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开征“房产税”的试点也从上海和重庆逐步扩大到更多城市，“从第几套起征”、“免税面积”等，也都有许多好的建议。“先‘部分富’后‘共同富’”的渐进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是落实“纵向公平”。这也是平衡“过剩”与“短缺”的主要途径。税收公平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前者是能力相同的人应纳相同的税，后者是能力不同的人就应纳不同的税。所得税的阶梯征收，早已是成熟市场的通例。美国1913 年开征“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以后，财富两极化问题已得到较好的抑制。以至于到上世纪60 年代已经出现“矫枉过正”： 美国最富者收入的边际税率已高达95%以上： 届时，富人们无不“宁可争相捐助社会公益”； 并呼吁“降低边际税率”( 累进梯度) 、闹得国无宁日、总统遭暗算。半个多世纪以来，几轮大的减税，包括“肯尼迪减税”、“里根减税”和本世纪的“小布什10 年减税”之后，美国又出现了“向富者征税不够”和过于劫贫济富的问题，导致了声势空前的“占领华尔街”的全国60 多个城市的民生运动。
再回到我国的房产( 持有) 税。应该说，随着利润财富的规模扩大和分布失衡，我们已经没有理由“舍本求末”。除了“交易税”之外 ，完全应当尽快创造条件开征“持有税”。更重要的是，不管是“交易税”还是“持有税”，都应该首先考虑该房地产的“是否过度”和“是否投机”的属性： “自住消费”与“囤房待沽”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抗通胀保值”与“套贷炒房”也无疑需要区别； 第1 套、第3 套乃至第n 套的税率档次显然也应当拉开；而“本地纳税人”与“外来投资( 投机) 人”更不应该继续实行“无歧视”政策。
这些当然必须经由“法治”途径，既然“征税”是“与鹅拔毛”甚至是“与虎谋皮”。房地产升值的原因很多，除了个人的劳动积累和投资智慧以外，城市土地空间的升值也功不可没。而土地空间升值首先应归功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全社会的努力。让房地产的“升值利润”的一部分从“个人”回归到社会及其代理人，无疑是理直气壮、可以大张旗鼓的事情。当然，此前“土地出让金”一次收齐等问题，也需要有法律上的交代和经济上的考虑。经由民意广泛讨论并由立法代表认真设计通过的“税法”和“依法课征”，显然要优于行政者( 包括“城管执法”) 出面“要钱”。立法的“决策成本”可能会高一些，但其“( 外部) 强制成本”却要低很多。 简单地由行政甚至个人出面“共富”，国内已并非没有失败模式可鉴。
纵向原则得以体现和落实之后，房产持有成本的梯度上升势必会让“泥腿出水”，处于边际上的第n 套房产的税率，很可能高得“烫手”。无其他干扰的话，过剩房产势必争相“出手”，从而改善和扩大房地产的“供应( 不足) ”，淡化房地产的“投资品”属性，降低“抢购”和“囤房”的“需求( 过度) ”，进而导致房价下跌和市场“出清” 。毋庸置疑，当然还需要一系列的艰难配套： 除了金融改革，政府改革也十分重要： 不再全力“经营城市”和疯狂“追求GDP 政绩”、努力摆脱“土地财政”等。此外，还要注意“热钱出逃”和“稳住税源”等问题。总之，任重道远，山高水长！
四、“调结构、促转型”：奋力突破“资源瓶颈”和“制度瓶颈”
明确改革升级内在要求之后，创造条件、审时度势、调适心态和寻求战机，将成为成功升级的关键。改革30 多年尤其是国际金融海啸以来，“资源瓶颈”和“制度瓶颈”已积重难返，严重制约着经济增长和改革升级。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就“制度瓶颈”而言，30 年的计划经济和30年的转轨经济，已经导致国有企业长期处于垄断优势地位，盘根错节难以撼动。尽管它直接支配的国民资源可达3 /4，但能直接贡献的GDP 却只占1 /4！ 另一极民营企业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原因之一在于二者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国有企业大约是4%以下，而民营企业却在9%以上。 差距显著的根源又在于二者的制度约束和激励机制相去甚远。
“国有企业是国家手中的经济军队。”维持其地位对于推进改革的意义无疑重大而深远。但是，长期垄断势必导致国企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更甚者，“政策资源垄断”和“政府代理人地位”还会导致各种“造租”和“寻租”行为 ，导致“钱权交换”和“腐败”，形成百般钻营巧取豪夺的既得利益阶层。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限制公款消费”、“整顿四风”、“不盖楼堂馆所”等，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政治影响。“打铁还须自身硬”，中央《八项规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已经奇迹般地吹落了两千多重要官员的乌纱帽！
尽管如此，“制度瓶颈”对于经济升级的约束仍不可等闲视之。“民营新政”酝酿推进过程中，“玻璃门”、“弹簧门”、“鸿门宴”难道还不比比皆是？ 以“保护个人隐私”来对抗全国房产普查不也是振振有词么？ “要触动他们的利益，真的比触动他们的灵魂还难！”
“资源瓶颈”对于改革升级的约束也异常严峻。长期“GDP 导向”和“政绩考核”已导致“要素价格严重扭曲”。“土地”、“空气”、“环境”、“劳动”等要素的浩劫与污染，已到了不能不休养生息的地步。就“土地”而言，国外烟囱工业和污染工业相继扎根中国大地，河湖水源污染普遍严重，“60 岁即长寿”的“癌症村”已不再罕见！ 宏观上看，各种“圈地”运动已导致18 亿亩耕地“红线”难以守住。就“环境”而言，“沙尘暴”，“雾霾天”，已到了不堪容忍的地步； 太湖、洞庭湖、巢湖、滇池等，也都蚕食严重、绿藻泛滥。就“劳动”而言，中国农村价廉物美的剩余劳动力，一直是外商首先看重投资中国的初衷，也是中国成为“外包基地”和“世界工厂”的注脚。但鉴于农民工工资长期严重低估，“民工荒”、“用工荒”乃至“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被透支殆尽！
“资源制度瓶颈”表明： “数量增长型”已经难以为继。未来的增长必须是“资源集约型”和“质量增长型”的。中国的GDP 约占世界的十分之一，但生产这些GDP 所需要消耗的钢铁却要占世界的50%，水泥占世界55%，能源要占世界21%。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增长目标，到2020 年中国实际GDP 将要翻一番。若按现在的增长方式，有些资源全世界统统拿来给我们用恐怕还嫌不够！ 为此，产业结构必须有大的变革，从制造走向创造，( 高端的) 服务业比重也需要显著提升； “人口红利”消失将需要用“人才红利”去弥补。
此外，官员( 含国企高管) 的“政绩考核”和“去留升降”等激励机制，也需要经由“民主”“法治”重新设计。纯粹“任命制”下，下级官员“政绩膨胀”恐怕难免； 而在纯粹“民选制”下，竞选人则很有可能“说哑嗓子”和“握肿手臂”。如何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合理取舍和慎重权衡？ 如何基于国情和民情坚持好“中国特色”？ 如何进一步用好“民意测验”、“百姓口碑”和“网络举报”？ 应是第二阶段改革升级的一大挑战。
五、“稳增长”：“简政放权”、“激活市场”，走出本轮“周期”
综观改革开放史不难发现已出现过四个“政治经济周期”，谷底分别是1978 年、1988 年、1998年和2008 年前后。目前我们所处的周期，应是30 年来最为困难的一个。“次贷危机”后，整个世界经济一直不太景气，“欧债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及其美国“QEn( 量化宽松政策) ”的推出与淡出，无不让中国经济复苏的上空阴云密布。
成功“救市”和“一枝独秀”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也平添了许多坎坷。“货币超发”和“地方债务”等加剧了企业格局、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或错位。本该“国退民进”的，结果可能相反； 本该政府淡出企业进入的领域，结果也可能相反。总之，“政府办市场”的格局不仅没有变动，相反却有所回潮。为此，“简政放权”“激活市场”“继续退够”无疑十分明智。“让政府少管或不管不该管的事，而管好自己该管的事”，这实质上是继续调整政府和企业的功能的边界，为市场让出更多的空间。
2013 年上半年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表明，经济运行在相对平稳中仍然略显疲弱，并没有走出这一轮周期的谷底。要完成年内尽快复苏的预期目标，继续依靠政策刺激和政府直接投资的空间已经不大，必须依靠深化改革，进一步激活市场机制的潜力。到目前为止，新一届政府已经三度“简政”，取消和下放了165 项行政审批权。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已经兑现其承诺： “本届政府任期内把现有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2013 年6 月份出现的银行“钱荒”事件，对于“简政放权”“激活市场”的决心和底线应是一大考验。央行一方面对嗷嗷待哺的商业银行决然警示性“断奶”，另一方面则颁布《国务院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指导意见》，鼓励银行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并优先扶持小微企业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还呼唤创建自负盈亏的民营银行。这不仅是在“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而且是在培植国有银行的竞争对手、为利率市场化铺路。我国的M2 已经超过百万亿、成为举世之最，其贷款流向和分布结构显然是最值得担忧的事情。上半年全社会10 万亿融资总额中，有5. 7万亿流向了房地产。“及时将营养输送到该长肉的部位”，无疑应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加速复苏进程的重要导向。
“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也举足轻重。目前地方债务中，银行贷款约占9. 3万亿，“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可能在6—9 万亿之间，债务总余额约为15—18 万亿。而就地方政府收入看， 2012 年年底税费收入约6. 1 万亿( 其中税和土地出让金收益大约各半) 。可见地方政府已经欠缺偿债能力，只能仰仗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 2012 年其规模大约在4 万亿左右，所以还有5—8万亿的缺口。尽管地方政府国有资产充裕，但毕竟是低流动性和低收益的资产，能否有效抵御高成本负债这一点，显然值得掂量。
就中期复苏态势而言，资本市场的“去政策市”改革与“法治”建设等应该更值得关注。中国经济扩张和牛市行情的相关性并不显著，总市值在GDP 中的比重也很有限。中国资本市场一定程度上还只是“圈钱”的“融资分配”的平台，而并非“法治”完备的“资源配置”的平台。尽管如此，鉴于本轮“政治经济周期”谷底绵长，民生“财产性收入”又曾多次急剧流失，因而，股市的重新振作和强势上扬，仍将是激活1. 3 亿股民乃至整个市场信心的风向标，对于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扩张意义重大。有理由相信，“反复筑底”之后，应该有一轮较大的行情。
六、“民营新政”日夜兼程，新型“城镇化”将释放“改革红利”
意义更为深远的改革升级在于“民营新政”。它不仅是“简政放权”的延伸演绎，而且是“激活市场”进一步开疆辟土的系列“锦囊”。其宗旨在于放手鼓励民营企业( 此前称“非公企业”) 进入传统上为国有企业所垄断的领域，与国企展开平等的竞争。长期以来的国企改革，无论是“转换经营机制”，还是经由资本市场实行“产权多元化”，都难以从根本上激活国有企业。“民营新政”则另辟蹊径，从外部展开竞争，用高出很多的劳动生产率对国企形成直接的挑战。民企出身贫寒，所扎根的土壤长期贫瘠，可谓“给点阳光就灿烂”。只要真能拥有平等的进入和竞争条件，民企的经济效益和“激活市场”的能力绝对不可以低估。只是在管理上如何更好地将它们纳入法治轨道，应该说存有很大的挑战。
在国家发改委鼓励民间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中，公用事业( 市政建设等) 、基础设施、社会事业( 医疗、教育服务等) 、金融服务、国防科技工业，
以及垄断行业等六大领域，都已经有了明晰的准入标准和时限。此外，分行业的鼓励和扶持政策，包括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措施也都已经出台。《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也即《新36 条》) 已经颁布，42 项民间投资实施细则也已按国务院要求全部出齐。针对民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融资困难、税费负担偏重等困难，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下一步重点在于消除传递信心和信任的障碍。
“民营新政”应能调整两类企业的比重并逆转“国进民退”的回潮趋势，逐步形成各占半壁江山的成熟市场的竞争格局。民企进入传统国企才能经营的领域，可以直接支配更多优质资源，而不必继续仰仗“国企发包”或“钱权交换”等间接途径。这不仅是“交易成本”的巨大节约，而且是对“腐败”的釜底抽薪。此外，民营企业家的市场意识、管理素质和创造能力的提升和累积，还将在未来培育出新一代的“市场/法治型”人力资源和企业家代表，对于“政企合作”和“法治建设”等意义深远。可喜的是，在民企发展领先的浙江的温州和台州，人们已经不难感受到( 市场型) “政企合作”的好一派新的气象！
“民营新政”在新一轮“城镇化”改革中必将激起巨大的活力。“城镇化”对一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是现代经济追加“有效需求”的新边疆。我国“城镇化”潜力巨大，城市化比率提高余地很大，城市边缘乃至各县镇村寨的土地价值也都有极大的升值空间。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相关土地至少已经升值了30万亿元 ，那么未来新型城镇化在土地方面将至少有60 万亿的升值空间！ 城镇人口和面积将会继续扩张并不断吸纳和升格农村的劳动力，在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等方面都将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城镇化将为国民经济提供可持续的动力，不仅可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而且是社会转型进步的时代性契机。
对于未来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初步预测表明 ，到2020 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达60%左右；到2030 年，将会达到66% 左右。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30 年的20 年时间里，新增城镇人口将为3 亿左右 ，超过整个美国的人口！ 当前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周期底部，投资与出口后劲不足，内需不足在短时间内又无法快速提振，消费水平已接近“临界点”，寻找新的驱动和酝酿经济上行，更新投资的去向和主体，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战略问题。新一届总理李克强同志在过去45 个月内曾6 次强调“城镇化”战略。
“城镇化”的理论挑战在于： 从逻辑顺序看，它本应是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派生物； 但从时间顺序看，二者则又齐头并进并相互推进，前者也可成为后者的手段。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曾经这样解惑： 城镇化不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过程，而应把它作为支持经济结构变革的一种力量。
新一轮“城镇化”的政策挑战首先在于： 如何让“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与城镇化的进程相辅相成？ 城镇化更多倚重的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还是转向在“新政”中逐步成长起来的( 中小微) 民营企业？ 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应该走的是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还是继续人为地“圈地”和“造城”？ 其次，如何让其核心成为“人的城镇化”？ 如何促进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的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同时又让城市白领回归自然和绿色？ 如何让“准城市化” 、“农业现代化”和“农工商城乡一体化”交互推进。
不少发展中经济体都曾经历“坏的城镇化”：人们在没有就业的情况下就涌入城市，规划不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高犯罪率、贫民窟“棚户区”等。我们当然也面临这些挑战，但应该不会落入这类“城镇化陷阱”。最终效果如何，恐怕还要取决于战略设计、主体选取、竞争激励和考核变革等多个因素。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代表已提出很多建议，配套改革涉及面很宽，包括： 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 深化保障房制度改革；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 构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体系； 构建进城人口的创业扶持体系；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深化县市管理体制改革； 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机制。
七、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建设“美丽中国”、托举“中国梦”
国际金融“海啸”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一直走走停停。美国走出“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后，一直步履蹒跚，失业问题严重困扰。“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各国一直难以走出长期不景气的阴影。中国经济这几年也处于长期( 30年) 调整、中期( 10 年) 调整和短期( 3 年) 调整的重叠部，股市和楼市都处于调整的阵痛阶段，产能过剩、资产膨胀、就业和环境的压力等都给政策当局带来严峻的挑战。“简政放权”、“激活市场”、“民营新政”和新型“城镇化”的改革红利的释放，都还需要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
社会政治经济周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 经济在底部奋力调整之际，往往都是科技研发和新兴产业的酝酿和崛起之时。其实，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高碳”正在转向“低碳”，“制造”正在转向“创造”，“服务生活”和“服务制造”正在逐步为倚重“服务创造”所取代，“服务本地本国”也正在为“服务世界”的更大的“规模—范围经济”所取代。“新能源”、“物联网”和“ICE”这三大新兴产业群，不仅已经初见端倪，而且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
三大新兴产业正在为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带来空前巨大的发展机会。其一，“新能源”包括三大子产业群： 1. 新型能源，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生物能、核能( 清洁能源) 等； 2. 节能减排产业，用新能源改造和替代传统能源产业的产业； 3.能源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包括各种输油输气的全国性管网和物流设施的建设。其二，“ICE”( 俗称“冰产业”) 是由“智能、文化、教育”三个子产业的英文单词的首字母( I、C、E) 缩略拼合而成的。其实质是应用和拓展IT 革命的成果去改造传统的设计、研发、规划、咨询、代理、宣传、创意、广告、动漫、电影、发布、出版、培训、教育等产业，形成新型的服务业。其三，“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升格，互联网革命20 多年来已经让世界经济社会天翻地覆。但应该说： 互联网只是信息革命的初级阶段； 在新的时代，“物联网”还有若干量级的上升空间。它将打通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打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前途未可限量。
在世界现代史上，中华民族曾经多灾多难，痛失过“经济起飞”的良机。如今这些都俨然成了我们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十二五规划中，“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赶超和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高端制造产业”等，都已经得到高度重视。与新能源有关的概念现已渗透到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未来十年新兴产业势将迎来跨越性的发展，其中制造业将进一步地柔性化、智能化、全球化和人性化。十八大以来，“新能源汽车”、“多网合一”、“物联网”的研发和推广等战略动向也都已随处可见。“3D”、“4G”、“云计算”、“大数据”、信息消费等新时代元素，正在融入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 “智慧校园”、“智慧企业”、“智慧政府”、“智慧城市”等，也在成为新时代的民族抱负。在滨海新区全世界最高速的“天河”计算机前，在北京中关村的“云中心”里，在“神舟10 号”的太空课堂上，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民族精神的时代脉动！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新一届党和政府及时抓住了新的历史契机，明智地发出了“美丽中国”和“中国梦”的时代强音，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写进了党的十八大报告，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一起形成“五位一体”的新的发展战略。这不仅是在呼唤“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不仅是在重返“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而且在告别过往的“追求数量型增长”的时代、告别那个时代所留下的珍贵回忆： “GDP 冲动”、“政绩考核”、“经营城市”、“土地财政”、“股市圈钱”、“民工荒、用工荒”、“房婶房叔”、“毒奶粉、镉大米”，乃至数不胜数的“干扰电话”和“垃圾邮件”等等。
好的开头，成功一半！ 展望2050 年，经过“追求质量型增长”和“完善法治建设”的第二战略阶段的发展和改革之后，也就是说，再经过30—40年、一到两代人的不懈努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必将充分涌流，而体制转型也势必能够水到渠成。市场体系在其“消费”、“投资”和“劳工”三大子系统内，都不仅艰难地走完了“从欺诈到诚实”之路，而且也踏实地完成了“从诚实到公平”之旅。未来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将不仅是“发达的”和“法治的”，而且也一定是“民主的”和“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