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西周的发展，华夏民族共同体逐渐巩固，经济文化诸方面优越于非华夏民族。西周时期诸夏与其他各族已有明显的区分，但由于华夏族还在形成中，与异族的界限并不严格，亦无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别。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尤其是北方与西北各族，纷纷迁入黄河中下游，造成了各族交结杂处的局面。异族的进攻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春秋时期，“诸夏”又称“诸华”，或合称“华夏”，包含有强烈的民族文化优越感；称异族为“夷”、“狄”，含有“卑贱”之意。同时，华夏民族也感受到了异族文明给华夏礼乐文明所带来的严重危机。然而此时周室衰微，无力号令诸侯。面对这种形势，齐桓公首倡“尊王攘夷”，打着周天子的旗帜号令诸侯，“霸诸侯，一匡天下”⑤。步齐之后，晋、楚等诸侯大国相继争霸，但“攘夷”的色彩逐渐淡化，实质是以“尊王”之名行称霸之实。而且华夏诸侯从现实中也逐渐认识到“攘夷”之不可能，认为“夫和戎狄，国之福也”⑥。春秋时期强调“夏夷之辨”，然而区分夏夷的最高标准是文化，即以是否行华夏礼乐文明来辨别华夷，而族类尚在其次。孔子认为周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⑦。但他并不排斥异族，而是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⑧。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夏夷之辨”是大一统下的“夏夷之辨”，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而以文化相区分，则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战国时期，内迁异族已为华夏吸收、融合，处于东方的诸夷与南方的楚亦与华夏融合，而雄霸西戎的秦国也逐渐同于华夏。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与融合，至此已完全形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这一时代，随着华夏民族共同体的稳定，以及对周边民族了解的日渐增多，出现了华夏（“中国”）与周边（“戎夷”）共天下的“五方之民”格局的观念：“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⑨这一理论认为华夏（“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同构成“天下”，并且认为“五方之民”文化习俗各不相同，是其所处自然环境差异所致。这种以华夏为核心、以东南西北与夷蛮戎狄整齐相对的“五方之民”一体格局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一种概念性的描述，但它大致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分布格局及民族关系：各民族之间和而不同，彼此包容，华夏与周边各族共同构成一个统一整体。
“汉族”的形成与族源认同
秦的统一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秦始皇扫平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并南越、西南夷、西戎诸族，建立起“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越海表，北过大夏”⑩的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是高度集权的一统社会，把全国划分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1，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又定疆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加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一步的统一。这些举措大大推动了华夏民族的发展，促进了境内各民族的融合，加强了与周边民族的联系与交流。
汉承秦制，是秦统一制度的继续与发展。至汉武帝时，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国力强盛，遂致力于边疆的经营。汉自建立以来一直受到来自北方匈奴政权的威胁。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民族，一般认为其先民即殷周时代的猃狁、鬼方。秦始皇时遣军击匈奴，夺河南地（即河套至甘肃黄河以南地）。秦汉之际，匈奴统一北方各族，建立起东起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的强大游牧军事政权。汉武帝多次大破匈奴，统一了广大北方、西北地区；同时又积极致力于南方及西南地区的统一与开发，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实现了各民族共为一体的“华夷一统”。汉在统一边疆各族后，根据各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丰富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体制与政策。
秦汉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空前规模的大统一，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基础。经夏商周的发展而最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进一步吸收边疆民族成份，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人数更加众多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汉族。她以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地域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及凝聚的核心。以汉族为主体的秦汉帝国的许多政治体制和统治政策，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伦理等各方面的进一步统一，边疆与内地、“中国”与“四夷”一统的观念得到加强。出现于西汉的《史记》是第一部全国性的通史，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起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史记》第一次为少数民族列传，把少数民族作为封建国家整体的臣民载入全国性史书。这正是“华夷一体”思想的具体表现。秦汉大帝国的空前统一，使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完成了由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并得以在多民族大一统的现实中总结、完善、提高，最终确立下来。特别是经过了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大一统思想已经深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成为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
东汉末年，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帝国陷入分裂割据状态。经历了三国鼎立之后，曾出现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不久，这种统一就被更加严重的混乱与割据所代替。自东汉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民族大规模内迁，在北方地区形成了各族错处杂居的局面。西晋末年，政治黑暗，汉族大量流向边远民族地区，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边疆民族在汉文化的帮助下又以武力向中原地区展开更大规模的迁徙。晋室东渡，汉族大量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在广大北方地区，内迁各族纷纷建立政权，实行汉化政策，在北方地区出现了空前规模的以汉化为特点的民族大融合。
入主汉地的各族一般都自称是炎黄等先王后裔，首先与汉族在族源上取得认同，造成各族同为一源、同为一家的“华夷一体”的观念。例如，夏国建立者匈奴贵族赫连勃勃自称“大禹之后”12，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立国者鲜卑慕容氏则称“其先有熊氏之苗裔”13，曾统一北方而欲取夺江东的氐秦苻氏称“其先盖有扈之苗裔”14，北魏鲜卑拓跋氏则称“轩辕之苗裔”15，建立北周的鲜卑宇文氏又称“其先出自炎帝”16。这些族源认同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认同反映了非汉族的各民族与汉族的强烈认同心理，反映了中国多民族整体的不可分割性，非汉族各族与汉族一样都以“中国人”自居，将自己看作这个多民族国家（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时期）整体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