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过乡村调查经验的人，会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即一方面是村民抱怨乡村干部坏，越来越不为人民服务了；而另外一方面是乡村干部抱怨老百姓不听话，工作越来越不好做了。暂且不论孰是孰非，干部和群众都不满意应该代表了当前基层治理的生态效应。那么，这种生态效应是如何产生的，换言之，如何理解当前的乡村治理逻辑，自然成为众学者关注的焦点。在华中乡土派的视野里，大概可以分为两种学术路径，其一是以“村治”为中心的村庄研究，其源头可以上溯到费孝通在解放前开创的“社区方法论”；其二是乡镇为单位的乡村政治研究，它突出超越于村庄的更广泛的时空化特征。可以说，前一种路径基于学术沉淀及起步早的缘由，已经诞生了大量的文章著作，在学术推进上较为明显，但越来越发现存在诸多的瓶颈；而后一种路径则正处于探索和发掘的阶段，不过在雄厚扎实的“村治”研究基础上，却给我们展现出巨大的研究空间及潜力。
欧阳静新著《策略主义——桔镇的运作逻辑》正是这种学术探索的典型代表。在该书中，桔镇，中部地区的一个普通农业型乡镇，被作者挑选为研究对象，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空间，而是人文空间意义上的乡村政治“场域”。当然，乡村政治并不排除村庄的因素，作者也注意兼顾了国家与村庄的双重视野。在桔镇这个特定的“场域”里，作者敏锐地发现，“形式上的官僚制设置与实质上的非正式运作，非正式因素被大量地借用到正式权力的运作过程中”[1]2。由此出发，围绕着如何理解乡镇政权的名实分离的现象，作者展开了对乡镇运作逻辑的细密考察。
二
乡镇政权的准确身份，首先是官僚系统的组成部分，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乡镇是我国行政建制的最底层，即通谓的基层政权组织。就桔镇而言，1982年恢复乡镇建制后，就建立起来了乡（镇）党委、乡（镇）人大和乡（镇）人民政府“三大领导班子”[1]34，其组织机构设置完全与县市以上的官僚系统对接起来。而且在乡镇干部的级别上，也进行了严格的等级化设置，由于乡镇只有两个科级干部名额，在同一级别不同职务之间又进行等级细分，从而形成了设置完备、等级有序的一级政权组织[1]36。近年，国家不断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原来从乡村社会一步一步提拔上去的土里土气的干部日益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县委政府核心部门空降的年轻干部，连村级干部也变为拿着国家的工资实行“朝九晚五”的坐班制度，因此，基层的官僚化现象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然而，与官僚制设置相悖的是，桔镇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实行的是另外一套模式。从党政关系上看，党委是领导和决策机构，镇党委书记在所有重大事务上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政府则只是党委的执行机构，镇长负责将党政联席会议上做出的决策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上，镇党委书记和镇长之间的权力结构一目了然，制度化的分权关系被拟家庭化的“公婆关系”代替。而在乡镇推进具体的工作时，它往往偏向于“工作组”的模式，即乡镇每年依据“目标管理考评方案”，按照各项中心工作将每位干部编入各个工作组，编入哪个工作组并非按照干部是否专业的标准，而是视不同时期不同工作的需要，因此原来的官僚制就被彻底打破和置换了。同时，乡镇为了顺利地把工作落实到村庄甚至是村民，又将原来“密切联系群众”的驻村制转化为监督领导村干部的领导制，从而使得村级自治制度形同虚设，成为一种上下级的拟科层制。
乡镇的变通及策略主义的生存状态，在税费改革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无论是税改前还是税改后，乡镇财政资源短缺的现实普遍存在。而在桔镇这样的纯农业型村庄，国家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失去了很大一块稳定性的收入，要维持正常运转和招商引资的支出都极为困难。因此，乡镇财政要能够维持下去，只能是自己想办法多方创收。在这种条件的约束下，一方面，乡镇充分利用各种“政缘关系网络”、“庄里公家人”、“项目代理人”向上面各级政府部门“争”资“跑”项，通过套取国家资金为乡镇财政输血；另一方面，乡镇利用国家的政策在土地和人口上做文章，比如违规收取宅基地审批费、大搞土地开发、征收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俗称“放水养鱼”）。因此，农业税费的取消并没有塑造出全力提供乡村公共品的服务型政府，相反随着乡镇财政资源的汲取渠道和方式的变化，乡镇与村民的关系趋于疏远，甚至衍生为新一轮的乡村治理内卷化形势[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