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整体观念成为团结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13世纪初，当宋、金、夏对峙于中原之时，蒙古崛起于漠北。蒙古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原为室韦的一支，唐时即以“蒙兀室韦”见于文献。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建国号“也客蒙古兀鲁思”，即“大蒙古国”。至其孙忽必烈时改国号为大元，并消灭南宋，最终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元朝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它所实现的空前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以来的分裂、对峙局面，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大蒙古国时期对中原汉地的统治方式还基本上是草原旧有统治体系在农耕地区的延续。这种情形直到忽必烈时才有所改变。忽必烈即大汗位后，借鉴金代制度，开始全面推行汉法，改革蒙古对汉地的统治方式，博采汉族士人建议，仿效中原传统制度，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基本上奠定了元代政制的规模。忽必烈据汉文化经典而改建国号，进一步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已经不再是蒙古民族的国家，而是大一统思想支配下的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为了显示元王朝的正统性，元朝统治者又按照为前朝修史的惯例，为辽、宋、金朝修史。这在体例上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孰为正统的问题，争执不下。后丞相脱脱强制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30才平息了争论。这场正统之争，既反映了元朝统治者以中原正统自居，又反映了元人以各族为一体、不辨夷夏的中华整体观念。
元王朝巩固并扩大了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加强了版图内的统治和管理，第一次将西藏纳入中央政权的控制、领导之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结束了民族间的对立，突破了民族间的政治界线，将各民族置于一个大融炉中，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元朝时期，原金国治下的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差不多都已汉化，蒙古族和其他北方边疆民族又陆续内迁至中原和南方地区，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各族杂居。此外，自唐以来已有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及其他中亚人来我国定居。进入元朝后，又有大批这类人进入中国，他们同汉、蒙、畏兀儿等民族长期杂居和通婚，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元朝统治集团是文化比较落后的蒙古贵族。他们实行带有严重民族压迫性质的四等人制，将全国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四等人制凸显了人们政治权利的差别，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融合与中华整体观的形成。
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崛起的明政权是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在其倒元时期，为了争取到广大汉族的支持，遂高举起民族反抗的大旗，以“华夷之辨”作为其号召反元的思想工具。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讨元檄文中宣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并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31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政府要实行民族排斥政策，实际上这也只是个用来反元的政治口号而已。随着时局的转化，元朝败亡已成定局，明朝对元朝的调子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朱元璋所扮演的角色也就由反元的民族英雄，一转而成为代元而有天下的“新主”。还在明军攻克元都大都之前，朱元璋即告诫诸将说：“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国，将及百年。今子孙台荒，罔恤民艰，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当明朝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之后，王朝的正统性又成为朱明王朝最为关心的问题，于是便反复强调元朝的正统性。元朝是“受天明命”的正统王朝，朱明继之，自然也就是正统了。
以正统皇帝自居的朱元璋也不再强调“华夷之辨”了，而是一变而称“华夷一家”，声言“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32又强调说“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33其后继者明成祖朱棣亦反复强调：“今天下底定，四方万国罔不来廷，皆已厚加抚绥……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34宣称“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35这固然是明朝统治者出于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统治的政治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充分说明，经过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又经过元朝大一统的民族大融炉的锻炼，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
同时，退据蒙古高原的蒙古民族，在观念上仍将全国视为一个属于自己的整体，其统治者仍怀有重光大元的梦想。他们痛惜“把巧营妙建的宝玉大都，把巡幸过夏的开平上都，遗误而失陷于汉家之众”，36祈盼这些再“回转过来着落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37退据草原上的蒙古统治者们仍以“大元汗”自称，甚至连出身于西蒙古瓦剌部的也先，在统一了蒙古高原后，也自称“大元田盛（天圣）大可汗”，38并企图“求大元一统天下”，39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蒙古人一统全国的思想。
清起于东北，是满族建立的王朝。1644年入关代明后，为适应新的统治的需要，清朝仿明朝政体，改革制度，颁布法律。又祭祀历代帝王，自太昊、伏羲至明太祖共二十一帝，旨在表明清朝继承历代王朝的正统，是明朝的直接继承者。明朝祭祀前代开国帝王，于少数民族中只列元世祖，不列辽金两代帝王，以元继宋为正统。清朝祭祀历代帝王，将辽金元帝王均列入，向世人表明非汉族帝王亦可据有正统，实际是为了进一步表明清朝继为正统的合法性。为了树立“大一统”正统王朝的形象，清室大力提倡尊孔崇儒，立太学，行科举，提倡程朱理学，以表示清室对汉文化的尊重与继承。康熙更企图以宏扬理学的伦常观和社会政治学说来巩固加强清朝的统治秩序。
然而，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强制推行剃发等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许多汉族士人不承认清廷的统治，又重提“华夷之辨”和“尊王攘夷”，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对此，清王朝一方面进行残酷的镇压，一方面以理学为思想武器，从根本上展开反击。满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必须正视“华夷之辨”思想的挑战，从理论上破除“大一统”思想中的“尊王攘夷”观念。康熙强调理学的君臣、父子，以君臣关系驳斥“华夷之辨”。而至雍正，则更亲撰长文，系统阐发自己的大一统理论，编辑成《大义觉迷录》一书。雍正首先提出“有德者可得天下大统”的观点，认为不论何地何人何种族，都有君临天下的合法资格。虽然雍正帝也不完全否认“华夷之别”，但他强调“夷狄”可进而为“中国”，认为在清朝“大一统”政治下，再无华夷之别，内外之分，“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40“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41强调中外一家，否定民族间的差别与岐视。雍正认为《春秋》大义在扶纲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42这样就抽去了“大一统”中“华夷之辨”的内容，改造为四海之内共尊一君的君主专制大一统观念，从根本上否认了“尊王攘夷”思想。继雍正而之后的乾隆皇帝，在其父祖理论的基础上，又考察了历代政权的正统性，提出了一套正统论思想，将“尊王攘夷”篡改为“尊王黜霸”，形成以推重“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承续关系为主线、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
清初诸帝皆以天下之主自居，不能容忍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分裂割据出现，从而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理，在清朝前期空前地巩固了中国的统一。清入关代明后，以正统自居，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己任，密切关注边疆事务、励精图治、苦心经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建立起空前巩固、空前统一的大帝国，奠定了近代中国领土疆域的基础。
清代中国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巩固的大一统帝国。这个统一是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实现的，但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完成的。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今天我国的56个民族在清代即已经形成，并进而凝聚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多元统一体。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造成中国边疆危机、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掀起救亡图存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血与火的斗争中，中华民族生发出更加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华各民族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对立者，其整体性更加突出，各族人民由自发联合走向自觉联合，中华民族由一个自在的整体升华为一个自觉的整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实现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中华民族整体观念深入人心，升华为凝聚各族人民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正是由于具备这种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在其艰难曲折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虽然经历了多少朝代的兴亡更替，出现了若干次政权的分裂割据，但是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基调，而政权的分裂割据只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中华民族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越来越巩固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逐渐凝聚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中国各族人民，都认为中国是自己的祖国，都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成员，都有着明确的祖国观念和强烈的归属感、认同感。现在，中华民族正日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并在中华民族的综合力量中放射出异常的光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所蕴含的包容性与统一性，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为促进各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大作用。
