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由“夷”进为“夏”，加入“中国人”的行列而争取正统地位，各族更注重文化上与汉族的一致性。内迁各族通过与汉族的接触与交流，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汉族的差别日益缩小。匈奴、羯、氐、羌、鲜卑慕容部都是在一定汉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民族政权的，因而其融合与汉化基本上是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的，而进入中原较迟、文化比较落后的鲜卑拓跋部，其汉化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明显的政治色彩。拓跋氏建北魏，以汉魏正统的继承者自居，重用汉族士人，依靠鲜卑族的武力和汉族的文化，经道武帝、太武帝两朝的努力，完成了对广大北方地区的统一，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
北魏以“诸华之主”君临中原，以儒学思想为政治指导，推行汉族封建统治方式，促进鲜卑族的汉化。孝文帝继位，北魏进入全面汉化阶段。在移风易俗的同时，北魏政权又奉孔尊儒，实行“以礼治国”、“以孝治国”的方针，从而使北魏政治在本质上完全与儒学结合起来，促进了鲜卑民族在文化心理上与汉族的逐步融合。由此，一个以原汉族为主体、吸收了内迁各族新鲜血液的新汉族随着隋唐大帝国的空前统一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这种大迁徙、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和发展，进一步加强了中华各民族间的内在的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边疆各民族，特别是入居中原后的各族，通过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的接触、交流乃至融合，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建立了许多与南方汉族政权相并立的政权，并在汉族士人的协助下，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已任，展开兼并、统一战争，使北方地区走向统一。在政治上逐渐由割据走向统一的同时，文化不断提高，特别是北魏的汉化，使南北文化差异逐渐消失。这些为后来隋的统一奠定了政治和文化的基础。
非汉民族汉化：中华整体观念的强化和发展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两个政权后，又演变为鲜卑化汉人高氏的北齐和鲜卑宇文氏的北周。执掌新政权的鲜卑贵族为了防止被汉族融合，都有意识地保持鲜卑旧俗。然而民族融合的大潮是根本无法抵御的。宇文氏建立北周，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主要依靠汉族，汉化是必然的。宇文氏仿周礼建官制（表示上继西周），建立汉化的政权，只是企图以汉人姓鲜卑姓氏的方法来保证这个汉化政权表面的鲜卑属性。周武帝灭北齐统一北方，周政权的汉化势力更加强大。
隋朝代周后即取消北周官制，恢复汉、魏旧制，在中原地区恢复了汉族王朝政权。北魏的汉化已使南北朝获得了文化大同，而隋的建立又从体制上消除了南北差异。隋南下灭陈，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隋朝统治集团出于北周宇文氏所建立的由鲜卑和汉族相杂而成的关陇集团，而这个关陇集团与北方其他政治集团一样，都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的产物。隋文帝所倚重的也基本上是这类与鲜卑有密切关系的汉人和汉化的鲜卑人，所以在隋的政治思想上很自然地包含了“华夷同重”的观念。
继隋而起的唐朝，其最高统治集团亦出自北周宇文氏建立的关陇集团。唐朝皇室祖上长期生活在民族大融合的北朝，世代在北族政权中做官，并与鲜卑族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这些都决定了唐代统治者，特别是唐太宗，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表现出非常开明、较少歧视的进步的民族观。对于边疆民族问题，唐太宗坚持“中国既安，远人自服”17的民族怀柔原则，不急于边功。在政治巩固、经济繁荣、实力增强后，谨慎从事，以实力为后盾而不依赖武力，执行的仍然是以怀柔和羁縻为主旨的民族政策，终于造成了唐前期“四夷宾服”的空前统一的辉煌景象。唐太宗反对历史上某些“贵中华，贱夷狄”的陈腐观念，认为“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父母之意邪”18。在处理内地与边疆事务上，努力做到内外无别，一视同仁，明确表示“百姓（汉族）不欲而必顺其情，但夷狄不欲亦能从其意”19。不但如此，唐太宗表现出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少有的信任。他说：“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之泽洽，则四夷可使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20他总结自己的民族思想，认为“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夷狄；朕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究其因，就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21。这种华夷一家、全国一体的观念，确实是封建帝王中极为难得的开明思想，唐太宗也因此受到各族人民的尊敬与拥戴。北方各族将唐太宗称为“天可汗”或“天至尊”，称通往唐都长安之路为“参天可汗道”；南方百越诸族更称赞贞观之世的民族团结的盛况是“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22
唐太宗的后继者们如武则天、唐玄宗，都是有作为的帝王兼政治家，他们基本上是沿着唐太宗的民族思想和政策而有所发展和补充，进一步促进了大一统政治下的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出现了“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23的壮观历史景象。正所谓“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郡县”。24
在北方与宋并立的是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唐后期契丹势力渐强，同时受汉文化影响也日益加深。916年，契丹可汗阿保机（辽太祖）建契丹国（后改称辽），仿效汉族王朝政治制度的模式，建立起世袭的皇权统治。此后，契丹依照中原王朝体制，逐渐建立并完善起国家统治机构，“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根据统治地区民族、文化的不同，实行北南面官制，“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25辽兴起时，正值唐末五代中原动乱时期。辽太祖及其后继者乘此良机，积极对外扩张，东灭渤海国，西败回鹘，南侵汉地，迅速发展成为统有广大北方地区的强大政权，与这时统一了黄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宋朝相对峙。辽在与中原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发展和壮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发生变化，发展的总趋势是缩小了与中原的差距，乃至最后形成民族间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26
在辽建国之初，统治者即意识到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学在汉文化中的统治地位，企图以祭孔崇儒来表明自己政权的正统性。辽朝皇帝进一步推行汉化，并以此标榜辽王朝已承华夏正统。为了进一步与汉文化认同，并与中原的宋朝争正统，辽朝君臣还在族源等方面制造舆论。辽朝君臣自称契丹本是炎黄之后，同属华夏一脉。辽代史学家耶律俨，主纂辽国史《皇朝实录》，“称辽为轩辕后”。27以《皇朝实录》为蓝本编纂而成的今本《辽史》则以为“辽之先，出自炎帝”。28
辽宋对峙之时，党项在今宁夏建大夏国，史称西夏。宋初，党项始模仿宋朝制度设立官职，“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29西夏王朝在政治和文化上借用或者模仿中原王朝的模式。
金朝的建立者是崛起于东北的女真。金初起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在灭辽亡宋过程中逐渐接受辽文化与汉文化，仿辽制与汉制建立王朝统治体系。金在南下过程中，将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汉族与已基本汉化的契丹族吸收了女真族的文化，但更主要的是文化相对落后的女真族接受汉文化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金文化。
辽、西夏、金的汉化与认同，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发展了华夷一体共为中华的思想，使中华整体观念得到强化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