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届领导接班前后，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国内政局继续保持稳定，社会发展迅速，经济增速降低，国内各种力量更加关心国家的外交走向。在国际上，中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机制改革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提升，但在国际经贸体制和地区经济、安全合作框架等面临新的挑战，在同个别周边邻国关系以及海洋权益方面的困难也明显增加。
一、外交战略新思维
（一）发展全面和长期的战略观。中国根据对内外形势发展趋势和全球战略态势的判断，已经基本确立了未来10年中国外交的基本方向和任务。中国在继续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将努力稳定和拓展周边睦邻友好关系，增进与有关国家的战略互信，提升与周边国家关系；大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传承友谊、增进互信、推进合作、共谋发展；倡导人类命运共同思想，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并在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等领域与相关国际组织深度合作。
(二)明确全球大国的战略定位。成功的外交新开局既体现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也显示出中国外交的自觉和自信。以往中国大国外交的重点是和各大国的双边、多边关系，现在则是以全球大国的身边和视野规划外交。中国高举国际和平与道义旗帜，倡导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得时代精神，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努力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正能量。在具体外交实践方面，中国显出大国外交的气度、章法和处置。
（三）进行综合和平衡战略布局。中国新领导在地域外交（即“国别和区域外交”）中更加突出营造周边和平发展环境和突进与世界既成大国、传统大国和地区大国（即“中等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此同时，中国更加重视领域外交。当前，从气候变化到能源安全、从防疫搞灾到水资源等领域问题日益突出，但与之相匹配的国际机制建设却严重滞后。为此，中国新领导更加重视国际领域治理，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在世界经济领域的主平台作用，重视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加强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建设，促进国际人文交流，重视外空、网络和极地等新公域秩序等。
（四）确定战略优先排序。中国外交战略任务众多和复杂，新领导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下逐步确定了先后的秩序。在双边层面，中国重点加强同俄罗斯和美国等大国以及主要邻国的关系。在地区层面，中国主要从加强合作框架与缓和权益冲突两方面改善周边环境。在全球层面，中国继续推进国际体系改革，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
（五）强调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中国新领导就任以来，“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逐渐成为国内外观察中国外交战略的两大看点。在2010年以来中国周边挑战增加的背景下，新领导强调外交“战略定力”，即认准长期战略目标，克服短期行为的诱惑和冲动，同时以相对超然的心态看待发展过程中的顺利与挫折。“底线思维”的实质就是风险思维,即在任何时候都要把问题和困难设想的多一些，这也是中国外交在面对未来挑战时的必要思想和物质准备。底线思维在中国外交上还有妥协底线和最后红线的意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29日在中共十八届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定力和底线两者的结合，既明确了中国既定的战略目标，也清楚地勾勒出中国对外关系的上限与下限，体现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清晰度和透明度。
二、外交政策新调整
（一）外交政策调整的进取、务实和灵活特点。中国新领导在外交政策方面主要是继承，如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但是，中国新领导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进行了较为重大的调整。首先，中国外交政策更具进取性。新领导在国家上升期履新，怀着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自然要在内政外交上“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其次，中国外交政策的务实性也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以及应对朝核危机和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等方面。最后，中国外交政策还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中国在对待“跨太平洋经济伙伴”、中美商业投资协议谈判、中欧经贸摩擦等方面既讲原则性，也讲灵活性，从而增加了中国外交的主动性。
（二）邻国优先和首脑驱动的周边外交。中国周边的邻国有二三十个，存在历史遗留和现实增生两大类问题。新领导提升了周边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并将其列为首脑外交的重点。从2013年3月起，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对外首访都是从周边开始，两人还先后出席了上合组织峰会（9月）、APEC峰会（10月）和东亚峰会（11月）等重要地区合作机制。同时，周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华访问也是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中国通过首脑外交巩固了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韩国等邻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启动了与文莱、乌兹别克斯坦等新建的战略合作或伙伴关系，缓解了与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的海洋领土和权益的争端，促进了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两者建设性的互动与转化等。
（三）理念、重点和实例三举并重的对美政策。大国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而中美关系又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国新领导已“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带动两国关系超越传统的“修昔底德陷阱”，共同不搞对抗，争取相互尊重，促进合作共赢。在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两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互利、两军关系、网络安全等方面加强了建设性互动。如果说两军交往在现阶段还是象征意义居多，那么双方以上海自贸实验区为突破口、实质性推动了双方的经贸关系。在当前国内外背景下，两国领导层都以实实在在的利益争取国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更多支持。
（四）以政经并举与利义兼顾为特点的发展中国家外交。中国历来自视为发展中国家，但在本身日趋强大的背景下，新领导加大了对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投入，强调要树立正确义利观，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具体外交政策上，中国加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协商和协调，争取在政治共识基础上建立更加紧密地经济合作，加大在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惠民工程等方面的合作力度，可以期待还将有更多更大的标志性合作项目问世。
（五）强调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领域外交。领域外交近年来成为中国外交的新增长的亮点和难点。制度和规范建设是领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中国更加强积极有效地参与。因此，中国新领导在全球和地区多边外交中，提倡以同舟共济、互重互鉴、合作共赢等新理念指导各国的行为规范，特别重视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审视现有制度和规范，分别采取发展（如安全领域的联合国安理会）、维持（如国际法领域的国际法院制度）、改革（如金融领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和创新（如气候变化领域的德班宣言）等政策，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地区或群体促全球的方式，如加强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提升清迈协定、发展上合组织等，弥补当前全球治理的不足和滞后。
三、中国外交的未来挑战
（一）中国外交要增强忧患意识。新领导在外交上的成功开局并不意味着未来5-10年中国外交就此一帆风顺，虽然现在还难预言中国外交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危机和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出现是不以人们意志所转移的。因此，未来的中国外交既要适应国内经济社会剧变而带来的挑战，也要应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变化。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国外交要尽可能地设想可能遇到的危机和困难，做好有效地预防和管理危机，并争取内外舆论在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支持。
（二）三大外交问题将会考验中国外交的智慧和成熟。中国面临领土领海争端、涉华热点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交织而成的安全问题，它们与中国的核心与重大利益密切相关，也与中国及有关国家的民族情绪和感情密切相关，稍有处理不当，很可能酿成政治风暴。中国外交需要不断增加国内支持和国际理解，在逐步缓和矛盾中寻找最终的解决办法。
（三）价值观问题将会挑战中国的全球大国外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成就增强了中国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大国要求与期待”也发生了变化，价值观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因此，中国外交需要在价值观方面加以总结，既要维护其独特的话语体系，也要将其化为世界的通用语言，通过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上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和互通，在中国外交中形成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相互支撑。
（四）中国外交的纵深发展要求更加体系化的建设。没有理论支撑和指导的外交，至多是外交的技巧和艺术的展现。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需要建立和发展中国外交理论体系，总结出可以检验和复制的理念和战略，并为国际社会所理解与接受，从而在深层次上增加中国外交的亲和力与感召力。（本文为作者在香港外国记者会上的演讲稿）
（作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