管理者的行政级别。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指出，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因此，可以想见，能够写入方案的具体改革内容将是有限的。但我仍然希望废除国企及其管理者行政级别的内容能够得到体现。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企业的质量决定整个经济的质量，企业的竞争决定整个经济的活力。因此，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如何使企业成为独立而平等的主体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比如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公有制有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任务，要求“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完善企业领导人员的聘任制度”。正是因为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并依此切实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和发展的措施，企业的种类和数量才不断增加，并不断推动着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国有企业及其管理者的行政级别问题。这导致诸多消极影响，大致有三。
一是不利于公平竞争。企业难免有大小，但不论是世界500强还是中国500强，企业之间的地位都是平等的;而且，由竞争而入“强”，过程也必须是公平的，因为公平而有效。但由行政权力“安排座次”，赋予不同企业高低不等的行政级别，就等于将不同企业置于不同的起跑线上，那些级别高的企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显然，这是有悖公平原则的。而如果竞争不公平，市场经济的整体效率也就无从谈起。
二是不利于创新。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换挡期，未来要维持一个较高速度的增长，不能再单纯依赖大规模投入，而必须依靠创新。国有企业及其管理者有行政级别，会阻碍创新。原因很简单，企业行政级别特别是较高的行政级别，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资源，甚至能获得某种行政垄断的特权，这减少了企业创新的动力。
同时，管理者有行政级别，意味着他是由上级任命的，他的提升与发展主要取决于上级的偏好与满意度，因此，他会想尽办法获得上级领导和组织的好评价，企业本身的发展则往往不是最重要的，从而会减少管理者促进企业发展的创新动力，相反，探究为官之道的动力倒是很足。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时常会发生贪污腐败的重要原因。
三是不利于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推动者，根据熊彼特的理论，企业家也是创新的重要推动者。但企业家与官员毕竟属于不同的阶层，虽然官商可以转换，而且在转型阶段，这种转换有利于官，也可能有利于商。但在一种身份内，则要在官言官，在商言商。国企管理者有行政级别，则意味着他既商又官，官商两种身份合二为一，这难免会发生角色冲突。怎么办?通常的结果是商角色让步于官角色，因为有行政级别的企业管理者，往往是按干部程序选拔和任用的，没有官角色，也就没有了商角色。
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在其中，企业不管规模大与小，是平等的，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因此在当下，国有企业去行政化就显得尤为紧迫。实际上，废除国有企业管理者行政级别，多年前就提出过，并形成了决定，比如，早在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明确指出：“深化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但10多年过去了，国有企业行政化仍很普遍，看来，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是有很大阻力的。
不过，现在面临着难得的国企去行政化机遇，主要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全国上下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已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改革方案充满着期待。在这样的背景下，让国有企业及其管理者的行政级别退出历史舞台，阻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从而能真正做到从纸上决定转化成现实行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